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中小诸侯国的阵痛效应二

6　鲁国：中小诸侯国的阵痛效应二

在春秋时代的动荡变革大潮中，鲁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辐射源与阵痛点。

在西周建立的诸侯体系中，鲁国是轴心框架的四大支柱之一。这四大支柱的最初排列次序是：鲁国第一，齐国第二，晋国第三，燕国第四。这四大支柱所处的地域，也恰到好处地扼守在当时华夏文明圈的要害：鲁国控制中原腹地，齐国镇守东部海滨，晋国控制中央高原，燕国镇抚北部诸胡。在这四大支柱构成的轴心框架中，西周王室则居关中、辖洛阳，以广阔雄厚的王畿力量统御天下。历史地看，在长江流域尚未充分开发、楚国又尚未进入西周核心诸侯圈的西周时期，周人设计的这一四大支柱框架，确实构成了大局稳定的轴心体系。

当然，鲁国的地位之所以重要，更在于它是以周公为始封君主的最重要诸侯国。对于西周文明的创建与稳定，周公的作用与意义，无论怎么肯定都不过分。这里需要清楚的是，周公之后的鲁国是否真正起到了四大支柱的作用？也就是说，春秋之前的鲁国，对于西周文明的发展与稳定，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春秋时代的鲁国动荡及其变革，具有基础的意义。

公元前1042年至公元前1021年之间，周公死了。因为周公的特殊功绩与特殊死因，鲁国获得了惊人的荣耀与权力。最为显赫的是，鲁国拥有了使用“天子礼乐”的巨大权力。在当时，天子礼乐的核心点，是直接以周文王为祖先，建立宗庙供奉，并定期举行祭祀的权力。按照周礼，即或是王族诸侯，也不能直接以周文王为祭祀祖先，此所谓“诸侯不得祖天子”。所以，鲁国在周公死后得到的这一天子礼乐权力，实在是当时天下诸侯中的惟一光环。可是，自实际的第一任君主伯禽死后，西周时期的鲁国便在巨大的光环下沉沦了。

第四任君主鲁幽公十四年，鲁国发生第一次政变，幽公弟弟弑君自立，破坏立嫡制度。

第六任君主鲁厉公三十七年死，鲁国再次破坏立嫡制度，贵族拥立鲁厉公弟弟即位。

第八任君主鲁真公三十年，鲁国贵族第三次破坏立嫡制度，拥立真公弟弟即位。

第九任君主鲁武公九年，当时的天子周宣王再次破坏宗法制的立嫡立长制度，以王命形式册立鲁武公最小的儿子“戏”为鲁国太子。这件事，遭到了周室大臣樊仲山父的强烈反对。他发出的警告是：“废长立少，不顺。……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

第十任君主鲁懿公即位九年，鲁国发生大动荡。事件的过程是：那位被周宣王册立的太子即位，是为鲁懿公。他即位九年，便被其兄长的儿子伯御发动政变杀死，伯御被鲁国贵族拥立为君主。周宣王发怒，发兵讨伐鲁国，诛杀了伯御，重新确立了鲁懿公的弟弟，这就是鲁孝公。史料的记载是：“自是后，诸侯多畔（叛）王命。”

第十二任君主鲁孝公二十五年，镐京事变爆发，西周宣告灭亡。

检索西周时期的鲁国大事记，可以看出：在整个西周时期，鲁国的作用与地位每况愈下，非但没有在西周王室多次讨伐戎夷的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也未见在王室政治事变中有任何重大作为。尤其是在镐京事变爆发后，鲁国的作为始终乏力——既未发兵勤王，又不能在护送周平王东迁中全力以赴。

与此相反的是，鲁国作为创建西周礼制的周公后裔，连篇累牍地破坏宗法制，侵蚀西周政治根基。最后，竟至于与周天子联手发昏，对诸侯体系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连锁破坏效应。凡此等等，都意味着一个事实：西周时期的鲁国，已经逐渐沦落为一个迂腐沉闷的超级诸侯，空有其名，未见其实。

（1）西周初期周公对鲁齐两国的政治预言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当年初封诸侯，各国君立即赴任。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代理就任。不到半年，齐国君主姜尚回镐京向周公述职。周公很是惊讶，以为东夷作乱了。太公却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此后过去三年，鲁国君主伯禽才回镐京述职。周公问其为何如此迟缓。伯禽回答的大意是，儿臣入国，变其俗，革其礼，梳理政事。丧三年，然后除之，再施行大周新政，是故迟缓。周公不禁长叹：“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伯禽大为不解。周公回答的大意是，为政治国，贵在简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简政，平易近民，民必归之；礼治繁冗，民必远之也！这是周公关于政治简繁的一段著名的历史言论。

