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商鞅第二次深度变法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十二年，秦国开始了第二次深度变法。
秦国第二次变法的主要方向是深度整合社会，其内容是六个基本方面。
按照当时的说法，这一变革叫做“废井田，开阡陌”。所谓废井田，就是以法律形式宣布井田制及其依附制度无效，自此推行新的农耕经济制度。所谓开阡陌，就是将旧井田制土地中的大小田界，以及已经废弃的沟渠、公井、旧时留置的战车道路等，统统夷平，变为可耕田地，然后分配给民众。
自春秋时代以来，事实上，井田制在东方列国大体都已经被废除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没有一个国家在变法中公开地、彻底地宣布废除井田制。所以，东方各国的井田制在事实上也就没有真正彻底地废除，还有着各种各样残余形式的存在。尤其是，东方各国都还保留着相对完整的封地制，基本上还都实行着封地自治。所以，在贵族封地里是废除井田制，还是在老传统下继续维持，都取决于封地领主的政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旧井田制及其依附人口，是不可能全面地一次性地退出华夏社会的。
由于秦国的相对封闭，井田制的保留也相对完整，与井田制互相依附的奴隶制，也相对完整。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后汉书》曾经记载了春秋时期一个叫做“无弋援剑”的秦国奴隶逃亡的故事。它说明，秦国的奴隶存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制度上，都要比东方诸侯国完整。而奴隶阶层与依附于贵族封地的农耕国人，事实上都是与井田制联结为一个整体的农耕经济形态。商鞅第二次变法推行的“废井田，开阡陌”，是一套系统整合当时秦国农耕经济的法律制度。它的基本方面包括了如下制度：
一则，废除旧井田制。必然延伸的是废除奴隶制，使奴隶成为可以分得土地的平民。
二则，废除封地制，变实封制为虚封制。实封制，就是封地领主拥有独立治权。虚封制，就是封地治权统一归于官府，领主不得干预封地治理，而只享有经由官府拨付过来的与封地大小相适应的钱财收入。在实际意义上，这就是废除了封地制度割据自立的一面，而将封地制划入了国家赏赐功臣的制度范围。同时，虚封制的必然延伸，是将旧时封地范围内的依附农户全部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自主耕耘的真正农民。
三则，对井田制的土地进行全面改造平整，这就是“开阡陌”。
四则，重新分配由井田制开发平整出来的新耕地，每个男丁农夫分配一百亩，建立新地界。
五则，土地分配的计量制度是：六尺为一步，两百四十步为一亩。这是历史上的大亩制。
六则，农民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就是“民得买卖”。
七则，法律保护私田，严禁侵犯私田。私自移动田界，视同盗贼治罪。
（2）全面推行县制，实现新的国家治理模式
县，本来特指王畿之地，也就是天子居住的地区。《礼记·王畿》有“天子之县内”的说法。进入春秋中后期，许多大国开始将新兼并的丰腴之地称为“县”，并将“县”作为新土地的治理官署，而将新兼并的边疆区域，或地广人稀之地称为“郡”，也设置官署治理。自此，才有了政权意义上的县与郡。在很长时间里，“郡”多在边地设置，地位在“县”之下。所以，春秋晋国的赵襄子激励战士时喊出的赏格是：“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
进入战国之世，县、郡的设置，在东方大国已经普及。
但是，直至商鞅变法之前，东方列国在国家行政治理上，依然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封地本位制。当时的县与郡，都只是一种特殊设置的地区官署而已，类似今日的经济特区，并不是制度化的行政层级。所谓封地本位，其制度形式是封地由封主治理，无论其拥有的城邑多少，土地的里数大小，都没有行政层级的划分。封地内即或有县，也不是行政层级，也得受封地领主辖制。天子的王畿与诸侯国君的直领土地，也同样分封给了大大小小的王子，大大小小的宗室子弟，大大小小的王室功臣。这些封地，也是由封主独立治理。
这种封地本位制，一直到此前的魏、楚、韩、齐变法，都没有改变。
商鞅第二次变法推行的县制，是将当时秦国疆土上的乡、邑（城堡）、里（村落）整合归并，全部划分为41个县。各县建置官署，长官为县令，下设县丞（掌民政）、县尉（掌武事）。同时，依据县的大小，设置人数不等的啬夫，也就是各有执掌的县吏。这种县级官署，直属于国家中央政权，不受本县是否有功臣封地的制约。即或某县有某人封地，或本县属于某功臣封地，县级官署也对封地依法推行治权，且只对中央政权负责。后来，商鞅晋升为商君爵位，封地大到商於十余县。但是，商於各县仍然是通过县级官署实施的国家治权，而不是封地治权。
《商君书·垦令篇》谈到了县治制度的统一性，“百县之治一形，则徙迁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这是说，所有县的官署制度，都是统一的，这样，人人都必须遵从，离任和升迁者不能美化自己的政绩，接任者不能随意更改已有的制度，犯错被罢免者不能掩盖自己的错误，如此则官无邪人。由此可见商鞅变法之思虑深刻，可见所以要统一县治制度的重要性。
