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整合民生，启示中国原生文明

2　秦帝国的整合民生大建设

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帝国及时有效地整合民生，整个华夏世界保持了有序状态。

（1）郡县官署的跟进设立，是秦帝国整合民生的第一战略举措

若不对灭亡之国的故土立即做出有效控制，民生无着，那么即或灭了六国，天下动荡也会此起彼伏，甚或会引起更为普遍的大混乱。但是，在秦灭六国的战争过程中，除了韩国故地的贵族势力发动了一次复辟事变，其余五国故地之民众，都没有发生任何动荡。根本原因是秦国在大军之后政权建设的紧密跟进。在统一战争的十年中，秦每统一一国，都立即在所能控制的领土上设立郡县，建立官府，安定民生，监督贵族。

所以，在秦灭齐国之后，山东六国所能实际控制的区域，都先后建立了郡县政权。中国腹心地带的社会秩序，始终保持着基本的稳定。虽然，战争期间的郡县设立，这时还没有与统一政治文明的创建有机整合起来，但是，作为满足社会民生需求的先行步骤，绝大部分郡县政权，在统一战争过程中事实上已经建立起来了。36郡或者48郡，在公元前221年，绝大部分已经都有了。

先行在统一战争中普遍跟进郡县政权的建设这一战略举措，对保障战时社会的安定起到了最为关键的历史作用。事实上，这一战略举措，也是秦帝国整合民生大计的第一个步骤。它的实际意义，在于使秦帝国在之后的所有政策实施中，拥有了一支强有力的政策推行力量。

（2）第二个战略举措：销毁天下兵器，还社会以和平康宁

史料记载：“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廷宫中。”这件大事，是在统一六国的当年——公元前221年立即实施的。显然，这是一则事先谋划好的重大战略举措。

这一政策，在天下民众热诚拥戴中国统一，“莫不虚心而仰上，人人自以为更生”的时候实行，其首要目标并不是防止人民反抗。从当时天下痛恶长期战争的社会心理来说，收缴并销毁天下兵器，其首要的自觉目的，是要建立和平康宁的社会秩序，以消除六国贵族复辟势力再度掀起战争风浪的基本条件。连带的目标，才是防止民众反抗动荡。

依据后世史书，以及后世史学家对《史记》的不断补正与注释，收缴、销毁兵器这件大事的脉络，及其后续事件，是清楚的。

公元前221年秋，秦始皇帝下令收缴并销毁、重铸天下兵器。以当时秦帝国令出必行的执法力度，应当是基本上收缴了除秦国军队之外的天下所有兵器。当时的山东六国，有军队四百万上下，以每人3件兵器计算，再加上战国时代民间普遍拥有兵器这一事实，当时天下的兵器数量，应该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至少，兵器总数量超过了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时期。这些兵器被冶炼销毁后，铸成了两样东西：一是连带钟架在内的若干口大钟，二是12座巨大的金人——铜人。这些金人，以西部抗击匈奴的秦军大将“翁仲”为原型，每尊高约5丈6尺，重达34万斤，矗立在咸阳宫前的广场上。

有汉一代，这12座金人依然矗立在长安城的未央宫前。据《水经注》记载：东汉末年，“董卓毁其九为钱。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阳，重不可胜，至霸水西停之。石虎取置邺宫。苻坚又徙之长安，毁二为钱，其一未至而苻坚乱，百姓推置陕北河中（当指陕县以北的黄河），于是金狄灭。”

至此，12座金人从历史中最后消失。

（3）第三大战略举措：推行“定地势”大建设政策

这件大事，《史记》引用的秦代碣石门石刻是这样记载的：“皇帝奋威……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服；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分并来田，莫不安所。”秦代石刻是三句一节，上述四节十二句，集中讲述了秦帝国统一之初推行“定地势”政策的具体内容及其社会效果。

从内涵上说，“定地势”，就是整治地理环境，平整自然险阻与人为构筑的种种障碍。

从整体上说，这一政策包含了四个方面的普遍工程：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疏浚漕渠。让我们来看看这四个方面包含的具体内容。