周公、伯禽之后的鲁国，已经丧失了承担大国责任的清醒意识，已经堕入了陈腐偏狭的内部争斗漩涡，沦为了一个随波逐流的地域诸侯国。其间根源，是多方面的。但是，上面的故事，至少也使我们觉察到了鲁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伯禽当政，其开局作为很是隆重，也很是繁冗。

首先，伯禽就任伊始，立即着手制定了详尽的新礼法，对殷商时期的旧俗旧政进行了彻底翻新。其次，举行了一场为期三年的埋葬殷商旧政的政治丧礼，这便是“丧三年，然后除之”的真正意义。之后，才开始推行新政。再之后，才来进京述职。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伯禽将这三年调整期宣示为“丧礼”，实际是埋葬旧政的意思，而不是因为某人的丧礼使他这个国君服丧三年而延迟了政事节奏。

从后来的实际作为看，伯禽的确是一个很看重权力程式，很看重威仪宣示的国君。在起兵响应周公东征时，在鲁国都城郊野的肸地，伯禽举行了盛大的出师典礼，并仿照夏启、商汤、周武等圣王天子的格局，发表了阵前演说，被称为“肸誓”。在西周所有诸侯国的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做派。此时，周公尚未死去，周天子还没有明确授予鲁国“天子礼乐”的大权。伯禽所以能如此，所以敢如此，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非常强势，又非常看重威仪的君主。伯禽的开局作为，奠基了鲁国的政治传统。

与姜太公在齐国的开局作为相比，两者显然奉行了不同的治国理念。姜尚是“简其礼，从其俗”。所谓“简其礼”，实际意义便是取缔与周人价值观相冲突的旧制度，只保留与周人价值观相一致的制度；所谓“从其俗”，便是不触动封地原住民的习俗，使民众依然生活在熟悉的社会氛围里。伯禽的做法，则是“变其俗，革其礼”。其实际意义，便是重新规定社会习俗，彻底废除旧时制度，重新在鲁国建立完全符合周人价值观的礼治文明。

从根本上说，这无疑是符合周公理念的。但是，周公却对伯禽表示了否定，对太公表示了肯定。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伯禽缺乏严酷的政治磨炼，虽然强势，却有相对迂腐的一面。具体说，伯禽不理解治理天下与治理地方之间的差别：统率天下诸侯并创建天下文明体系，必须建立一整套严格的礼仪制度；但是，治理一方民众，却必须简便易行。以治理天下诸侯群之法去治理一方民众，事实上是不得要领的。据此进行预测，周公发出的鲁国未来不如齐国强盛的感叹，几乎是必然的。伯禽在鲁国播种的政治文明，不是实用精神，而是刻板的礼治秩序。这种趋于消极保守的守成传统，一直左右着鲁国的历史。

（2）春秋时代鲁国的阵痛与动荡

伯禽在鲁国开创的礼治，与整个礼治体系一样，很快就千疮百孔了。

进入春秋之世，除了鲁庄公时期短暂的小霸一时，在其余大部分时段，鲁国都陷在乱象之中不能自拔。令人深思的是，鲁国的社会震荡很激烈，其声势规模与频繁程度，甚至超过了齐国与晋国。但是，鲁国却始终没能滋生出齐国田氏、晋国六卿那样的新政集团，没能在变革潮流中获得新生。与同样是嫡系王族诸侯的燕国相比，鲁国在春秋时期的辐射力远远超过燕国。但是，从整体新生的意义上看，鲁国却未能进入战国序列，且越来越趋于弱小保守，远远不如战国时期的燕国。

让我们来看看鲁国在春秋时期的激烈动荡吧。

鲁国上层的分化，最早开始于春秋初期的鲁桓公末期与鲁庄公初期。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死了，其子即位，是为鲁庄公。其时，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庆父、叔牙、季友。在鲁庄公在位的32年间，这三位公室人物的族群都成长为实力雄厚的公族集团了。因为这公室三族都是鲁桓公的子孙，故此，后来被称为“三桓”。这时，一个偶然的因素，引发了鲁国的政治动荡。