商鞅第二次变法，是否同时设置了郡级官署，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依据当时秦国土地渐渐扩大，并且战事多发的实际情形，同时设置郡级官署的可能性很大。至少，当时秦国的41县，以自然地理的格局，可以大体划分为四大块：陇西地区、部分河西高原、关中西部中部地区、商於地区。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没有郡一级设置而由国府直接统领41县，政令的快速传递与实际问题的及时解决，难度无疑是很大的。作为一次成熟而彻底的变法，秦孝公商鞅决策层不可能忽视这一点。史料所以忽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初期郡守的地位不高，不如普遍建立县制影响之大的缘故。
县制的推行，是中国古典政治文明已经达到成熟阶段的历史性标志。
（3）统一经济计量单位及其形制
历史对这一变革的称号，是“统一度量衡”。
如同对赵武灵王的变法称之为“胡服骑射”一样，都是从其最具影响力的事件着眼，实际上并不能呈现变法的全部内容。在此前春秋时代的经济变革中，在战国初期的大国变法中，都没有涉及对计量系统的统一整合。而在事实上，计量制的混乱恰恰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实质性障碍之一。但在当时的变法大潮中，相比于土地改制等基础变法，它却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细节，受到普遍的忽视。商鞅变法的全面整合性，正是在解决这样具有关键意义的历史细节中表现出来。
这一改革政策，是在第二次变法的第六年，秦孝公十八年，也就是公元前344年开始具体实施的。这说明，对要害细节的解决，是秦国变法决策层酝酿了较长时间成熟考虑的结果。这一制度包括了两个环节：
其一，统一度量衡制。在此前的重新分配土地中，已经规定了丈量土地的步长是六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直到今日，陕西关中的农村地区，还有“踏步量亩”的传统做法，叫做蹻地。关中农民“量亩”的普遍标准，按照今日的市尺标准，是一步五尺，与战国的“六尺为步”基本一致。一个有经验的农民成人，其步幅稳定，误差很小。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简便易行并且惟一可以普遍通行的方法。
重量单位的基本单元是两、斤、钧。一钧三十斤，用于大宗交易的计量。容器，主要用于计量粮食交易、税谷缴纳等，基本单元是升、斗、石、斛。容器单位与重量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因后世的历史演变，史料已经很难找到准确记载了。(www.xing528.com)
根据我们对关中农村的调查，关中中部泾惠渠灌区的农业县，就是秦时郑国渠的渠首灌区，在上世纪60年代向政府粮站缴纳公粮，或计量土地产量时，采取的换算方式是：一升三斤，一斗三十斤，一石三百斤；升、斗、石的关系是十进制。当代的关中地区，没有“斛”的说法。但是，战国中后期的秦国与后来的秦帝国，都曾经有运送军粮以斛计算的记载。据此推定，斛在当时是一种专门用于军粮运输、储存的计量单元。据后世考证，一斛大体是一百斤。
其二，制造并颁布度量衡标准器。当时的方法是：由国家统一制造度（标准尺）、量（标准秤）、衡（标准容器）三方面的标准器具，然后再统一颁发给各相关官署，以及县级官府。各官署与地方官府，将标准度量衡器置于公开场所，以便各种需要者校对。
在现今传世文物中，只有“商鞅方升”流传下来，保存在上海博物馆。这是当时的秦国官府颁发给重泉县——今日陕西蒲城县的标准升。这件标准器，后来在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被调回重新鉴定，证明合格，又在底部刻上了秦始皇诏书，再发还重泉官府。这一事实说明，始皇帝统一度量衡，是以商鞅变法时确定的秦制为标准的。进一步说，秦始皇所统一的天下度量衡制，都是以商鞅变法的秦制为标准的。
（4）改田赋为户赋，也被称为“口赋”
关于军赋改制，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是在商鞅第一次变法之时。但是，《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两者相矛盾。战国史大家杨宽先生考证：军赋改制应该在第二次变法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348年。可见，《商君列传》的记载是连带叙述，不是确指。改田赋为户赋，这是秦国第二次变法中的重大创举之一。
我们先来看看赋制的源流演变。
赋，是一种古老的军事用品的无偿征收制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防实物税。在大禹治水时代，各部族无偿提供治水实用物资，各部族自带粮食工具等，是赋的直接起源。进入早期国家时代，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加入军队都要携带自己制造的战车、盔甲与兵器等，这就是早期的军赋。那时候，国家征发量规模小，也很直接化。税的形式还没有产生，赋几乎包容了国家征发的绝大部分，甚或全部。后来，谷物、布帛等日常必需品的征发开始单列，开始成为最早的税。由此，有了赋、税并列的国家征发。
