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诸侯国的阵痛效应及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7　宋卫：中小诸侯国的阵痛效应三

春秋时期诸侯群的变化热点，还有宋国、卫国这两个老牌诸侯国。

宋、卫两国，都与殷商遗民有关。宋国是殷商王族后裔的封国，国君族群是殷商王族，主体人口却是中原原住民。卫国是周室王族诸侯，国君族群是姬氏周人，国人的主要部分却是殷商遗民，也就是殷商七大族群。这是周公平定管蔡之乱后，对殷商后裔的分化治理政策，将殷商王族与殷商王畿的遗民分而治之。由周室王族诸侯统领殷商遗民，由原住人口做殷商王族后裔的封国人口，在事实上将殷商王族后裔的势力尽量削弱，尽量架空。

所以，就政风看，殷商遗风在宋国。就民俗生计看，殷商遗风在卫国。就整体发展程度而言，这两个国家都地处于肥美平原，经济殷实，国人素质较高，习俗自由奔放，是春秋社会与战国初期的富庶风华大邦。宋、卫两国的求变作为及其引起的阵痛动荡，对春秋时期华夏文明的融合，曾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宋国的求变思潮与权力斗争

宋国求变思潮的活跃及其新政现象，出现得很早。

春秋中期，宋国的戴氏、乐氏、皇氏、向氏相继当权。这四大势力，都是宋国国君庶出后裔的繁衍分支。西周末期的镐京事变时，宋国的在位君主是宋戴公。宋戴公死后，其嫡系长子继承国君，其余庶出公子便开始了独立的繁衍发展。到春秋中期，宋戴公的庶出后裔们发展出了三个最主要分支：一支是戴氏，其首领人物是执政大臣华元；一支是乐氏，其首领是后来的执政大臣司城子罕；一支是皇氏，其首领人物是皇瑗。另一股向氏势力，则是宋桓公的庶出后裔。这些由“公族”而演变为“卿族”的大臣集团，长期占据着宋国的主要权力。

在戴氏、乐氏当政时期，正逢齐国田氏、晋国六卿等新兴势力蓬勃生长之时，宋国也弥漫出浓厚的求变思潮。当时，主张恢复西周礼治的孔子与弟子们游说诸侯，曾经路经宋国。宋国的新势力大臣司马桓魋要杀孔子，逼得孔子换上老百姓衣服，匆匆离开了宋国。这件事，是宋国社会新思潮强烈涌动的一个重要表征。在这样的背景下，戴氏、乐氏集团都在自己的封地内，对民众推行与齐国田氏相差无几的新政，救济百姓，减轻赋税，一时颇得人心。

戴氏、乐氏新政之后，宋国的变化中心转向了权力争夺。先后当政的各大卿族集团之间，都曾经与公室权力展开了较量。在宋元公时期，戴氏首领华亥、华定联合向氏首领向宁，发动政变，向公室夺权，结果遭致失败。宋元公虽然战胜，却因此遭受到强大压力，谋求避居鲁国，结果走到半路就死去了。宋景公末期，宋国又发生政变：公子特攻杀太子，自立为君，是为宋昭公。自此之后，宋国出现了三大卿族——皇氏、乐氏、灵氏共同执政的局面，一直到进入战国。

宋国未能在春秋中后期发生蜕变，也未能进入战国序列，其根本原因在于两点：(www.xing528.com)

其一，新兴势力只看重政治权力的争夺，而没有完成封地内的变革，缺乏雄厚的社会根基。这一点，与晋国的魏、赵、韩三大势力以及齐国的田氏集团，有着很大的差距。

其二，新兴势力的构成过于狭小，几乎全部是公室贵族集团，难以衍生出真正具有新政特质的政治势力。对此，《左传》有一句评价，“春秋之世，诸侯唯宋事其君。”这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原诸侯群中，只有宋国公室还能掌控局面，得到卿族的尊重与支持。进入战国时代，戴氏集团终于夺取了宋国政权，其首领子罕自立为君主。

但是，宋国很快就被齐国吞灭了。

（2）卫国的政治动荡与变革

卫国的政治动荡开始得很早。周室刚刚东迁洛阳，卫国便连生内乱政变，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动荡信号。齐桓公称霸时期，曾几次帮助卫国平息内乱。到卫文公时期，卫国推行了“减赋平罪”的新政，也就是对平民减轻赋税，同时清理全国冤狱，以求司法公平。这是宋国第一次整合破碎的局面。

可是，这一新政很快就流产了，卫国又重新陷入了卫献公时期的政变与内乱。到春秋后期，卫国出现了执政的南氏集团新势力，盘踞封地自立，与公室抗衡。南氏集团挫败了卫出公取缔封邑的行动，逼卫出公外逃。而后，南氏集团拥立了新的君主，基本上控制了卫国。可是，卫国依然没有发生蜕变，没有进入新的战国序列。

卫国未能蜕变的原因，在于与周室王权体系的渊源太深，距离太近，其国又在中原腹心，几乎始终处于政治风暴的激荡之中，无法保持相对广阔的回旋余地，因而也难以产生相对稳定的社会变革势力。过于频繁而又没有任何新政追求的政治动乱，几乎打碎了这个中等诸侯国滋生任何新兴集团的可能。虽然，卫国在后来涌现出了诸如商鞅、吕不韦那样的大政治家，其政权形式也一直延续到秦帝国末期。但是，由于卫国在春秋时代的阵痛变化缺乏实质内涵，所以始终未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卫国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深刻变革，都不能寄希望于单纯的政治折腾，而应该着力于经济与社会的基础变革。也就是说，社会与国家的文明新生，绝不是简单的权力更迭所能替代的。只有基础性的社会变革，才是文明发展与国家新生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