鲁庄公虽是一个强势君主，但其正妻却没有生下嫡系继承人。是故，鲁庄公将死之时，确立继承人就成了鲁国公室的核心难题。依鲁庄公个人之意，是想立一个爱妾的儿子“斑”继承国君，但却顾忌三个弟弟反对。于是，鲁庄公先行对各方势力进行了试探。结果是：叔牙主张立鲁庄公的大弟弟、自己的亲哥哥庆父继承国君；季友附和鲁庄公，坚定地主张立庄公爱妾的儿子斑；庆父始终沉默，没有表态。当此之时，鲁庄公选择的处置方法是：与季友合谋，逼杀了叔牙，将善后政事权交给了季友。此后，鲁庄公很快便死了。季友拥立了鲁庄公爱妾之子斑继承君位，但却使其在另外一个城邑即位，暂时没有回到都城。

这时，最有实力的庆父发动了政变，攻杀了新君斑，拥立了鲁庄公的另一个庶出公子姬开为国君，是为鲁湣公。这里的重要背景是：鲁湣公姬开是鲁庄公的美妾哀姜所生，而哀姜则与庆父有长期私通的秘密关系。庆父所以发动政变，拥立姬开，其与哀姜的关系是直接原因。自此，鲁国开始了著名的庆父之乱。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此之谓也。

其后大动乱的主要脉络是：鲁湣公第二年，庆父与已经成为太后的哀姜继续私通，且更为笃厚，终于结为政治同盟，图谋杀死鲁湣公，由庆父自己做君主。为实现其野心，庆父先行派人谋杀了鲁湣公的儿子，以示斩草除根。当时，逃亡于陈国的季友集团闻讯，立即联络鲁湣公势力，秘密发动鲁国公族捕拿庆父。庆父觉察到危险，与哀姜分头逃亡了。庆父逃亡到了齐国莒城，哀姜逃亡到邾国。季友集团闻讯，立即回到鲁国，拥立鲁庄公的另一个小儿子即位，是为鲁僖公。此后，季友集团又重礼收买齐国，押回了庆父，逼其自杀。当时的齐国是齐桓公在位，齐桓公利用霸主威力，从邾国解回了逃亡的哀姜，并立即将其杀死，并将哀姜尸体送回鲁国。鲁国公室举行了盛大仪式，割碎了哀姜的尸体，以表示惩戒。

这场大动乱结束后，鲁僖公为安定鲁国，对“三桓”势力作出了善后安置：封汶阳、费邑两地给季友集团，是为季孙氏；确定公孙敖为庆父之后，封于郕地，是为孟孙氏；确定叔牙的第三个儿子为叔牙继承人，封于郕地，是为叔孙氏。自此，“三桓”成为鲁国三股具有深厚根基的政治势力。三桓势力的壮大，是鲁国新兴势力滋生、成长与社会动荡的开端。

鲁国新政势力的滋生，应该从季孙氏的季文子当政开始。公元前591年，鲁宣公死了。当政的季文子集团，成功驱逐了掌握军权的政敌东门氏集团，独揽了军政大权。季文子当政初期，鲁国虽未明确宣布实行新政，但是其实际的政策方向，却向着有利于私田的方向发展。季文子不限制私田的扩张，也不保护由公室直辖的井田制公田。数年之间，由于公室的井田收获物不断减少，季文子便以鲁宣公名义实行了新政改革，推行了“初税亩”。

这是一种新税制，其实际政策是：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不论公田、私田，一律由国家按照亩数收税。“初税亩”的政策逻辑是：既然私田与公田一样，都对国家纳税，当然也应当同样获得国家的保护与支持。这样，私田的发展就由秘密转为公开，由非法转为合法。客观地说，“初税亩”将当时不合法的私田合法化，促进了旧井田制的瓦解，是春秋社会最早的具有真正创新性的经济变革之一。(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三桓”在各自的封地上也程度不同地推行了新的税制：季孙氏的封地全部采用新税制；叔孙氏的封地听其各分支首领自便；孟孙氏的封地，一半土地实行新税制，一半土地实行旧税制。因为季孙氏的新政相对彻底，所以民众乐意归附，很快发展为三桓之首。

季文子死后，孟孙氏、叔孙氏相继领政，都实行了程度各异的新政，鲁国的私家势力便越来越壮大了。三十余年后，到了公元前562年的鲁襄公时期，三桓合力，将一度衰落为只有“两军”的鲁国军队，恢复扩建为“三军”，同时又扩充进了三家的私兵，由三家各自掌控一军。自此，鲁国公室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

春秋末期，三桓势力再次分割鲁国：将鲁国土地与军队分割成四份，季孙氏独占两份，孟孙氏、叔孙氏各占一份；公室既不能占土地，也不能掌军队，所需财货用度全部由三桓分摊供应。这就是“卑公室，三桓分割鲁国”。到了吴越争霸的春秋末期，鲁悼公在位，三桓势力已经彻底巩固了，鲁国君主的势力已经大大萎缩了。《史记·鲁周公世家》是这样记载的：“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至此，鲁国几乎成了第一个向新兴国家迈进的传统大诸侯国。

