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申不害术治体系的根基
申不害理论体系的基本点是：治国行法，以术驭臣。
有“以术驭臣”这一支柱，申不害又被当时社会认定为法家“术治”派。
在战国中期的开始阶段，“术治”主张所以能成为法家一个流派，其背景原因是：此时的法家学说已经历经了近百年的酝酿与发展，呈现出多元化思想的特点。在李悝、吴起变法之后，法家理论体系已经趋于丰厚成熟，出现了不同的法治理念。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齐国稷下学宫的法家大师慎到，主张“行法以君权至上”，故此被称为法家学说中的“势治派”。同时，以李悝《法经》思想为主要代表，以吴起变法实践为支撑，又有青年学子公孙鞅（商鞅）等人的早期文章呼应，主张“治国惟法”；故此，这一理念被看做法家学说中的“法治派”。这就是说，在申不害的思想形成阶段，法家之理论体系已经形成了既定的两大流派，势治派与法治派。
当此之时，申不害的术治理论出现，几乎是自然地就成为法家一个新的流派——术治派。以申不害的“术治派”出现为标志，战国法家三大流派已经先后问世了，成熟了。从思想基础的意义上看，这是第二波变法浪潮所以成为战国变法最高潮的根源。
（1）战国法家术治派坚持法治根基的历史真相
法家术治派在后世遭受扭曲最大，有必要恢复它在当时的真实面目。
法家术治派的根基是尊奉法治，主张“治国行法”。无论是术治派的思想，还是术治派的变法实践，推行“法治”，都是“术治”的前提，而不是抛弃法治，以术治取而代之。这是法家术治派最基本的理论结构逻辑，也是术治派以变法事实所证明了的实践逻辑，是不能被忽视的基本出发点。
据《史记》记载，申不害的变法实践有两个基本方面：“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用当代话语说，一是对内整肃社会，二是对外强兵备战。这两个基本点，都是法家推行变法最基本的历史目标与实现方式。在面对全社会的变革实践中，不以推行法治为根基，事实上不可能达到太史公所说的最低目标 ——“国内以治”。
申不害本人，对“奉法治国”也有过明确的说法。
韩非《外储说左上篇》，引证了申不害的话：“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
《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证了申不害的话：“明法，正义，任法而不任智。”
第一则论说，申不害将法治的功能归结为两个基础，一是赏功制度化，二是任用官员制度化。这两个制度，是战时法治的两个基本方面；第二则论说，申不害明确了法治的三个实践原则，一是明法 ——法律要人人皆知，明确无误，大力推行。二是正义——法律必须具备正义性，遏制人性之恶。三是任法不任智——以律法为准绳，而不以人的智力评判为准绳，明确地反对人治。
从这两则言论可以看出，申不害的著作虽然已经在历史河流中漂散了，但在当时的完整文本中，一定有大量的关于推行法治的论述。
从《韩非子》对申不害的批评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事实，申不害的变法实践，不存在对推行法治的怀疑或漠视，关键在对法治最终地位的认定，也可以说是推行法治的彻底性问题。韩非《定法篇》对申不害的批评有两个基本点。其一，“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其二，“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
第一则批评，说申不害不清理晋国时代的传统律法，就颁布韩国的新法，不废除韩国前代君主的旧法，就发布新君时期的新法，导致了法制混乱。第二则批评，说申不害推行法治缺乏一致性，颁布的宪令不统一。或者说，申不害对当时韩国新旧并存的律法——宪令，没有实行统一化。
这两则批评，都是推行法治的彻底性问题，而不是抛弃法治的问题。
无论从理论到实践，法家术治派的申不害，首先都是一个推行法治的法家。
（2）战国法家术治派产生的社会根源
韩非子是后世公认的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对法、术、势三派都有精辟论证。
