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齐王建，是战国末期庸主群里最为孱弱的一个。
要了解这个严重依赖母亲而又孱弱平庸的末期齐王，还得回到那场战争中去。
（1）一则曲折传奇的婚姻，决定了齐国末期的政治格局
公元前284年，乐毅率五国联军破齐。齐湣王逃出都城临淄，被前来援救齐国的楚国将军淖齿，鼓动齐国逃难民众杀死了。当时，临淄王城宫廷一片大乱，齐湣王尚是少年的儿子田法章，在混乱中逃出临淄，随难民进入了貂勃部坚守的莒城，隐名埋姓地流浪着。后来，这位狼狈的王子为了谋生，就在一座府邸做了一名仆役。这座府邸，是齐国退隐大臣太史敫的家。太史敫有个小女儿——我们姑且称她为“太史女”吧。此女聪敏非常，总觉得这个突然飞来的仆人很令人惊讶，纵然一身粗麻布衣，却总是渗透出一种特异的气息，一定不是一个平常人家的落难子弟。于是，在衣食紧缺的战乱时期，聪敏的太史女常常从父亲那里偷出一些食物衣服，送给这个英挺年轻的仆人。
很快，太史女就瞒着父亲，与这个年轻的仆人相爱了，私通了。
就在这时，淖齿率领的楚国大军撤离了齐国。之后，坚守莒城的貂勃与流亡而来的大臣们商议，决定公开寻找齐湣王的儿子，将其拥立为新齐王，以凝聚齐国军民的抗燕士气。可是，查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王子的踪迹。
实际上，在太史敫府做仆人的田法章，早已经知道了齐军寻觅王子的消息。可是，他不知道齐国军民是不是要杀他，因此迟迟不敢露面。后来，大约由于太史女有意无意的解释说明，使这个年轻人相信了不会有灾难，一定是好事。于是，仆人便对太史敫父女承认了，自己是齐湣王的儿子，是齐国王子田法章。很快，田法章被拥立为新齐王，这就是齐襄王。
在新王的坚持下，太史女被立为王后，史称“君王后”。
这个君王后，很快生下了一个小王子，就是被史书称为“齐王建”的田建。
齐襄王在莒城度过了五年，重新回到临淄的时候，小王子田建已经四岁了。对于这桩婚姻，君王后的父亲，古板的老“太史敫”是深感羞愧的。在齐襄王派人迎接这位老臣岳丈回临淄的时候，太史敫坚决地摇头拒绝，并痛切地说：“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汙吾世。”——女子不经媒妁而自己嫁人，这不是我的种，污我一世啊！由此，这个古板的老人此后再也不见他的这个王后女儿了。
可是，如此激烈的斥责言辞，太史女居然毫不计较，照样按照礼仪回莒城探视父亲，奉行着永不见面的孝道。为此，太史公在史书中大加赞扬：“君王后贤，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礼”——君王后是贤女，她不因为父亲不见她而失人子之礼啊！
很快地，10余年过去了，齐襄王死了，19岁的田建做了新齐王。
（2）君王后摄政时期，齐国奉行孤立于山东六国的事秦政策
田建对母亲非常依赖，用今天的话说，这个年轻的国王有严重的恋母情结。
所以，田建即位后，齐国事实上是君王后摄政，齐王只是个虚位而已。在君王后摄政的16年里，齐国一直奉行着一条“事秦谨，与诸侯信”的邦交方略。所谓“事秦谨”，就是以附属国的地位，谨慎地听命于秦国霸权。所谓“与诸侯信”，就是在对山东诸侯的邦交中恪守盟约，讲求信用。
可是，在战国末期剧烈的兴亡沉浮中，君王后摄政的齐国，可以做到“事秦谨”，但根本无法做到“与诸侯信”。因为，这两则方略恰恰是矛盾的，是针锋相对的。请看一则最重大的事例——齐王建六年，秦赵对峙的长平大战开始了。最初阶段，齐国与楚国一起，都准备按照合纵盟约出兵救赵。这时秦国发出了警告：齐楚两国若想与秦国结好，就退兵。否则，秦国将发兵进攻两国。于是，齐国与楚国一样，都因畏惧秦国而退兵了。不久，赵军被秦军包围于长平谷地，断粮四十余日。赵国紧急求救于齐国，请求粮食支援。可是，齐国的君王后母子政权，却不听大臣周子力主救赵的慷慨陈词，最终拒绝了援救赵国。
自此之后，齐国与秦国的关系便稳定了下来。
这种稳定，是一种非常特异的格局：秦国只对中原五国用兵，而不进军齐国；齐国则在秦军进攻他国的问题上保持不救援立场。这是“事秦谨”的要害。其余的邦交事务，齐国都很守盟约，此谓“与诸侯信”。也就是说，齐国以在国家兴亡中的“事秦”立场，换取了与秦国的相安无事。同时，又以在邦交实务中的信用，换取了“与诸侯信”的天下虚名。(www.xing528.com)
从根本上说，齐国的这种以“事秦”为邦交根基，而对山东五国的战争危难一律不救援的对外方略，是一种孤立于既往同盟阵营的自杀政策。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齐国庙堂沉湎于没有战争的安定岁月，对这种孤立主义的危险没有丝毫警觉。
在《战国策·齐策六》中，记载了君王后的两个故事。
其一，秦昭王派出特使，给齐国送来了一副玉连环，请齐国拆解。临淄王城无人解得。君王后拿来了一把铁锤，砸断了玉连环，对秦国使者笑云：“谨以此法，解矣！”秦国特使一时惊讶无言。
