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晋之时，天下已经在实际上进入了战国发端。
此时的秦国，正是秦厉公末期。秦厉公之后，秦躁公即位，执政14年后死去。这个秦躁公，大约没有儿子或儿子太平庸，将死之时立其弟弟继位，这就是秦怀公。这位新君刚刚即位4年，便发生了战国秦的第一次政治灾难——实权大臣庶长嬴晁发动政变，包围宫室，逼秦怀公自杀。接着，政变势力拥立了秦怀公已经死去的太子昭子的儿子，也就是秦怀公的孙子即位，就是秦灵公。这个秦灵公，即位10年就死了。此时，秦灵公的儿子嬴师隰尚在幼年。灵公的叔父悼子发动软性政变，放逐了嬴师隰及其母亲，自立为秦国君主，这就是秦简公。这是秦国进入战国后的第二次政变，形式虽然不甚激烈，但却埋下了巨大后患。
这位秦简公，执政15年便死了，其子即位，就是秦惠公。
13年后，惠公也死了，其子出子继位。出子的母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太后，开始与闻政事。但是，这个出子即位的第二年，当时的实权大臣庶长嬴改第三次发动政变，将新君出子及其母亲杀死，并沉入水中，迎回了被流放30年的秦灵公的儿子嬴师隰继任秦国国君。这个嬴师隰，就是秦献公。
也就是说，自三晋分立而进入战国时代的公元前453年，至秦献公即位的公元前385年，在这将近70年里，秦国历经6次权力传承，发生了3次政变，国家一直处于疲弱涣散的骚动状态。这就是《秦本纪》所说的：“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乘乱。”
从中国古典社会独有的谥法意义上看，战国初期秦国六任国君的谥号都很反常。
什么是谥号？就是国君死后由大臣们依据其生平作为而议定追认的一个称号。春秋战国之世，还没有后世无端逢迎的恶风。国君的谥号，还大体可以看出这个国君的政绩与性格作为。从这一角度看去，战国初期秦国六任国君的谥号分别是：躁公、怀公、灵公、简公、惠公、出子。其中，执政时间太短的出子，应该是本名，或是一种表示轻蔑的另类谥号。躁公、灵公两个谥号，是显然的贬义谥号，一为多言轻举，一为神秘无常。怀、简、惠三个谥号，则都是对平庸而又颇多缺陷的君主的谥号。也就是说，仅仅从谥号看，也没有出现后来秦国的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那样正面彰显其功业宏大的谥号。当然，谥号只是一个小小的折射角度，不能代替基于历史事实的评判。
（1）秦献公即位后，秦魏两国的战略与政策变化
秦献公即位时，魏国已经趁着秦国连年政变混乱，占领了秦国的整个河西高原，以及秦国关中的东部地区。正当魏国气盛之时，久经磨砺的嬴师隰即位为秦国君主。由此，两国的攻守态势很快地逆转过来。所以如此，是因为两国的内部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秦国方面，这位秦献公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初步整肃，巩固了权力。之后又着手推行新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秦献公的实际目标，就是为收复河西失地的战争做准备，要以战争方式来振作秦国。秦献公推行的新政，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秦献公元年，废除人殉制度，也就是史书说的“止从死”。人殉制度，曾经在春秋秦国长期存在，《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民众悼亡殉葬大臣，并宣泄对殉葬制度不满心绪的歌谣。当代发掘的陕西凤翔的秦公大墓群，其中的秦景公大墓，发现了大量被活体杀害的殉葬奴隶与殉葬贵族的尸骨。
这些残酷的殉葬事实，既说明秦国文明在当时的野蛮与落后，也说明秦国奴隶阶层的存在，要比当时的中原各国更为完整。废除人殉制度，在秦国是一件很重大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革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它改变了秦国奴隶阶层的生存状况，也一举结束了人殉的野蛮政治制度，有利于凝聚国人，激发国人。
