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楚国霸业
关于楚庄王的奋起，有一个“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故事。《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即位后三年无所作为，大臣伍举以隐语劝谏：“有鸟于高岗，三年不飞，不鸣。敢问，此何鸟也？”楚庄王慷慨回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此鸟也！”此后，楚庄王又以大臣苏从“死谏”为转折，任命伍举、苏从为主政大臣，整肃国政。
从历史实际看，并非楚庄王故弄玄虚，而是当时楚国的老世族分治势力非常强大，这个新即位的楚王根本没有实际处置国政的权力。在各种势力纷纷崛起的春秋时代，世族分治而不断壮大，并最终取代旧有的君权，是一种普遍而持久的现象。在此背景下，每个诸侯国的君权族群，都有着与分治世族抗衡的一面。诸如齐国、晋国、楚国、燕国这样的老牌诸侯大国，这个问题尤其显得重要。这就是春秋时代呈现出的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大国蜕变。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将会看到大国蜕变的具体历史形式。
所以，楚庄王的初期蛰伏，必然是察觉到了深刻的政治危机所致。
在这三年之中，楚庄王一定是在紧锣密鼓地秘密准备反击力量。所谓“三年荒淫，禁止谏言”，只不过是对外示形的伪装而已。否则，楚庄王起飞之后一连串雷厉风行的政治大动作，就是一场毫无根基的荒诞闹剧了。从后来的实践看，楚庄王确实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所主持下的楚国崛起以及大国霸业，对于中国文明在这一时期的融汇聚合，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楚庄王的第一个功绩，是整肃内政，重新树立楚国君权。
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也因为楚国建立政权的特殊历史道路，楚国具有不同于北方诸侯国的特殊国情——以盟约方式兼并了诸多山地族群，楚国形成了特大世族分治的传统。在楚庄王之前，楚国王室的权力，一直受到世族分治的很大遏制。楚庄王要树立楚国王室的威权，其轴心便是遏制世族分治。
楚庄王确立王权的政治战役，主要阶段是两个。
第一阶段，大杀、大用并举的策略，先行整肃中小世族。大杀：楚庄王听政，所诛杀者数百人。大用：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具体地说，诛杀的数百人，一定是疏远王室而依附特大世族的中小族群首领；晋升的数百人，一定是拥戴王室的各族群首领。伍举、苏从领政，说明伍、苏两族群已经成为楚国王室坚定的同盟力量。
第二阶段，集中力量解决最大的分治势力——若敖氏。
整肃中小世族之后，楚国王权一度推行顺利，开始了北上争霸的初期阶段。但是，楚国的内部问题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公元前605年，也就是楚庄王亲政的第六年，楚国内部矛盾总爆发——最大的老世族若敖氏族群举兵发动政变，大举进攻楚国王室。当此之时，楚庄王毅然发兵作战，战场历经几度艰危，终于一举消灭了若敖氏势力。
历经这两大阶段之后，楚国的王室君权第一次真正具有了相对巩固的根基。此后直到战国末期的数百年里，世族分治虽然一直是楚国的痼疾，但也始终维持在以王权为中心的状态下，再没有发生过世族举兵与王室开战的大内乱。应该说，对于整合楚国这样一个特殊大国的政治文明，楚庄王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楚国霸业的第二个功绩，是抗击蛮夷族群的侵袭蚕食。
春秋时代的华夏攘夷，南方的主要力量，当之无愧属于楚国。
当时中国从淮水流域、东海之滨，直至岭南地带广袤的山地丛林，尚有大量处于落后生存状态的流动族群。以当时的名称，主要是东夷、南蛮、百越三大群体。他们分作无数氏族政权，或自发成兵，或拥有固定的武装力量，四处侵扰劫掠各个诸侯国，对华夏文明的生存，构成来自南部的重大威胁。当时的楚国，虽然遭受中原诸侯群的歧视，但楚国政权却有相对宽广的文明胸襟，不但长期主动靠拢周王室与中原大诸侯国，而且在抗击蛮夷势力的围攻中多次与齐、晋、秦等大国联合作战，成为华夏文明的南部屏障。(www.xing528.com)
楚庄王亲政二十年，楚国抗击蛮夷进攻的重大行动有三次：
其一，公元前611年，也就是楚庄王亲政的这一年，楚国内忧外患同时爆发。内忧，是发生了大饥荒。外患有两方面，一是西部戎狄势力攻楚，已经进逼到楚国的腹心地带，也就是今日湖北的荆门、枝江地区。二是原先归附楚国的南部蛮夷势力，在湘水流域的庸国策动下，同时举兵大举反楚。当时，楚国的形势极为严峻，大多数臣子都主张迁都避难。楚庄王却接受了大夫蒍贾的建议，决然起兵，先行攻击南蛮叛乱势力。历经月余艰难作战，获得了初步胜利。之后，楚庄王又联合秦国、巴国共同出兵，对南蛮余部势力展开反击，并取得了最终胜利，消灭了庸国。