直到战国中期，赋和税都是并列的，也是分开的。
直至商鞅变法，战国时代的赋制，都延续了春秋时代鲁国季孙氏开创的田赋制。这一制度的基本操作方式，是依据土地主人拥有可耕地数量的多少，确定征收军用品的数量。但是，随着私田制的普遍化，拥有小块土地的平民日益增多，拥有大量土地的封主越来越少。尤其是秦国，已经没有了封地制。故此，按照土地数量征发军赋，核查量太大，在实际操作上难度很高。特别是秦国，变法之后重新分配土地，又允许自由买卖土地。这样，土地在事实上是流动状态的，准确核查土地数量的成本是很高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田赋制改为户赋制，就是一种必然了。
户赋制，就是按照家庭单元征收军用品的制度。它的基本方面是：
其一，建立户籍制度。秦国的所有家庭与户主，都在官府登记保留。
其二，男子21岁加冠之后，要分出大家庭，单独立户成婚，缴纳户赋。
其三，男子加冠而不单独立户，加倍征收原来家庭之户赋。
其四，隐瞒户口、逃避户赋者，为“匿户罪，重罚。”
户赋制取代田赋制，总体目标是推动农耕经济发展，鼓励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这一政策直接作用于两个方面：第一，鼓励民众开垦荒地，增加农田。无论你原先分得土地多少，之后你开垦土地多少，都不计军赋。第二，堵塞懒惰疲民的寄生道路，使游手好闲而依附于大户的食客，必须自己劳动谋生。因为，只要你是秦国人口，你不经营分得的土地，你不垦荒，你的军赋就无法缴纳，你就要受罚。《商君书·垦令篇》明确说明了这一立法目标：“禄厚而税多，食口重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
(5)革除夷狄风俗，整合秦国文明
秦国的夷狄民俗，不仅仅保留于已经融进秦国的夷狄族群。事实上，也关系到秦国整个民众的普遍习俗。因为，秦人族群曾长期居住于西部戎狄区域，其半农半牧的生存方式，已经融合了大量的夷狄民俗。东进关中建政立国之后，秦人及其政权努力向华夏东方文明靠拢。在秦穆公时代，甚至不惜放弃骑兵传统而全面推行战车制，又大胆吸纳东方人才治国，使当时秦人族群的生存方式，已经基本上接近了华夏根基。但是，由于秦穆公之后的衰落，由于相对封闭，相对落后，秦人族群与秦国疆域内的戎狄人口，依然保留了大量的野蛮落后习俗。秦人私斗之风，堪称天下之最。其根本原因，就是生存状态的落后。
革除落后生活方式的核心，是革除“举家男女同室居住”的风习。当时，这一习俗既流行于戎狄聚居区，也流行于偏僻的山地区域。这种习俗，既不利于居住健康与人口繁衍，又不利于激励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与这一风习并存的，还有诸如冬天寒食风习，氏族封闭通婚风习等。革除这些风俗，无疑具有大大提升文明生存方式的历史意义。
（6）迁都咸阳，确立面向天下的秦国新中心
秦国几座旧都城，是随着秦国在春秋初期实际占据关中的步伐，而先后建立于关中西部的。除了雍城具有相对的中心意义，其余几座早期城堡，以及秦献公迁移到关中东部边缘的栎阳，都是军事指挥意义上的小城池，不具有大国中心并面对天下的功效与意义。就当时情形看，栎阳太东，失之于太靠前沿，无险可守，不利于稳定发展；雍城太西，失之于不够开阔，不利于东出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孝公与商鞅决策层，选定了关中中部渭水北部的大片丘陵平原，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咸阳。
咸阳所在区域，包括但又远远超过了今日的咸阳城。其政治中心区域，在今日咸阳的东北地段。这一地区南临渭水，北靠丘陵台地，水网交织，交通便捷，地理位置恰到好处。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秦国自咸阳都城确立，才真正具有了面向天下的大国中心区域，并对秦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史料记载，“秦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并迁都”。也就是说，当年建设，当年迁都。从实际情况出发，这不太可能。合理的事实很可能是，第一次变法获得了阶段性成果之后，秦国决策层便开始谋划迁都，并开始实际的工程建设。在第二次变法开始之际，也就是秦孝公十二年，咸阳城已经初具框架，主要的政治中心区——宫殿群落已经建成，于是便迁都了。后来的咸阳，又经过了百余年的不断扩建，在战国末期已经成为华夏世界最大的都城。
（7）两次变法后的秦国社会与实力
历经接连两次变法，当时的秦国发生了非常深刻地变化。
变法的过程中，秦国的新军创建与经济开拓当然不会中止。到公元前340年，也就是秦孝公二十二年，秦国已经是焕然一新、实力强劲的新型战国了。这一年，商鞅率大军东出，一举收复了被魏国长期占领的河西高原，同时迫使魏国势力退出了关中东部，退出了崤山地带。至此，秦国的陇西地区与河西高原连成了一体，关中东部与东南商於地区连成了一体，成为了一个具有相对广阔土地的真正大国。因为变法强国，收复失地，商鞅被封为商君，封地为商於郡所属的15座城邑。
从此，秦国走上了稳步强大的道路。
可是，秦孝公与商鞅的个人命运，却成为永远令人深思的历史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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