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力拔新人，重整政治格局

3　力拔新人　重整政治格局

嬴政13岁即位，至22岁亲政的10年之内，秦国的政治格局非常混乱。

当时的政治格局是，三驾马车各行其是，大臣将领无所适从。这三驾马车是：其一，以虚位秦王（嬴政）为轴心的王室系统；其二，以文信侯吕不韦、纲成君蔡泽为轴心的丞相府系统；其三，以太后赵姬与长信侯嫪毐为轴心的雍城集团。这一时期的秦军系统，有政治言权的高层主要将领有上将军蒙骜、左庶长王龁，以及曾经先后担任过东出大将的桓龁、王陵、麃公、樊於期四人。其间举兵叛乱的长安君成蹻，属于王族大臣领兵，不是秦军的常任将军。

到秦王嬴政亲政，嫪毐赵姬集团、吕不韦蔡泽集团先后退出秦国的政治舞台。作为最高决策轴心的王室，以及作为秦人族群轴心的嬴氏王族，已经渐渐稳定下来。这时，秦国政治结构中最大的问题，是三个方面：

首先，王族群体还没有形成以新秦王嬴政为轴心的强大的根基力量。

王族大臣长安君成蹻的兵变叛乱，太后赵姬的被囚禁问罪，牵扯诸多王族成员触法戴罪，或被贬黜，或被放逐。昌文君、昌平君等因联姻而进入秦国的高爵外戚大臣，虽然曾经拥戴秦王，但此时也离开了秦国。这一时期的秦王嬴政，只有22岁，尚未有子女成人，不足以构成实际的政治力量。凡此等等都说明，此时的嬴氏王族，还没有凝聚成强大的核心力量。

其次，秦军结构已经严重老化，军队缺乏各阶层人才，尤其是统帅人才。军队的结构老化，主要表现有三个特征：其一，将领阶层老化，缺乏新的将军阶层，更缺乏具有统帅品格的军事家统领全军；其二，因为多次军事失败以及内部兵变、政变等因素，秦军军力已经严重受损，总体规模缩小了许多，急需补充；其三，因连续保持战略守势二十余年，职司秦军总后援与边防要塞防守的国尉府系统，也没有杰出的统御大才，给重振秦军带来很大困难。

再次，最高决策层与国家权力运行系统，更见人才缺乏。

在秦国高层权力中，缺乏具有大政治家品格而能统领国政的开府丞相，国家政事系统难以高效运转；其次，缺乏具有战略家才能的大谋略家，对外大争没有各个方面的统御人才；其三，缺乏总领经济民生的专业大臣，诸多民生难题难以有效解决。也就是说，高层权力的方方面面，都缺乏杰出的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但是，这一层面的人才状况，恰恰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架构，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

这时的秦国，最为紧迫的问题是新的政治架构的建立，是人才问题。

（1）王翦、李斯、蒙恬三大才，最早进入秦国的新政治架构

在嬴政即位的前九年里，王翦、蒙恬、李斯这三个后来的骨干大臣，已经进入了嬴政的视野，并在多头政治的复杂背景下，与嬴政结成了事实上的政治同盟。

先说王翦。《史记·王翦列传》对王翦的早期经历，只有一句话：“王翦，频阳东乡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此后，便直接到了嬴政亲政两年后，“王翦为将”，开始对赵作战。《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王翦出场，则直接从嬴政十一年的攻赵开始，没有前期经历。这一简单记载，说明了几个基本方面的事实。其一，王翦在当时是三十岁上下的底层或中层将领，军权不大，但却有将才之名，否则不足以被嬴政知晓；其二，因为某种具体遇合，王翦投入了嬴政阵营，即所谓的“事秦始皇”；其三，王翦对年轻的秦王曾经有过实际的谋划之功，否则，不足以在后来被嬴政尊为“秦王师”。

蒙恬，与秦王嬴政年岁大体相当。其时，蒙恬的祖父蒙骜是秦国上将军，蒙恬的父亲蒙武是秦军大将。蒙恬、蒙毅兄弟，是蒙武的两个儿子，都是少年才士，颇有名望。当时的秦国，正在政治混乱时期。以嬴政的政治智慧，自然会寻求与军旅世家蒙氏的种种接触机会，寻求尽可能的政治结盟。如此背景之下，尚未加冠入官而正在修习“狱典文学”的蒙恬，是秦王嬴政与蒙氏接触并且结盟的最好入口。这，应该就是《史记》所说的“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的缘故了。