其二，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大举反击戎狄入侵楚国的根基势力——陆浑之戎，一直北进作战到洛水一带。在这次胜利之后，楚庄王陈兵洛阳郊野，向周王室发起挑战，发生了著名的“问鼎中原”的故事。
其三，公元前601年，淮南的蛮夷势力——舒、蓼两大族群又发动叛乱，楚庄王再度起兵，灭掉舒、蓼两族群的政权，一直进兵到“滑汭”，也就是今日安徽合肥地带。这次进军的连带成果，是楚国与吴、越两国会盟，重新划定了疆界后，楚军才撤兵归去。此后，楚国的影响力大大加强，蛮夷群起攻楚的战事再也没有发生过。
楚国霸业第三方面的功绩，是北上中原争霸。
楚国向北扩张霸业，也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故事——问鼎中原。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北上击退陆浑之戎后，驻军洛阳郊野。周王室派出特使王孙满犒劳楚军。宴会上，楚庄王挑衅地发问，周王室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在德不在鼎。”楚庄王昂昂然逼问：“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只好说了一通九鼎的历史，而后以天命之说婉转搪塞：“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楚国争霸有一个鲜明特点，只说攘夷，不说尊王。问鼎中原的故事，算是楚国“攘夷不尊王“的一个典型。考察根源，应该在于楚人精神层面上对周王室的长期疏离。殷商之世，楚人已经拓荒自立。在西周时代屡经奋争，屡经斡旋，周王室才勉强赐予楚人头领以最低等级的诸侯封号——楚子。到楚庄王时，楚国已经是第五代称王了，可周王室与中原诸侯的文书史书，依然将楚国君主称作楚子，不肯承认其大国地位，甚或将楚国视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另类势力。历史地说，这是中原诸侯群与周王室无视天下潮流的文明歧视与地域偏见。楚国的挑战是必然的，也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
楚庄王的“武功七德说”，是中国原生文明的经典之一。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了一则故事。以现代语言情景再现，大体是这样一番对答——楚军围猎。楚庄王君臣纵马驰骋，立于高岗。将军潘党颂扬云：“楚王克敌，又埋敌军尸骨，当刻石以记，使子孙不忘武功！”楚庄王马上遥望远方：“此间道理，非你等所能知晓也。”众将拱手：“愿闻我王教诲！”于是，楚庄王高声道：“好！说给你等。何谓武？止戈为武也。武王克商，作《武》《恒》之乐，其诗云：绥万邦，屡丰年。此之谓也。何谓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富者也。此为武之七德也。今我无一德，何以示子孙哉！”
正是楚庄王的武功七德说，在其身后推动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休战盟约。
楚国霸业与晋国霸业有一个相同点，就是在第一任霸主死后，仍然在较长时期里时断时续地维持着相对霸权。楚庄王死后，由于楚晋两大国的长期对抗，卷进两大集团对抗的众多诸侯国都不堪其累，晋楚两大国也深感疲惫。尤其是晋国，由于新生势力崛起，内部矛盾加剧，已经不堪争霸之战的重负。因而，当时社会滋生了罢兵思潮。这一罢兵思潮的源头，就是楚庄王武功七德之说中的“戢兵论”。戢者，收敛也，止息也。在楚庄王之后，“戢兵”思潮叫做“弭兵”——消弭兵戈之意。
由于楚晋两大国的和解意向而实现的弭兵盟约，有两次：
第一次，公元前579年，也就是楚庄王死后的第12年，由宋国大夫华元、楚国令尹子重、晋国大臣栾武共同推动的“弭兵盟约”，在宋国西门外达成。关于这次弭兵盟约的内容，《左传·成公十二年》的记载是：“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显然，这是有利于各国和平发展的盟约。
第二次，公元前546年夏，在宋国大臣向戍、楚国令尹屈建、晋国大臣赵武的推动下，以楚、晋两大国为首的14国，在宋国西门外郊野歃血为盟，达成了第二次弭兵盟约。此后，天下对抗争霸的局面减缓，一度平和了10余年。这一阶段的楚国，在实际实力上超过了晋国，成为主导天下格局的大国。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罢兵言和是空前的，是第一次在交战各方之间自觉达成的休战盟约，具有非常重大的文明意义。此后，弭兵反战思潮依旧时起时伏。这一思潮，对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的出现有着基础的意义，是中国原生文明最可贵的遗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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