中国原生文明的抵抗策略——帝国大反击

1　帝国大反击的战略准备

对匈奴的反击作战，是秦在统一战争之后立即开始筹划的重点军事行动。

自战国末期开始，北方匈奴已经迅速强大起来。这时的匈奴族群，既包括来自古老华夏边缘地带的诸多鼻祖部族，也融合了已经衰落的戎狄、林胡、东胡等残存的游牧族群，同时，还包括了经过西伯利亚大草原进入东方的西方诸多游牧族群。这些活动在北方广大草原地区的族群，结成了松散的联盟，建立了新的匈奴政权。当时最高首领的名号，是“头曼单于”。这一联盟政权虽然松散，但在联结众多游牧族群南下劫掠中国方面，却因共同利益的驱使而有着统一号令的基础作用。

大匈奴联盟的出现，迅速改变了中国北方原有的诸多胡人族群各自为祸一方的边患格局，对中国北方边境形成了空前强大的压力，成为自夏商周以来两千余年中，华夏世界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北方边患。这一时期正值战国末世，赵燕两国对胡患的防卫，已经一定程度地弱化了。其后，秦统一中国的战争又连续推进，北方边境的防卫任务，事实上只能由秦国一力支撑了。

当时的秦国所能做到的，就是将九原郡的原有防守力量大幅度加强，变为一支常驻大军，以名将蒙恬为统帅，填补赵燕两国留下的防卫空虚，承担起整个中国北部的边境防卫。基于这样的大形势，在统一战争进行期间，蒙恬的九原秦军采取的防卫战略是：收缩防线于黄河之南，只做底线防守，不做进攻出击。秦帝国在“河南地”的全面防守，从灭韩开始到大反击，一直持续了16年。

如何一举解决北方的匈奴之患，是秦帝国上层一直在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

据《史记·主父偃列传》记载，秦帝国统一之初，始皇帝就想对匈奴发动大反击，李斯当时提出了反对意见。李斯的基本看法是：反击匈奴不能仓促进行，必须得有充分准备，所以现在不能开战。李斯的原话是：

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

当然，李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北击匈奴。这一点，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引证《史记·李斯列传》所记载的基本事实——“外攘四夷，斯皆有功”，已经给予了澄清。李斯所反对的，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时候展开反击。而且，其实际理由确实是成立的。因为，此时的九原直道还没有动工，粮食物资的大规模输送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www.xing528.com)

尤其是李斯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这是非常可贵的秦帝国战争文明的基本理念——要驱赶匈奴，但却不能在胜利之后大肆杀戮。这一点，也是后世对秦帝国妖魔化时完全忘记了的。

始皇帝明断务实，立即采纳了李斯的主张，取消了立即反击的想法。其后，秦帝国开始了坚实的战略筹划，以举国之力认真准备，等待最为合适的大反攻时机。须得说明的是，《主父偃列传》之后，说秦始皇不听李斯主张，这是针对秦帝国后来的大反击说的，而不是针对李斯所反对的仓促反击说的，这是一种历史的误解。

历史的另一种严重误解，是基于神秘文化而产生的历史流言。

这则故事记载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之中，说的是燕人卢生从东海办事回来，将其发现的古代神秘图书呈献给了始皇帝。图书之上，有一句神秘谶语——“亡秦者，胡也”。始皇帝将这句话解读为“胡人灭秦”。所以，下令蒙恬发兵三十万，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这则故事带来的另一则历史误解，是关于后来胡亥继位的神秘解读。

举凡神秘解读，其潜意识是：神秘谶语是天意泄露，只是当事人解读错了。

从历史的实际出发，神秘文化是中国古典文明的一部分，无论当事者态度如何，它都流淌在社会意识之中。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也基于司马迁本人的偏好，将许多占卜、预言、谶语等都记入了史书，甚至还为诸多神秘人士留下了专门传记。这些，原本无可厚非。这里的关键是，两千多年后立足于高端文明时代的我们，应当如何分析看待历代史书中这种缥缈神秘的东西。

只要注意到始皇帝后期复辟暗流的涌动，注意到六国旧贵族到处散布神秘流言这一历史事实，就完全不难得出符合历史真相的评判。诸如“亡秦者胡也”这样的神秘谶语，以及秦末社会的各种预言、流言、神秘刻石等，都是当时复辟势力的秘密作品，如“始皇帝死而地分”的陨石刻文；或者是神秘文化流派，在事后编织出来的先知故事，如“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南公预言。依据这种缥缈的历史迷雾，去评判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与动机，无疑是远远偏离文明史审视目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