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多样而均衡

5　百家同构：华夏文明的多元均衡特质

从文明原生态的意义上说，春秋战国的思想生态体系，具有最为合理的均衡性。

均衡性，决定着一个民族文明体系的生命活力。一种文明能否具有最强大的生命力，能否具有最活跃的创造性，取决于这种文明体系的总体架构是否具有内在的均衡性。更通俗地说，文明体系的内在均衡性，就是文明体系内在构成是否具有相互制约的多元力量，从而形成一种无法摧毁的坚实结构。

春秋战国形成的思想生态体系，恰恰具有内在结构均衡的历史优势。

让我们从宏观结构的意义上，鸟瞰一番那个时代的多元体系图景——

其一，创造性思想群。

这一群体，以法家、兵家、墨家为轴心，形成了我们文明体系中最为强大的以变革精神为根基理念的创造性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的基本面是：一则推崇创造，二则推崇变革，三则推崇实践精神，四则推崇法治，五则推崇大爱精神。

虽然，在秦帝国之后的中国古典社会，这一思想群被“罢黜”，被置于从属甚或有意限制的比自生自灭还要糟糕的流放境地，其爆发力越来越被遏制，越来越居于弃儿角色。但是，他们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明基因之中，他们的价值精神并没有最终泯灭。每每在民族危难、国家存亡、社会衰落的危急关头，这种“求变图存”的精神特质，都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爆发出来，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我们的沉沦。

其二，保守型思想群。

这一群体，以儒家、道家为轴心，形成了我们文明体系中最为顽韧的以复古精神、居弱精神、淡泊精神为根基理念的保守型价值体系。任何健全的文明体系中，都会有相对成熟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保守主义的历史意义，在于作社会前进的制动器，避免社会因过激冒进而毁灭。在中国文明体系中，也同样有理念清晰的儒家保守主义、道家保守主义。虽然，他们之间有着某些重大区别，但是，在复古、保守这两个方面，是基本相同的。在春秋战国多元发展的健康的文明原生态环境下，儒家与道家，起到了使整个社会保持清醒的历史作用，是有其存在价值的。

我们文明发展的悲剧性在于，自西汉开始，将这种制动器式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自觉地“独尊”为惟一的正宗思想体系，“不使百家并进”，严厉遏制并持续侵蚀创造性思想体系的发展。虽然如此，儒道两家的保守主义，仍然不能完全抹去我们强大的创造精神的本色，这是我们的历史幸运。(www.xing528.com)

一个值得强调的问题是，儒家在被独尊的两千余年之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历史变化，其最重要的变化是自觉剔除了政治上的绝对复古理念，演变为人伦与哲学意义上的普遍保守主义思想体系。同时，儒家在两千余年的“文化霸权”中，又形成了一些新的历史传统，也弘扬了自身体系中某些合理的理念，譬如仁政理念、民本理念等。为此，我们对儒家的历史继承原则是，只反对“独尊”，不主张“铲除”，更无所谓“打倒”。我们的总体原则是，百家同构，法儒共生。

其三，哲学思想群。

这一群体，以道家、荀子、名家为轴心，形成了我们文明体系中的哲学阵地。其中，道家最具政治哲学意义的“尚一”思想，这形成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最坚实根基——统一理念与集权理念。荀子与名家，则以最具思辨性的“名实论”、“究名求实”的哲学思维，奠定了中国文明的纯哲学思维。中国哲学的思辨特质与实用主义特质同在的历史特点，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其四，实业思想群。

这一群体，以农家、商家、计然家、医家、水家、工家等为轴心，形成了我们文明体系中以立足实业生计的创造为根基理念的生存价值体系。在春秋战国时代，这些实用学派的社会地位，与其他所有的思想家群体是平等的，其执业者，其研究者，是同样被视为士人阶层的。

可以说，在中国五千年的古典文明史上，只有在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实业领域的研究群，获得了正当的社会尊重与价值评判。在秦帝国之后的两千余年里，实业研究群的社会地位越来越沦陷，最终竟被视为“奇技淫巧”的末技之学。自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开始，春秋战国时代的实业研究精神已经被严重扼杀，我们科学思维的精神根基与历史传承几乎被全部斩断，我们有可能的科学创造环境，已经死寂了。以至于到1840年，列强的军舰火炮对准我们轰击时，大清的官员们硬是认为这是“妖邪之物”，要以人粪尿镇妖。

这是中国文明史的又一大悲剧。

文明体系宏观结构的内在均衡性，决定了我们民族文明的强大生命力。

国家衰弱之时，我们有顽强的变法精神，即或它越来越陷于局部化。国家强大之时，我们有居弱理念，有收敛意识，使我们能够保持相对的清醒。外敌入侵之时，我们有独到的战争理念，有不畏任何强敌的战争艺术水准。和平来临，我们有坚实的实业生计传统，勤劳自立，和平崛起。我们既不畏惧战争，也不欺侮邻邦。

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看，尤其从秦帝国统一文明之后的两千余年历史看，中国文明之所以绵延相续，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其生命根基，正深深埋藏在两千余年之前原典思想大爆炸的那个伟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