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法王之争：两种治国理念的巨大冲突
先让我们以时间顺序，来看看这部书是如何公之于世的。
依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吕氏春秋》完成于吕不韦势力全盛之时，也就是秦王嬴政即位的第七年之前。依据编撰如此一部大书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吕不韦的性格因素等情形推断，这部大书编成后，不会立即以公然悬挂于咸阳城门，以“一字千金”征求纠错的方式公开。这部大书之所以以如此奇特的方式公开，只能是在吕不韦失势之后。更大的可能，是在嫪毐罪案审结而吕不韦的连带罪行即将公开之时。
从文明史审视的意义上，我们没有必要对事件的发生时间作过多纠缠。
事件的进程是，吕不韦的大书，以特异的方式公开了——公然张挂南门，悬赏“一字千金”而征求纠错。应该说，吕不韦不愧具有超凡的商家根底，广告案的策划实施在当时社会远远超前，立即起到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身为首席领政大臣，吕不韦不首先在庙堂公布政见，而是向社会直接公开，显然是要借民众舆论向秦王庙堂最高层施压，也向秦国的主流法治理念挑战。所以要以如此惊人的方式公开政见，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吕不韦与秦王嬴政已经无法正常沟通了，而吕不韦又绝不甘心自己的大政著作被秦国新庙堂的冷漠所埋没，只能向社会公开，以求获得民心支持。
吕不韦的这一举措，加速了与秦王嬴政的诀别进程。
秦王政必须应战，秦国主流意识也必须应战。此时，吕不韦在嫪毐事件中的重大罪责，也已经被清查出来了。以前者为根基原因，以后者为直接原因，吕不韦被秦国主流政治集团所支持的秦王罢免了丞相。但是，嬴政主流集团保留了吕不韦的文信侯爵位，也保留了秦国惟一的一块对吕不韦的实封之地——洛阳封地，责令吕不韦离开咸阳，回到洛阳封地居住。
与“私进嫪毐”的犯罪事实相比，这是很轻的一则处罚。
其间原因，一定有着秦王集团追念吕不韦功绩的因素在内。
可是，移居洛阳的吕不韦，却被山东六国奉为英雄。年余之间，“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嬴政基于政治警觉，顾忌吕不韦与山东势力结盟反秦，故此，特别下了一道王书，指斥了吕不韦，并下令其迁徙蜀郡，远离中原。从政治原则与国家安全的意识出发，秦王嬴政迁徙吕不韦的处置方法，并没有错误。可是，接到王书指斥的吕不韦，却饮鸩自裁了。关于吕不韦自裁的心理动机，太史公的说法是：“自度稍侵，恐诛”。也就是说，太史公认为是吕不韦觉得自己做得过分，怕被秦王诛杀，所以就喝下毒酒死了。应该说，这无疑是接近于真相的方面之一。
但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大政治家，吕不韦的非常之死，仅仅是羞愧与恐惧吗？
依据吕不韦与秦王嬴政的政治品格，以及两个人毕生的政治实践，吕不韦与秦王嬴政的分道扬镳，其根本原因，应该不在于嫪毐事件。因为，吕不韦私进嫪毐的罪行被清查之后，仍然保留了最高爵位与最大封地，惟一的处罚，仅仅是免去丞相职务而已。这样的处罚，实际上仍然给吕不韦重回政坛，留下了很大的余地。
在此情况下，吕不韦在洛阳居住一年多之后，秦王嬴政再度下书，责令吕不韦迁徙蜀郡，并对吕不韦作出了尖刻地斥责。所以如此，一定是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首先，在秦王嬴政方面评判，吕不韦在洛阳频繁“交通”山东重要人物的行为，是吕不韦政见不可能再有更改的表现。长此下去，很可能成为秦国的某种威胁；其次，在吕不韦方面则由此判定，秦王主流集团已经彻底拒绝了他的治国政见，并对他有了很强的戒惧心理，自己重回秦国政坛的希望已经破灭了。
对于一个杰出的大政治家来说，只有政治目标的彻底丧失，才能导致精神崩溃。
吕不韦的政见与秦王主流集团之间，究竟在什么地方错位了，冲突了？
吕不韦的治国理念与秦国的主流理念，存在着三方面的重大冲突。
其一，吕不韦赞同变法与法制，但却不尊奉法治，违背秦国的惟法是从传统。
其二，吕不韦主张实行封建诸侯制，与秦国实行的郡县制有根本冲突。(www.xing528.com)
其三，吕不韦主张效法古圣贤治国，杂取各家为政之道，与秦国奉行的以法家思想为治国理念的传统，有着巨大的矛盾。
这三个方面，既体现于吕不韦的领政实践，更体现于《吕氏春秋》的系统论述。
第一方面，实质是吕不韦王道人治理念，与秦国法治实践之间的矛盾。