其二，秦献公二年，都城东迁。秦国将都城从关中西部的雍城，迁到了关中中部偏东的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内）。迁都之举，不仅仅是一次转移权力中心的政治变革，就实际作用而言，更是秦献公最为重大的战争准备行动。因为，当时的关中东部，事实上已经成为魏国的军事控制区。新都栎阳，距离东部魏军控制的华山地带，只有百余公里路程。距离魏军建立的河西重镇少梁邑，也只有两百余公里路程。
在如此态势之下，秦国这座匆忙修建的新都城，显然是对魏国战争的前沿阵地。从政治意义上看，秦献公迁都东部，既昭示秦国死战之志，借以凝聚已经涣散的秦人族群。同时，又借权力中心转移之机，成功摆脱了雍城老世族阶层的种种掣肘。一举两得，显示了秦献公作为政治家出色的应变才能。
其三，秦献公七年，“初行为市”。这是秦国在秦简公时期的“初租禾”之后，推行的第二次经济变革。不过，三十年前的“初租禾”，是对农耕人口的减税政策。这次的“初行为市”，却是秦国的第一次商业改革。
在整个春秋时代，以管仲在齐国的商业改革为先导，东方诸侯国大体都已经先后完成了商业的私营化。也就是说，东方诸侯国大体都实现了官营商业与私营商业并举的商品贸易形态。只有秦国，还处于相对的经济封闭状态，还相对完整地保留着官营市场制度，规模很小的商品市场仍然由官府统一经营。
所谓“初行为市”，就是第一次打破了商品市场的国营垄断制度，开放商旅，开放市场，既允许外邦私营商人进入秦国市场经营，也允许本国庶民经营商品交易，以私商身份进入市场。这样，既往由官府垄断的“官市”，就不再是惟一的市场形式了。
上述新政举措，无疑凝聚了秦国族群，扭转了秦国物资严重匮乏的状态，使秦国的政治、经济有了新的生机，国人士气也很快蓬勃了起来。
在魏国，则由于魏武侯病逝，魏惠王即位，魏国内外政策发生了另一种变化。
魏国新君魏惠王，是战国时代在位最长的君主之一。纵观其一生，魏国由盛转衰的要害转折，全部发生在魏惠王执政的51年之内。这个人物，除了夺取最高政权时期在内战中短暂的英雄时段之外，从一开始执掌最高权力，魏惠王就暴露出志大才疏、外宽内狭、虚荣心极强又刚愎自用的缺陷。
魏武侯死后的第一个变化，就是魏惠王在事实上放弃了魏文侯、魏武侯两代所坚持的连续进攻河西高原，并蚕食秦国关中，最终吞灭秦国的战略。魏惠王认定的急务是什么呢？首先，是报复赵韩两国曾经支持自己政敌的积怨；其次，是东方霸权。如果说魏惠王君臣还有战略的话，那么战略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对赵韩发动挑衅战争，以实现报复愿望；二是对东方其他国家作战，以争夺天下丰腴之地。对秦国的战争，魏惠王在事实上已经大大淡化了，至少，已经将对秦战争置于次要的位置了。
魏武侯死后的第二个变化，就是魏惠王开始了率先破坏三晋国家集团传统的同盟关系，实际搁置了对秦战事，首先发起了对韩国的攻势。从此，魏赵韩三国进入了长期的相互攻伐，天下最强大的轴心集团不复存在。(www.xing528.com)
可以说，假如没有这样一个魏国君主的出现，假如魏国的对秦战略没有发生改变，秦献公时期的对魏国战争肯定不会取得哪怕一次的胜利。即或延续到后来，秦孝公初期力图避战的种种妥协与邦交周旋，也同样是都是无济于事的。
历史不能假设，魏国偏偏就出了一个魏惠王，魏国的战略偏偏就改变了。
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大国对峙的夹缝，变成了敌对国家崛起的历史机遇。
(2)秦献公发动的狂热的对魏国的复仇战争
魏韩战端一开，秦献公立即对魏国展开了大举反攻。
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魏惠王六年，秦国数十万大军突破了魏军的秦东防线，一直将魏军压迫到石门战场决战。石门，在今日山西运城西南地带，已经很接近当时的魏国都城安邑了。是役，秦献公亲率秦军大破魏军，仅斩首就达六万之众。在魏国突然面临危机的时刻，赵国出兵救援，秦军才撤兵西归了。这是进入战国之世后，秦国对东方的第一次大胜利。当时，仍然保持着天子名义的周王室都被惊动了，周天子以对待地区诸侯首领的礼节，派出了特使，向秦献公颁赐了一件华丽精美的战袍，表示了祝贺。
次年，秦献公又亲率大军，大举进攻魏军在黄河西岸修建的军事重镇少梁邑，也就是今日陕西韩城地带。此战对魏国压迫极大。紧急时刻又是赵国救援魏军，秦军再度撤退了。
第三年，秦献公第三次亲率大军，再度大举进攻魏军占据的少梁邑。是役，秦军一度大破魏军，俘获了魏军统帅公叔痤。可是，秦献公也在这次大战中身负重伤，救治无效，当年便死了。应该说，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从根本方面说，秦国损失更为惨重。