其一，堕坏城郭。请注意，依据《史记》正义对这四个字的考据辨析，坏城郭，是一个单独的名词，是指年久失修已经自行毁坏的城池。堕，是动词，夷平毁去的意思。四个字连起来的意思是：拆掉已经老旧毁坏了的城池，夷平地势。

春秋战国五百余年，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在大变法中全面发展，一方面是诸侯分治，霸权迭起，刀兵连绵，城池要塞构筑如林。及至战国中后期，七大战国中除了韩国，每个大国有军队驻防、有人口居住的大小城池，大体都在一百座上下，秦、楚两大国的城池更多。有许多封地领主基于分治需要，也在自家封地上建造了许多小城小邑。也有许多中小诸侯国基于盘查商旅或军事防守，建造了许多大小不一的要隘关塞。种种城邑与要塞关隘，都因为种种自然灾难，或者战败失守而遭受大火焚烧等原因，成了事实上废弃的城池。这些已经丧失了功能的废弃城邑关隘，矗立在原野，矗立在交通要道，矗立在河流码头，既占农田，又碍交通，有百害而无一利。

拆毁并夷平这些废弃城池，恢复大量农田，并使水陆交通畅通，从而便利民生，是一件重新规整大地环境的实实在在的好事。

其二，决通川防，疏浚漕渠。

这两件事互有关联，在实践中也是一体化实现的，故而连在一起说。

自春秋动荡开始，至战国分治天下，各国在江河湖泊各自修筑堤防已经成为普遍事实。尤其是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周、韩、魏、赵、燕、齐六个政权，都曾“壅防百川”，也就是用土石修筑大型堤坝，各以自利，同时危害他国。

据《汉书·沟洫志》记载，赵魏齐三大国的大河堤防战，曾经很是惨烈。

大河东岸，赵、魏两国地势高，齐国地势低。为防止赵魏河段的洪水淹没本国农田，齐国在距离河岸25里处，修筑了一道大堤。从此，只要河水大涨，遇到齐国大堤便倒卷回来，反而淹没了地势高的赵魏农田。赵魏两国大是不满，会商之后，也在离河25里处的齐国大堤对面，共同修建了一道大堤。

如此一来，只要大河涨水，便在两边堤防间冲击游荡。汛期一过，积起厚厚一层淤泥，渐渐隆起成为肥田。于是，三国民众纷纷进入堤坝区耕耘，争夺激烈，并迅速盖起了巩固土地权的一片片庄园房舍。但是，一遇洪水冲毁堤防，每次都死人无数。于是，赵魏齐三国便从原堤防处后退，在距离城池已经很近的地段，再度建起了更高大的堤防。后来，大河洪水在两道高大堤防夹击下没有出路，非但淹没了所有农田，还冲进城池，淹死了三国大量人口，造成了巨大灾难。

这就是战国之世的堤防战。地势低者不愿让地给洪水出路，地势高者不愿低处筑堤而洪水倒卷，各以堤防堵截洪水，造成经常性的洪水大泛滥，致使生灵涂炭。这种共享水流但却没有系统规划的堤防，以各种相互阻碍的方式建了续作，是战国时代危害民生的重大灾难之一。夷平这些相互冲突的堤坝，只有统一的大国，统一的利害筹划，才能有效做到。从任何意义上说，这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人道大政。

疏浚漕渠，是决通川防这一大政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漕、渠，都是指人工开凿的水道。漕，是以行船为主的水路交通大道，就是后世所说的运河。渠，是以灌溉为主的行水之沟。战国之世，各国修建的漕渠很多，水利的发展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其中，最大的漕——运河，是以魏国为主所修建的沟通黄河、淮水、济水、汝水、泗水五大流域的鸿沟运河水系。后来，秦帝国修建的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灵渠，是鸿沟之后另一条最大型的运河。