在《韩非子》中，有一篇《难三》。这是集中破解国君通常遭遇的三个最大政治灾难的一篇文章。颇具意味的是，韩非子在《难三》中，高度肯定了孔子对政治定义“一问三答”的行为。在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皆有相互论战，法家批评儒家，儒家批评法家，都是非常普遍的。但是，法家大师公开高度肯定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言论，却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韩非，曾经将儒家比喻为为害国家的五蠹——五种毒虫之一，能在这里高度肯定孔子，确实是空前的。在这篇文章里，韩非子认为：孔子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对政治的要害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回答，是“知下”的表现。依据韩非子理论的逻辑延伸，“知下之明”，是督察术的最基本方面。(www.xing528.com)
我们先来将孔子一问三答的故事，作一次情境再现——
郊野亭下。叶国大夫子高肃然一躬：“敢问夫子，为政之要何在？”
孔子端坐答曰：“政，在悦近而来远。”
鲁国宫殿。鲁哀公躬身：“敢问夫子，为政之要何在？”
孔子答曰：“政在选贤。”
齐国园林池畔。齐景公问：“夫子，政事之要何在？”
孔子肃然答曰：“政在节财。”
原野大道旁。孔子与群弟子在车旁歇息。
子贡皱着眉头问：“敢问夫子，三公之问皆同，夫子所答却不同，何也？”
孔子平淡地说：“三国治情不同，故政事之解不同也。叶国都城大，地域小，民众多有逃亡之心；故此，为政之要在人心归附，悦近来远。鲁国三桓并立，奸佞愚君；故此，为政之要在选贤任能。齐国君主挥霍无度，故此，为政之要在节财。”
子贡大为感喟：“啊，为政之要，因国而异哉！”
韩非子对此事的总体评价是：“夫对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无患，知下之谓也！”
紧接着，韩非子感喟有加，又说了一番对孔子高度评价的理由：“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故曰：（仲尼）一对而三公无患，知下之谓也！”
申不害则从另一个方面，对“知下不明”的危害，有了痛切的认识。他说：“必使明君使其臣并进辐辏，不许一臣专君，群臣皆蔽。”也就是说，若知下不明，便可能发生遮蔽君主之明，闭塞君主之听，夺君主之政而专擅其令，弑君而取国的恶性事件。
显然，“知下之明”是政治实践普遍而紧迫的需求。无论是维护权力，还是治理社会，对下属系统、下层社会的熟悉与洞察，都是至关重要的。申不害和韩非子，之所以都要强调论说“知下之明”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根基原因正在于政治生活的实践需求。
在那个大争的时代，权力争夺的残酷性是空前的。各国的恶性政变接踵发生，不绝于耳。在这样的战时背景下，国家权力的集中与稳定，是推行任何社会变革的最基本要求。作为力行变法的战国法家，在这方面的高度警觉，绝不是空穴来风。而要做到国家权力安全稳定地运行，防范潜在的隐患，自然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在战国法家看来，无论是国君，还是政治家、理论家，其洞察社会、熟悉国情、知晓臣下在权力阶层中的破坏性作为，都是最基本的政治才能，也是最基本的政治需要。这就是“知下之明”。
要做到真正“知下”，并且达到“明”的境界，仅仅依靠经验主义的“眼见为实”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知下”，就必须要有某些必要的手段与方法。这些手段与方法，就是申不害与韩非所说的“术”。依靠“术”做到“知下之明”，进而达到安全驾驭群臣并安全运行国家权力，就是“术治”。
综上所述，全部的逻辑关系是：国家稳定依靠权力稳定——权力稳定依靠消除隐患与危机——消除权力隐患与危机依靠知下之明——知下之明依靠一套方法与手段——方法与手段的有效依靠系统化总结——系统有效的方法与手段就是术——运用术安全驾驭群臣并安全运行国家权力就是“术治”——术治同时是保障法治运行的手段与方法。
从社会实践看，是“知下之明”的重要性，催生了以申、韩为代表的法家术治派。
这个术治派，后世称为“申韩之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