在《吕氏春秋·孝行览》中，吕不韦明确提出：“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务本，莫贵于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这种以孝道为治国根本的政治理念，显然是周代礼治的理念，也自然是人治理念。在这样的人治理念下，吕不韦赞成变法，承认法制，并主张适时修法，实际上不是法家的变法理念，而是将法制看做第二位的国家规范，是以服从于“孝行礼治”这个“本”为前提的。在此基础上的修法，自然是将秦国法制修改为趋向于“孝行礼治”的工具式法制。
吕不韦的领政实践，所以表现出宽和温厚，其主导理念正在这里。与此同时，《吕氏春秋》对在秦国成功实行深刻变法的大政治家商鞅，也进行了政治节操上的抨击。吕不韦认定，商鞅“诱俘”公子卬是“不义”的，是唯利是图的“趋利”行为，是导致逃国无门的根本原因。这一思想，不可能不引起秦国主流意识的警觉与反感。
第二方面，实质是吕不韦的诸侯制理念，与秦国郡县制实践之间的矛盾。
其时，已是战国末期，秦国的郡县制已经全面推行百余年，根基已经确立。但是，《吕氏春秋·慎势览》却提出了相反的理念：“众封建，立诸侯，长治久安。”吕不韦的这一主张，有四个基本点。其一，以慎到的“定分”理论为根基，认为“分天下而治”的诸侯体制是最好的国体；其二，国家太大，难以治理，“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其三，多多分封诸侯，不要怕小国多，要“众封建，多建树”；其四，举凡“圣王治世”，都是封建诸侯制，只有这样的国体才能久远存在。
显然，这种分封诸侯的理论，不但与秦国现实不符，而且与天下七大战国的现实都不相符合。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天下统一思潮已经蓬勃弥漫，而显然的历史趋势，是以集权郡县制为基础的统一。《吕氏春秋》的诸侯制理念，显然与秦国的主流理念相去甚远。
第三方面，实质是吕不韦的价值取向，与秦国法家主流之间的矛盾。
一部《吕氏春秋》，以博采众长为特点，以杂取百家为政经验为理论来源。但是，在博采众长之下，《吕氏春秋》也有一个明确的价值理念根基：以王道礼治为根本，确立组合百家的取舍原则。秦国所尊奉的法家，在吕不韦的百家体系中只居于很不重要的第二层面，甚或更低层面的位置。细读《吕氏春秋》，或涉及法家人物，或正面论述法家理念，或引用法家言论之处，都是很少很少的。这一价值取向，与当时的秦国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就当时整个战国政治理论的潮流而言，也是偏狭落后的。
与“尊法”相对，《吕氏春秋》提出的君臣关系的总纲是另一个理念——义。
在这部大书中，两次集中说到“义”的国家纲纪作用。其一，在《仲秋纪·论威》篇中认定：“义也者，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过胜之所在也。”吕不韦的“义兵”说，也正是在这一根基理念下提出来的。其二，在《慎行论·无义》篇提出：“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趋利，固不可忘义也；以义动，则无旷事矣！”正是在这一篇中，吕不韦以商鞅的“不义”为例，对商鞅提出了严厉的政治批评。
从总体上说，吕不韦在君臣政治关系的准则上摒弃了法治，而以诉诸精神道德的“义”为根本准则。其实践结果，显然是将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导向了混乱。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都不是良性的政治法则。
历史地看，我们要明白的基本点是：
其一，吕不韦与秦国主流的政治理念冲突的结局，对秦国影响深远，基本奠定了秦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其二，秦王嬴政与吕不韦两大政治家分道扬镳，与个人恩怨基本无关。秦王嬴政诀别吕不韦，是政治理念冲突的必然性决定的。以私人恩怨解释历史，是一种偏狭意识。
其三，对政治理念冲突，惟一的评判标准，就是历史实践原则。谁脱离了华夏世界普遍的历史实践，谁脱离了秦国的国情实践，谁就必然走向失败。在这一点上说，吕不韦脱离了战国潮流，而将目光投向了“法先王”的历史经验论，是与当时的历史走向严重违背的。
其四，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虽然博大渊深，但在其问世之后，始终未能成为华夏世界的主导性政治哲学。从文明遗产的意义上说，《吕氏春秋》的最大价值，在于系统整理了远古治国的政治资料，具有重大的历史文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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