另外，由楚国修建的，有沟通汉水与云梦泽的运河、沟通长江与震泽（太湖）的运河、沟通江南五湖的运河；齐国修建的，有沟通淄水与济水的运河；还有魏国西门豹修建的，沟通漳水与邺水的漕渠兼顾的水道。

战国时代，各国修建的以水渠为轴心的灌溉农田的大型水利工程也很多。最著名者，是秦国的李冰渠——都江堰、郑国渠，以及秦帝国在疏浚漕渠的同时，新开的会稽郡的通陵渠、长沙郡的汨罗渠、陇西郡的秦渠、陈郡的琵琶沟等大型灌溉工程。

但是，这些漕渠在战国末期的数十年中，由于山东六国不断地衰落以至濒临灭亡，几乎完全没有人力物力以及国家的动员能力去维护了。漕运水道多有淤塞，农田灌溉渠道更是损毁严重。当此之时，帝国将决通川防、疏浚漕渠当做“定地势”的轴心工程大力推动，对于恢复水运交通，恢复农耕经济，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民生人道大政。(www.xing528.com)

定地势的另一项大工程——夷险阻。

险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交通与商旅构成巨大障碍的自然地势；一种，是在交通要冲地带人为构筑的地形障碍。前者如关中到九原的山梁沟壑，后者如各国在山口要道或江河主要渡口所构筑的壁垒、山梁、堑沟等军事阵地。夷平前一种险阻，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交通建设。同时动工修建的秦直道，其最主要的工程量就是“堑山堙谷，夷去险阻”。夷去后一种险阻，最主要的意义，则是消除人为的交通障碍，使民众交往、商旅贸易更加便捷。

凡此等等大型工程的实现，等同于对整个华夏世界的生存环境，作了一次大修复，其在当时的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算过高。是故，碣石门石刻所言的社会反应，应该是自然而真实的。

地势平定之后，男子乐于耕耘了，女子安于桑麻了，百事各有秩序了。工程给所有的产业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对于新开垦的土地，无论是分还是并，民众都安然接受。显然，这种泰然安乐的社会情绪，既是连绵刀兵之后的颓然舒展，也是对新帝国政权的普遍信任。这种情形，在后世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太平盛世”，是极其罕见的历史现象。虽然，这一时期持续得很短，但是，它却留下了一个帝国时代注重民生建设的巨大历史足迹与文明辐射力。

（4）第四大战略举措：全面整合并大建天下道路

自古以来，中国就将人人可行的大路叫做“官道”。

官者，公共之谓也。如此称呼，其本原意义，是与封地分治区域有通行限制的私家道路相对应的。秦帝国建立之初，立即对天下“官道”进行了大整合。从工程内容看，这一整合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修复旧有官道，使之符合法定的车轨宽度与交通容量；

二是打通当初各国有意不互相连接的郡县道路、边境道路；

三是补修并连通原有的交通干道——天下驰道；

四是新修建通向北方前线的国防高速大道——秦直道。

从道路本身的整合实践看，这一战略任务完成了四个方面的大型系统工程。

其一，以统一的交通法度为依据，整修天下各郡县官道将近四百条。

郡县官道，就是山东六国原有的大路。虽然，这些道路大体都能通行，但是却没有定制，宽窄不一，长期缺乏维护，事实上的交通障碍已经是普遍现象。对郡县道路的整合，主要是以统一的车轨宽度为依据，重新拓宽或补修路面；其次是打通断点、拆毁路障等。这一整合，在当时称为“路政统合”。

其二，整修与新建内史郡通外官道12条。内史郡，大体上是以关中地区为轴心的老秦国本土区域。从关中通向外部的12条官道是：泾水道、汧水道、渭水道、子午道、水道、褒斜道、陈仓道、金牛蜀道、巴山道、白水道、蒲津道、武关道。凡此12条官道，都是关中通联天下东西南北的出口大道。

其三，以原有驰道为基础，四大干线为轴心框架，整修天下“驰道”。驰道者，车马疾行之大道也，也就是今天说的高速公路。战国之世，各大国都有这种连通富庶地带的古典高速公路，只是各国数量不一，路况不同，相互通联较差。秦帝国以各国现有驰道为基础，确定以四大干线为框架，整合天下驰道。这四大干线是：