其二，君王后老病将死，齐王田建守在榻前流泪。君王后说：“群臣之中有几个人，还是可用的。”田建惶恐地转身高声道：“快拿笔牍来，我要写下！”君王后一笑：“写下，也好。”可是，当田建从侍女手中接过毛笔和竹简的时候，君王后却说：“老妇已忘矣！”
如此两件事，一见君王后之聪明，一见君王后之心机。第一则故事，锤断无解之玉连环，君王后是聪明的，也是果敢的。因为，这实际上是以特殊的邦交语言，向秦国表明了一种意向：真将齐国逼上绝境，我只有“碎玉”了。也许，果真是这种聪明果敢的邦交举动，起到了一些震慑作用，终归是秦国在君王后母子当政时期，几乎没有过进兵齐国的战事。
第二则故事，对于最重大的人事善后，主动提起，又主动忘记，君王后是心有所虑的。这种临时变化的心机有两方面：一是维护自己的贤名，最后大事不落“王后干政”之名；二是平常早对儿子说过了，此刻不说也许反而更好。
历史的价值评判法则是：天赋与性格，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当一个人被镶嵌进国家机器，甚或成为这台机器的决定性部件时，他（她）的天赋与性格就会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元素之一，就必须接受历史的评判。君王后的聪明与心机，假如是建立在大力推动富国强兵的基础之上，最终保全了国家，激发了国民精神，自然是非常有价值的。
可是，君王后摄政16年，未见任何富国强兵与激发国民的变法举措。相反，君王后的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周旋妥协政策之上。这种由君王后明确下来的“事秦”政策与孤立于山东六国的政策，实质上是一种以追求独家安乐为根基，而左右逢源于剧烈兴亡时代的古典绥靖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在齐国一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极大地弱化、扭曲了齐国的社会精神，使一个曾经强大的国家在面临灭亡的时候，竟然沦落到没有一个人敢于抵抗的境地。
君王后的所谓“贤明”，造成了天下烽火浴血而风景这边独好的怪诞格局。
在山东五大战国与秦国日夜征战的漫长岁月里，只有齐国一家安居大海之滨，远离战火作壁上观。这样的贤明，最终酿成了举国上下无可救药的软骨症，直接导致了国家灭亡。从根本上说，君王后的贤明，只是一种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伦理与政治细节方面的聪明应对而已，并不是一个政治家在那个时代大是大非上的贤明。
（3）齐王建时期的昏暗政治综合征
君王后死后，齐王建还有28年的王权时间。
如此之长的时间里，齐王建只用了一个丞相。这个丞相，名叫后胜。
后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史书对其人之出身，以及做官经历，皆无明载。我们也无须考据这些细节。但是，后胜执掌齐国相权之后的作为，在《史记·田世家》中却记载得很明确。这位领国丞相，28年间都做了些什么事？
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纵）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六国。
这段记载明确了两点：其一，后胜多次接受秦国的贿赂，事实上变成了为秦国做事的间谍；其二，后胜又将门下宾客大量派往秦国为使，秦国随即收买了这些人，使之都成为秦国的“间人”，这些人就向齐王大力散布“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的舆论，从根本上导致了齐国的混乱。于是，太史公得出概括性结论：“秦以故得灭六国。”
事实上，古往今来的兴亡历史都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一个国家灭亡的最深刻原因，绝不仅仅是“间人”干扰了君主或领袖的决断。同样，秦灭六国的根本原因，也绝不会是“间人”力量与“反间”力量起了主导作用。但是，从直接意义上说，秦国利用金钱收买齐国权臣和使者等人作为间谍力量，已经从内部瓦解了齐国的抵抗意志，从而给最后时期的齐国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严重干扰了齐国的决策。也就是说，从实质上看，在秦国大军压境之前，齐国已经从根本上崩溃了，则正是“间人”力量与“反间”力量的综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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