可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鲁国的新政集团始终未能发生本质的跨越。

（3）鲁国旧势力对新政势力的全力抵制

三桓势力壮大并推行新政之后，鲁国以公室力量为轴心的旧贵族集团，便以各种方式抵制新政，与私家势力进行较量。这种较量，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武装对抗，公开地以军事方式剿灭三桓，主要有南蒯氏、郈氏、子家氏、阳虎等集团，于数十年间发动了四次军事进攻；

二是请求外邦力量干预。鲁宣公之后，鲁国曾先后秘密请求过齐国、晋国、越国以武装力量剿灭三桓，但都没能成功。

第三种是政治对抗，以公室力量公开发动对三桓势力的取缔，同时毁灭其封地城邑。

在这三种方式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种。

公元前501年，是鲁定公即位的第九年。此公歆慕孔子学问，也推崇孔子的政治主张，于是在这一年，鲁定公任用孔子作了“中都宰”。这是执掌都城政务的显耀大官。自此，孔子开始了短暂的政治生涯。

鲁国重大的政治较量，发生在鲁定公时期，主持人正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孔子。孔子介入政治的过程及其结局，是春秋末期保守主义思想家的一个典型。其学说的历史命运，其个人的现实命运，都隐藏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内涵。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正当天下变革大潮方兴未艾的春秋晚期。身为没落的中小贵族的后裔，史料对孔子的生身环境有三个字的概括：“贫且贱”。也就是说，孔子是当时比较典型的贫贱布衣之士。按其社会地位要求，按其实际利益所在，孔子本都应该如同春秋战国的无数布衣之士一样，成为变革思潮的推动者。可是，人群的复杂分化就在这里——实际社会地位与其所产生的目标追求，未必总是一致的。贵族阶层有走向平民社会的叛逆者，平民阶层也有走向贵族立场的叛逆者。孔子的人生道路，是后一种叛逆——努力脱离自己“贫且贱”的平民地位，走向了本不属于自己群体的贵族立场。

春秋中后期社会的实际变化，使孔子这样的贫贱布衣得以读书成长。不清楚是尚未加冠，还是刚刚加冠之后，孔子便开始了仕途奔波，先后当过委吏（仓库保管员）、乘田（畜牧管理员）等小吏。大约仕途无望，孔子很快便放弃了小吏生计，开始了游学生涯。孔子的游学，没有固定的老师，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自学成才。从中年开始，学问有成的孔子开始了收徒办学，开始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政治理念的核心，是反对当时的社会变革，主张全面回复到西周礼治社会去。“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克己复礼”等，是孔子对自己政治主张的典型表述。与此同时，孔子率领弟子群开始了长时期独立的政治传播活动。渐渐地，孔子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声望。

终于，在孔子五十岁的时候，命运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折。

中都宰之后，孔子又被擢升为司空，执掌工程事务，进入了国家大臣的序列。很快，孔子又由司空转为更重要的大司寇，执掌国家律法的实施。在56岁这一年，孔子的权力地位达到了人臣巅峰——鲁定公“以孔子摄相事”，也就是以大司寇的身份代行丞相权力，成了实际上的鲁国丞相。担任实际丞相后不久，孔子便离开了鲁国，再次周游天下做政治传播活动了。直到年届七十岁，孔子才重新回到鲁国。三年后，孔子死去。这就是孔子一生的主干脉络。

在为政近六年余的时间里，孔子顽强地推行旧政治，为鲁国做了两方面大事：

第一，正面发动政治决战，力图摧毁三桓新兴势力。

这场政治决战，发生在鲁定公十二年，当时称为“堕三都”。其实际含义是三点：其一，拆毁“三桓封邑”的城垣，进而推行对私家城邑的正式取缔政策。其二，收回“三桓”封地的私兵，恢复军队归公室统领的制度。其三，废除“三桓”对封地的独立治权，推行公室全面治权。从实质上说，这是孔子代表公室权力与私家权力的正面较量。在当时发达活跃的诸侯国中，这是非常罕见的，几乎是惟一的一次新旧势力的正面较量。所谓正面较量，就是不以任何其他原由为借口削弱对方，而是直接地制度取缔，直接地权力废除，直接地政治诉求。应该说，在具有深厚礼治传统的鲁国，孔子占有政治上的相对优势。