李斯，楚国上蔡人，以荀子学生之身入秦，其目标本来就是“西说秦王”。可是，当时是吕不韦领政，秦王嬴政尚在虚位之期。于是，李斯先做了吕不韦的“门客舍人”，官府身份是丞相府“郎官”。由此，李斯得以晋见嬴政，提出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战略长策。虽然，当时的秦王嬴政无法重用李斯，但是，李斯由此而获得秦王嬴政的信任与尊重，并在实际上进入了秦王同盟集团，应该是可信的事实。秦王亲政之初所犯的第一个大错误——发布“逐客令”，就是因李斯的上书而纠正的。假如，李斯与秦王嬴政没有此前的实际关系，以被逐之客的身份迅速上书并直达秦王案头，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如此历史渊源之下，这三大骨干人才，在嬴政亲政后立即进入了秦国新一代政权的核心，与年轻的秦王一起，初步形成了秦国新政治架构的核心。

（2）很快进入秦国新政治架构的另外一个山东名士——尉缭

尉缭入秦，在《史记》材料中颇具传奇性。传奇之一，是尉缭留下了后世非常熟悉的关于秦王外貌的说法与品格的评价，外貌说法是：“蜂准（高鼻梁），长目（细长三角眼），挚鸟膺（鸡胸），豺声（声音嘶哑凶狠）。”品格的评价则是：“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这一说法，在后世演变为将秦始皇妖魔化的最重要的形象证据。传奇之二，是尉缭在入秦献策之后，又逃亡离秦，被秦王发现，最终留秦，做了国尉。其间因由，不明所以。传奇之三，秦王嬴政强用尉缭之后，突然全部采用了尉缭的谋划，这就是所谓的“卒用其计策”。原因何在，不明所以。

惟其朦胧断裂，所以颇具传奇性也。

我们先来看看，尉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关于尉缭的背景，《史记·秦始皇本纪》只有一句话：“大梁人尉缭。”就是说，尉缭是魏国都城大梁人。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以及后世军事史家之考证，战国中期与后期，各有一个“尉缭”。战国中期的尉缭，是个军事家，著有《尉缭》31篇，被《汉书·艺文志》录入“兵形势家”流派。战国后期的尉缭，也就是入秦为嬴政所用的尉缭，也是个军事家，因其任职国尉而得名尉缭。这个尉缭也著有兵书——《尉缭》29篇，被《汉书·艺文志》录入“杂家”流派。宋代辑录的兵书《武经七书》中的《尉缭子》，军事史家一般认为，应该是前一个尉缭子。

依据历史的逻辑分析，这两个尉缭，应该是血统传承关系，祖孙关系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尉之为姓，源出于春秋时期的武官——尉。到了战国时代，尉的设置在各国普遍化，各国尉官或其后人，以尉为姓者开始出现。尉缭能以平民之身，有兵法之学，其最大的可能性根源就是家传。当然，无论这两个尉缭是不是血统传承关系，都不影响我们对后一个尉缭的评判——这个尉缭是个杰出的军事家、谋略家，并且具有出色的总揽军政事务的才能。

尉缭进入秦国高层权力框架，是不是《史记》所说的那样异色传奇呢？

只要从基本方面分析事实，朦胧断裂的说法就会呈现出历史的原貌——(www.xing528.com)

其一，身为名士的尉缭，真心入秦，又与秦王多次会谈，阐发了自己统一天下的策略手段。并且，秦王嬴政对尉缭是极其尊重的。尉缭自己的说法是：“我布衣，秦王见我，常身自下我。”也就是说，秦王每见尉缭，都要下拜。以战国名士的磊落，国王以对待国士的隆重礼遇待之，又倾听了自己的长策大略，当以国士节操报之。

此等战国名士，不可能在对某个人的谈话中将秦王的面貌丑化一番，然后再加上极其低劣的评价。事实上，只有一种可能：尉缭在对李斯转述山东六国舆论对秦王嬴政的形貌想像，以及人身攻击。尉缭的描述与评判，不是自己的结论。否则，尉缭终生留在秦国，便成了一出人格分裂的滑稽戏。

其二，尉缭逃亡，秦王“固止”。这件事背后的原因，在当时最大的可能，就是魏国势力对尉缭留在大梁的家族采取了威逼手段。若是尉缭真心离秦，以当时秦国求贤若渴的襟怀与开放国策，秦王是不会强固制止的。秦王发觉并且要强固制止，究竟是发觉了什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发现了尉缭的逃亡是违心的，是不得已的。而秦王“固止”，是以什么方式“强固制止”了事态恶化的？显然，必须是两方面的行动。一则，是铲除了进入秦国秘密威胁尉缭的间谍势力；二则，是以秦国强大的压力，通过邦交手段解除了魏国对尉缭家族的威胁。否则，尉缭不会安心留在秦国，更不会在秦国担任国防部长这样的重要角色。

