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进入文明状态后对武事的自觉追求。
从根本上说，所谓武事，就是一切用于强力打击的技能、装备与活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武事的普及性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递减的。越是远古社会，武事就越是趋于直接的生存目标，涉及的人群范围也就越广。远古人类可以做到每个成人，甚或少年儿童都具有基本的搏斗本领，否则无法生存。人类文明越是发展，武事的打击手段越是发达，武事也就越趋于专业化，武事的普及性也会越来越弱。
但是，这一递减现象绝不意味着另一则理由的成立：人类文明越发展，尚武精神就越没有意义。恰恰相反，人类文明越是发展，武事活动群体越是专业，社会就越是需要依托尚武精神来滋养民族精神，从而形成培育优秀的专业武事阶层的社会土壤。没有尚武精神作为社会土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永远不会拥有一支第一流的军队。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文明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需要自觉的尚武精神。因为，武事已经超越了依靠生存本能激发的阶段，更需要依靠精神的自觉来完成。
这是人类历史的精神逻辑，它适用于今天的我们，也适用于春秋晚期的当时社会。
春秋晚期社会，距离华夏族群进入国家文明时代，已经有近两千年了。在漫长的夏商周三代里，随着国家常备军的越来越体制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国家统管制度的越来越严密化，武事活动也越来越聚集于军队与国家。社会民众的武事活动，则越来越受到限制。在西周礼治文明建立后，兵器的日常持有权，军士的遴选权，兵器的打造权，已经大体上限制在贵族阶层与少数“国人”之间了。也就是说，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庶民，已经失去了从事武事活动的权利，只能作为碌碌耕耘的劳作群体存在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崇尚武事是少数人的事情，作为一种风气弥漫于社会，是没有条件的。
面对不甚严重的戎狄侵掠，西周王权表现出的疲于应对，其根源在哪里？
面对严重许多倍的四夷戎狄海洋，春秋时代却能强力反击，其根源又在哪里？
不同的社会土壤，滋生培育国家力量的强度差异，是极大的。这种社会土壤的主要成分，就是弥漫在社会各个阶层以至流散于穷乡僻壤的尚武精神。新的生存方式，新的生命状态，必然弥散出强烈的尚武之风。
让我们先来看看《史记》、《汉书》等古典文献，对当时各国尚武风习的记载：
晋国（魏赵韩）：“俗刚强，多豪杰侵夺；上气力，悲歌慷慨，高气势，报仇过直。”
北地边民：“迫近胡寇，剽悍，少礼文，好射猎。”
宋卫两国：“其俗刚武，上气力，好气任侠。”
燕国：“地卓远，人民稀。民雕悍少虑，敢于急人，轻疾而易死。”
齐国：“武勇者长。地广民众，兵强士勇，多技击之士，贪粗好勇。”
楚国：“天下之强国也……其俗剽轻，易发怒。”(www.xing528.com)
吴国：“君皆好勇，其民好用剑，轻死易发。”
越国：“文身断发。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
岭南：“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簇。”
秦国：“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闻战则喜。”
凡此等等，只是春秋末期社会尚武风气的部分记载。历史的实际情形，应当比文献记载更为厚实浓烈。普遍的尚武精神的形成，在当时具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大体说来，有四个方面的社会原因：
其一，个体自卫意识、财产意识的觉醒，产生了普遍的武备需要。
从最根本的方面说，在私有经济尚未最终定型的春秋时代，保护其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职责，首先就落在了私有者个人身上，其次才是推行新政的新兴政治势力，再次才是日渐倾向于保护私田经济的官府。无论这些私有者是归附于新生政治势力旗下，还是以家族氏族为单元，抑或自发结成群体以对抗官府，首先需要的，都是一种精神勇气与最基本的个人兵器。无论是农民、商人、工匠，还是出游天下的士子，基于防身与保护财产的需要，都有持有兵器的迫切需求。这一点，是尚武精神蓬勃生发的最深刻原因。
其二，国家政策的奖励与引导。
在连绵不断的霸权争夺战争中，无论大国小国，无论是否推行新政，都有强烈的进攻或防御需要。当诸侯国扩大军队的权力不再受到王权制约时，征召民众入军的需要急剧增加，仅仅是贵族子弟成军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扩张或自保的实际需求了。故此，各国都不约而同先后开放了兵器禁令，不但允许民众持有兵器，而且下令官吏在政事场合也必须携带兵器。这就是春秋官吏的“各得带剑”。
事实是，春秋晚期，各国官吏、士人、民众，已经普遍性地佩剑行走了。《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当时邾国的许多民众逃亡到鲁国，鲁国执政大臣季武子，下令赏赐给逃民每人一套衣裳和一口短剑。在各大国中，恰恰是尚武之风最浓烈的秦国，下令官吏“带剑”的时间稍晚，是在秦简公六年，也就是处于春秋战国过渡期的公元前409年。
其三，国家君主与大臣阶层尚武精神的激发。
与后世有很大不同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尚武并亲自征战的国君，数得出一大群。小国君主如鲁庄公、郑武公、宋襄公等等。大国君主如齐桓公、齐庄公；晋国的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晋厉公、晋悼公；楚国的楚武王、楚文王、楚共王、楚庄王；秦国的前五代君主，以及春秋中晚期的秦穆公、秦康公、秦景公、秦厉共公、秦简公等；吴国的寿梦、阖闾、夫差；越国的允常、勾践新生魏国的历代领袖及魏文侯、魏武侯；新生赵国的历代领袖及立国君主，韩国的历代领袖及立国君主，等等。几乎是代代皆好勇，举不胜举。
可以说，那时的君主与大臣，凡是能才者，都是文武两通的杰出政治家，很少没有上过战场的大臣。这种普遍的君王亲征现象，普遍的大臣征战现象，一直延续到秦帝国建立。西汉之后，君王亲征与大臣上阵，就日渐稀少了。再后来，终于减少到凤毛麟角了。
从总体上说，尚武精神是春秋时代迈向战国时代最为坚实的精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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