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是韩昭侯二十年，韩国变法的第13年。这一年，三晋集团的矛盾激烈化，超强的魏国开始大举进攻韩国。三晋集团，在战国初期的魏文侯、魏武侯两代，还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同盟关系，联合作战的次数很多，战胜的几率也很高。如果没有这种稳定的同盟，韩国在魏武侯时期要吞灭郑国，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当时，与韩国相邻的郑国，虽不是土地广袤的大国，但是，由于郑国一直领先于春秋变革潮流，有过中原霸主的煌煌历史，有过名动天下的子产变革，有以“郑卫之风”著称的文明风华，其影响力在战国初期还是很大的。若以当代世界比拟那个时代，郑国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地位，类似于欧洲的法国。要吞灭如此一个文明大邦，没有同盟集团的支持，尤其是超强魏国的有力支持，是不可想像的。依据战国初期的态势，对郑国最有图谋的是楚国。楚国曾经数度攻伐郑国；可是，由于三晋集团的多次救援狙击，楚国灭郑的目标一直未能达成。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灭郑，并迁都于郑城，不难看出以魏国为轴心的魏赵韩三晋集团同盟关系的深刻性与持久性。
可是，韩国变法之际，三晋集团的同盟关系，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这时候，楚悼王与吴起死了，楚国对中原的威胁减轻了。灭郑的韩哀侯也死了，韩国的实力也增长了。正当此时，精明雄略的魏武侯也死了，强大的魏国发生了一场剧烈的政变：魏武侯的两个儿子——公子缓、公子罃，为争夺政权展开了内战。其间，赵、韩两国秉承三晋之间的互援传统，介入了魏国的权力争夺漩涡，支持了魏武侯的长子公子缓继位，并以后援形式暗中帮助公子缓对公子罃集团作战。可是，韩赵没有料到，这个公子罃大有才具，而且得到了贵族实力派的支持，竟然在内战中战胜了公子缓集团，登上了国君之位。
公子罃，就是后来的魏惠王。这个魏惠王，有才具，但却没有胸襟，显然不具有战国雄主的大器局。对于韩赵两国的不支持，魏惠王大有怨气，耿耿于怀。由此，魏国开始了对赵、韩两国日渐深入的挑衅，三晋集团开始了连续不断的争端。魏惠王即位第四年，大体安定了内政之后，便开始了结私怨了。
第一次行动，魏惠王邀韩懿侯举行了宅阳（今河南郑州北）之会。史料没有记载会谈内容。但是，依据后来的发展，完全可以推定，魏惠王警告并压服韩国，要韩国作出某种补偿。可是，韩国没有接受，会盟无果而终。
第二次行动，魏惠王在第二年立即发兵攻韩。可是，却在濮阳败给了韩国。
此后两年，魏国连遭秦献公率军强攻，幸得赵国出兵，魏国得以喘息。在此期间，韩国对魏国的战争危机一直冷漠观望，没有出兵救援。魏惠王八年，魏国渡过了对秦作战的危机，借韩国新君韩昭侯刚刚即位之机，以公叔痤为统帅大举攻韩。韩国联合赵国，合兵抵抗，但却在浍水北岸被魏军一举击破。之后，魏国又顺势攻占了赵国的皮牢，也就是今日山西的冀城地带。由此，三晋之间牢固的同盟关系宣告正式破裂。此后的三晋会盟，虽然也伴随着相互的攻伐时常举行，但都是利害分割的会商，再也没有了共同的基础。(www.xing528.com)
魏惠王十六、十七两年，魏国又以庞涓为统帅连续大举攻赵，两次包围邯郸，赵国岌岌可危。但是，第二次攻赵包围邯郸时，齐国出动了。齐国以田忌、孙膑统军，实施了“围魏救赵”的兵家奇谋，大败魏军于桂陵（今日山东菏泽地带），使魏军遭受重创。此战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351年，已经乏力的魏国开始与赵国会盟和解，退还了攻占赵国的土地，达成了暂时的妥协盟约，三晋之间平静了一段时间。此间，韩国任用申不害推动变法，国力开始强大了。
桂陵之战后第九年，也就是公元前342年，魏韩大战终于爆发。
战争的过程是：韩国都城新郑全力抵抗，与魏军激战了很长时间；齐国于次年发兵，用“围魏救赵”的老办法，实行“围魏救韩”；魏军放弃攻韩，转而回军救援大梁；齐军引诱魏军追击，设伏大败魏军，于马陵道山地诛杀了魏军统帅庞涓。
这场大战的结局是两个：一则，魏国霸权由此衰落；二则，韩国变法由此流产。
依据《史记》的模糊记载与后世史家的考证，申不害在战后两年不再领政，在战后六年死去，此间事迹未见任何记载。韩昭侯在战后第十年死去，战败至死的十年之间，也未见任何作为。此后的历史，韩国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发生过变法，再也没有过大的振作。这也就是说，韩国变法没能经受得住战争暴风雨的考验，战后的国君与变法大臣实际上全面铩羽。
韩国变法的历史命运，向我们充分昭示了战时变法的残酷性，也向我们充分昭示了术治渗入变法实践而导致的国家力量的脆弱性。在战国变法的历史上，韩国变法与其说是战时变法的历史经验，毋宁说是“术治”实践的惨痛教训。
韩国变法的脆弱性告诉我们，任何社会变革的根本希望，都是变革成果的制度化、法律化，并在实际推行中确立以法制为惟一标准的社会价值体系。否则，术治之下的阴谋化政治，将导致国家中枢的变形扭曲，从而最终导致国家与民族的巨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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