其三，尉缭担任国尉后，秦王采纳了尉缭关于统一天下的两手策略，尤其是花费巨额黄金而分化收买六国权臣的秘密行动策略。从此，君臣相得，为统一中国拉开了序幕。尉缭进入秦国并担任国尉，标志着秦国新一代权力架构的大体成型。

（3）进入秦国新政治架构的两个邦交大谋略家——顿弱、姚贾

要明白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秦国在郑国渠建成之后，统一天下的决心已经日渐清晰。李斯、尉缭、王翦、蒙恬等，都在这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方略。王翦、蒙恬是整军强军方面的方略。李斯、尉缭先后重点提出了邦交战的战略策划与策略手段，当时便被秦王嬴政认同了。可是，要将邦交战提上日程，首先需要的就是出色的外交大才来统领针对山东六国的邦交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顿弱、姚贾出现了。

顿弱，战国名家的山东名士之一，当时在咸阳游学论战，其性格桀骜不驯，才思敏锐过人，颇有士林声望。据《战国策·秦策四》记载：秦王闻顿弱才名，欲召见并与其会谈。顿弱却对使者说，我向来没有参拜王者的习惯，秦王若能许我不参拜，可以见。否则，我不会见秦王。嬴政听了禀报，立即准许了。两人会见，顿弱竟然首先借着“名实论”之说，以囚禁太后之事讥讽秦王“无其名，又无其实”，激怒了年轻的秦王。

但是，嬴政还是冷静了下来，请教顿弱，山东六国是否可以兼并？顿弱这才开始论说自己的长策，慷慨提出了可行性谋划：“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魏从；韩魏从，则天下可图也！”年轻的秦王听罢，居然幽默地回答了一句：“寡人之国贫，恐不能给也。”顿弱才智过人，当即以幽默对之，并借此进一步论说了邦交战的重要性：“天下，非纵即横也；横成，则秦帝；纵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养；楚王虽有万金，弗得私也！”——若秦国统一天下，楚国黄金再多，也不能说是他的啊！秦王考验了顿弱的邦交才智，立即欣然赞同，拜顿弱为邦交大臣，总领对山东邦交战。为此，《战国策》评论顿弱之功绩云：“秦王乃资万金，使顿子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燕赵，而杀李牧；齐王入朝，四国必从，顿子之说也！”

姚贾，是魏国大梁的布衣名士，父亲是大梁城的一个守门小吏。

姚贾所以被重用，是因为在邦交战实践中表现出的杰出才能。

姚贾入秦之初，很可能在秦国的外交部——“行人”署任职，做寻常官吏。据《战国策·秦策五》记载：当时的山东四国谋划合纵攻秦，嬴政召集群臣宾客六十余人会商对策，所有人都一下子拿不出办法。这时，姚贾奋然请命，“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秦王嬴政欣然认可，当场将自己的衣服脱下，穿在了姚贾身上，并用姚贾的佩剑为姚贾跳了一支冠舞。同时派给姚贾一百辆车，千金邦交经费，隆重送姚贾出使。结果是，姚贾实现了诺言，使四国攻秦流产。由此，姚贾一举封千户，做了上卿。

颇有意味的是，后来韩非子入秦，在秦王面前攻击姚贾。一说姚贾出身贫贱，并且曾经是“常盗于梁”的大梁城的小偷；二说姚贾在邦交活动中私吞黄金，结交外邦大臣以经营私人势力。按照这两条，姚贾必得死罪无疑。

可是，秦王却只是将姚贾召来询问了一通。让我们听听《战国策》记载的这两个人奇特而发人深思的对话吧——

秦王：听说你用国家钱财结交诸侯，有没有？

姚贾：有。

秦王：既然如此，有何面目来见我？

姚贾：王听谗言，今无忠臣矣！

秦王：你是忠臣？你是监门子，大梁盗贼，被赵国驱逐者。

姚贾：太公、管仲、百里奚、中山盗，四才皆有垢丑，天下诽谤之，而明主用之。明主不取其污，知其可与立功。故此，虽有外诽不听。秦国正道，人纵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不赏。是故，秦国群臣才从来不敢以虚名寄望于秦王。

秦王：你说得对。

结果是，秦王重新重用姚贾，任用姚贾、顿弱统领山东邦交战。

对顿弱、姚贾的重用，使我们看到了一种后世罕见的用人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