这次重大事件的主要过程是：季孙氏坚决抵制，在将要毁城时，对鲁国公室发动了军事进攻。孔子率军击败了季孙氏，并一举拆毁了季孙氏的城垣——费邑。孔子乘胜追击，又成功拆毁了叔孙氏城垣。最后的孟孙氏集团却不屈服，举兵防守，拒绝拆毁城垣。鲁定公与孔子率军围城，却又始终无法攻克。之后的事件发展，各种史料互有矛盾。总之是，不能确定发生了什么样的意外变化，“堕三都”决战不了了之了。其政治目标并没有真正实现，三桓势力在暂时低潮后，很快又强大起来。

第二，诛杀少正卯，遏制变革思潮蔓延，遏制新生言论。

鲁定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496年，56岁的孔子“摄行相事”。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诛杀了著名的新言论传播者少正卯，发动了遏制新思潮的政治攻势，一时震动天下。《史记·孔子世家》对这一事变的记载过于简单。相对具体的史实记载，是西汉刘向的《说苑》。后来的《说苑疏证》，又征引了《荀子》、《孔子家语》、《尹文子》等文献记载，佐证了这一事件。我们不妨将《说苑》对这件事的全文记载录之如下：

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于东观之下。门人闻之，趋而进，至者不言，其意一也。子贡后至，趋而进曰：“夫少正卯者，鲁国之闻人矣！夫子始为政，何以先诛之？”孔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夫王者之诛有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辩而险，二曰言伪而辩，三曰行辟而坚，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皆有辨知聪达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伪，则其智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夫有五者之一，则不免于诛。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诛之也。昔者，汤诛蠋沐，太公诛潘阯，管仲诛史附里，子产诛邓析，此五子未有不诛也！所谓诛之者，非为其昼则攻盗，暮则穿窬也，皆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之谓也！

这段记载的核心，是孔子对这群愚气很重的弟子们的严厉训诫。而这段训诫辞的核心，则是孔子杀少正卯的五大理由，以及杀少正卯的重大意义。五大理由是：“心辩而险，言伪而辩，行辟而坚，志愚而博，顺非而泽。”重大意义则是，与古今圣贤诛杀奸人是同等伟大的。孔子的最后归结是，少正卯这种人是“倾覆之徒，是奸人之雄”，是必须诛杀的。

孔子这段自我辩护，没有一句依法行刑的话，全部都是依据自己维护旧制的政治信念所作出的主观评判与类比。在春秋末世，法律已经开始公开化的时候，孔子奉行了典型的人治诛心方式。弟子们所以急匆匆赶来，所以都不满，所以都不懂，所以都迷惑，其根本点，实际是一种矛盾心理——既对新的变革潮流有所歆慕，又对传统王道杀人方式有所依恋；既不满于老师，又力图解惑于老师。

孔子诛杀少正卯，是春秋时代的重大事件之一。与同时期子产不毁乡校的作为相比，孔子是极端化的复古派。西汉之后，对这一重大事件的争议却越来越多。一种意见认为，这个事件是编造的，事实上孔子没有杀过少正卯。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一事件是真实的，早期史家与学者不可能凭空对孔子编造出如此重大的一起杀人案，更不可能编造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事件。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以当时环境的政治逻辑，这一事件具有基本的真实性与合理性。

孔子杀少正卯，对天下诸侯群震动极大。鲁国的最大邻国是齐国。齐国的新兴势力，尤其深感不安。齐国人认为，孔子“为政必霸”，鲁国再由孔子执政，将来必然会严重威胁到齐国。于是，齐国开始为驱逐孔子做起了文章。第一步，先与鲁国国君交好。齐国选派了一支八十人的女子乐团，外加三十辆由四匹马驾拉的精美车辆，隆重地送进了鲁国，陈列在鲁国都城的南门外。可是，大约慑于孔子的威势，鲁国竟没有官方表示。这时，处于蛰伏之期的“三桓”之首的季桓子出现了。季桓子的活动是：首先便装出城，察看了一番齐国礼物。回城后，季桓子面见鲁定公，说动鲁定公接受了齐国的女乐宝马。之后，鲁定公沉醉其中，竟至三日不理国事。对鲁定公的沉沦与妥协，孔子深感失望，于是离开了鲁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政坛。就实际而言，与其说齐国攻势奏效，毋宁说鲁国公室觉察到了新势力的强大，不敢再用孔子了。

自此，鲁国新旧势力的正面决战大体宣告结束。

鲁国的新兴势力越来越强大，但鲁国却始终没有进入新的战国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