此时，秦献公的次子嬴渠梁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秦孝公。
（3）少梁之战后，秦国陷入了严重困境
虽然，三次大战都获得了胜利。但是，对于国土相对狭小、人口相对稀少、经济规模也很小、农工商生产水平又很落后的秦国而言，这种不间断的进攻战，事实上是一场竭泽而渔的战争。魏国则不然，土地广阔，经济发达，财富雄厚，兵员基础广泛，军队装备精良，即或连续三次败于秦军，依然有着广阔的回旋余地，丝毫未见捉襟见肘之困境。
秦国陷入了困境，秦孝公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困境。
这是被秦孝公执政后的实际作为所证明了的——秦孝公元年，秦国又在陇西地带对西豲打了一仗。事实上，这是安定后方的一仗。此后八年，秦国再未对魏国开战。
奇怪的是，魏国连遭三次进攻，居然一直没有对秦国展开报复作战。这种令人迷惑的停战，一直延续到魏惠王二十年的魏军反攻定阳为止。定阳，就是今日陕北高原的延安地带。在战国时代，这是不可想像的异常停战。尤其是魏惠王，报复心极强，居然对一个显然弱小的敌人容忍了下来，实在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谜团。
虽然史料中没有关于这段谜团期的原因记载，但是，合理的战国历史逻辑还是有的。依据这一逻辑推定，只有一种可能：新君秦孝公全力周旋邦交，向魏国妥协割地，从而避免了魏国大规模的报复战争。秦国做了哪些妥协，也是一个谜团。依据中国史书纪事的传统，若有称臣、纳贡之类的政治屈服，一定会载入史册。史书没有记载，事实上就是没有称臣、纳贡之类的政治妥协。那么，实际的妥协必然只有一种方式——割地。基于魏秦之间的强弱态势，这次割地一定不会少。合理推定，应该是秦国全部退出了三次攻占的胜利成果，两国土地恢复到了战前状态，魏国重新占据了河西高原与秦国东部。对于秦国，这当然是巨大的损失。可是，如果不是如此巨大的土地人口补偿，魏国能停止战争吗？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休战后的大局势，依然是非常险恶的。这种险恶的大环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秦国僻处雍州，四面皆有强大的压力。当时，楚魏与秦接界，魏国占据了自洛水以北的河西高原，设立上郡，还在秦国边界修筑了魏长城，成为压在秦国东北部的一座大山。楚国，则在西南面占据了汉中、蜀地、巴地、黔中，对秦国西南部的商於之地，形成强大压力。秦国西部，则是汪洋大海般的戎狄世界。当时秦国的土地，只有陇西一部分、关中西部、西南商於三块，这三块土地连成了一条非常狭窄的通道。三块之中，除了关中西部稍好，陇西与商於都是贫瘠地域。在这种地理环境格局中，秦国几乎被挤压成了三点连成的一条细线。而且，三块地域之间的联系还很不稳固，随时都有被濒临的大国军力切断的可能。
其二，“诸侯力政，争相并”的大潮流，使秦国随时都可能面临突如其来的战争威胁，随时都有被吞灭的可能。所谓“诸侯力政，争相并”，是说各国都推行强力政策，争相扩张，争相吞并弱国。如此大环境下，即使秦国与魏国达成了妥协，也不能保证楚国等其余大国对秦国不发动战争。
其三，“诸侯鄙秦，不与秦国会盟”。历史证明，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任何国家都会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成为盟友。没有盟友的国家，便在事实上陷入了完全孤立的险境。当时的秦国，恰恰就是这样的。所谓“不与秦国会盟”，其实际涵义便是拒绝与秦国交往而结成同盟。如此，秦国的现实处境便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作为危难之时相互援助的力量。而愿意与秦国交往的少数戎狄邦国，其实力又都是比秦国还要弱小的游牧族群，很分散，很难迅速聚集为有效的军事实力。
地理上被包围，政治上被孤立，战争的危险又随时可能袭来。
秦孝公承接的秦国，实在是狂涛巨浪中的一叶小舟。
那么，在这将近十年的休战时间里，秦国这一叶小舟是如何漂荡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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