第一条干线，咸阳出函谷关的东西驰道；

第二条干线，“东穷燕齐”驰道。这条驰道的功能，是联结原有的秦燕齐赵四国。所谓“东穷燕齐”，是说它的最远目的地，而不是它通联的所有地区。这条驰道的实际路线，是通联北方四大战国的原有驰道，实际路线的城市联结点是：咸阳——函谷关——新郑——大梁——邯郸——蓟城——临淄。其间，以大梁为轴心，同时有一条东线：大梁——临淄——蓟城。也就是说，这条干线的全部形状，类似一个捕鸟长竿——函谷关至大梁是长竿，大梁至临淄，至蓟城，至邯郸，再回大梁，是顶端的圆圈。这条干线，全长大约在八千余里，或者万余里。

第三条干线，“南及（楚）吴越”驰道。这条驰道，连通原先的楚、吴、越三大国，其城市连接点是：咸阳——函谷关——陈城——寿春——吴城——会稽，全长大约五千余里，甚或更长。

第四条干线，“南极海粤”驰道。这是完全新修建的连通岭南三郡的驰道，史称“杨越新道”。这条驰道路线的城市连接点是：咸阳——函谷关——陈城——寿春——庐陵——番禺——桂林。自故楚都城寿春以南，全部是新修大道，全长约两千余里，或者更长。

所有这些驰道，其修建规制、长期功能、交通美感，都达到了当时的世界最高峰。

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驰道的建造规格是：“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宽约七十米。道路中央三丈是高速车道，两边青松林带隔离。路肩培土中，有一定密度的铁条支撑，既抬升路面，又兼顾平整，同时利于排水。贾山对此大为感慨地说：“为驰道之丽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斜径而托足焉！”

这样的驰道，一直到百余年之后的西汉，依旧完好无损。《三辅黄图》记载，汉代不但继续使用秦驰道，而且完全承袭了秦代的路政管理：

汉令：诸侯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也；不如令，没入其车马。盖沿秦制。

特别要说的是，秦帝国新修建的杨越新道，与灵渠一起，构成了联结岭南三郡的水陆大通道。据《湖南通志》等史料记载，这条大道的地形险峻，修建艰难：大道“两岸如削，夷险一致，阔五丈余，类大河道”。这条大道修成后的两千余年，依旧照常使用，并且壮美异常。清人邝露之笔记《赤雅》，曾经记载了自己走过杨越新道后的感受，他说：“自桂城（桂林）北至全湘，七百里皆长松夹道，秦人置郡时所植；龙攀凤跱，四时风云月露，任景任怪；行十日至兴安，梦魂时时见之。”

这样的建设精神，这样的工艺水准，实令我们骄傲！

道路大建设的另一个惊世创造，是秦直道的修建。

秦直道，就是从咸阳直达九原的军事高速大道。《史记》的记载是：“为直道，道九原，堑山堙谷，直通之。”战国时期，关中曾经有一条通向九原郡的道路。苏秦说燕文公时曾经提起这条道路：“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郡、上谷，弥地数千里。”这就是说，关中到九原，不是没有路，而是路难走，要绕远许多。

这条大道所以要修成直达大道，根本原因是秦帝国要对匈奴展开大反击，要保障后勤快速畅通。是故，这是帝国盘整交通中惟一的一条国防高速大道。这条直道，起点是甘泉宫，目的地是九原郡，全长1800余里。据《史记》之说，这条直道没有竣工——“道未就”。但是，同时又有秦始皇最后一次巡视回程走秦直道的记载。两相参正，应该是基本通了，只是没有完整建成。

这条秦直道，在百余年后西汉反击匈奴时，才真正发挥了巨大作用。汉文帝能发八万骑兵快速抵御匈奴，汉武帝能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里，威震匈奴，没有秦直道是不可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