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齐国霸业
齐国霸业，是从桓公即位后的第七年开始的。但是，在管仲改革的六年里，齐国始终没有停止对外小规模用兵。从实际情形看，这时的齐国应该尽量减少用兵。可是，此前积累的邦交争端，却使齐国无法停止小规模战争，哪怕是败多胜少。在改革同时进行的前六年之内，齐国的对外用兵有四次：
第一次，齐桓公二年攻鲁，在长勺之地败于鲁军。
第二次，联合宋国再次攻鲁，因宋军先败，齐在乘丘之地撤军，事实失败。
第三次，同年冬天，出兵吞灭与鲁国相邻的小诸侯谭国，成功。
第四次，三年后，齐桓公五年，出兵吞灭鲁国另一邻国——遂国，获胜。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齐桓公在开始阶段对齐军的衰弱还没有自觉意识，及至一年两败于鲁国，才以吞灭一个小国为台阶，停止了轻率用兵。管仲改革五年之后，齐国的军事实力有了显著提高，齐桓公才开始了重新用兵，也就是第四次的灭遂之战。这次用兵不同以往处，是齐国基于试探会盟效力而发动的惩罚性战争。齐桓公五年，齐国以平定宋国内乱为名义，尝试性地发动五国会盟。其中，长期与鲁国交好的遂国，没有出兵与盟。齐桓公就断然起兵，吞灭了遂国。显然，这次用兵是齐国大举争霸的序曲。
但是，齐国的传统盟友，又是齐国劲敌的鲁国，没有放松对齐国的警觉。就在齐国吞灭遂国之后的当年冬天，鲁国邀齐国在柯地，也就是今日山东东阿西南地带，举行两国君主会盟。在这次会盟中，鲁庄公使猛士大臣曹沫以匕首劫持齐桓公，威逼齐国归还曾经侵占鲁国的土地。齐桓公对此时能否战胜鲁国，心下还没底，便以“守信于诸侯”为公开理由，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两个大国在形式上重新恢复了正常邦交。
齐桓公六年，也就是公元前680年，齐国以宋国违背前次会盟之约为理由，邀集陈、曹两国与周王室会盟于鄄地，要讨伐宋国。当时，非但陈、曹两国出兵，连近百年很少举兵的周王室，也派出大夫单伯率领王师与盟了。宋国在三方军力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表示屈服，表示接受齐国号令。这次会盟，因有天子王师应邀参与，所以被历史看做是继小霸郑庄公之后，齐以大国实力第一次“挟天子以令诸侯”。自此，齐国正式迈出了大国霸业的步伐。
齐国霸业历时36年，主要业绩在两大方面：对内调停争端，对外抵御夷狄。
当时，华夏社会的大格局有三个基本方面：其一，王权沦落，天下处于无中心状态，旧有的王权秩序已经崩溃，新的天下秩序尚未以任何形式出现。其二，诸侯之间纷争不断，强国欺凌小国，小国也相互攻伐。各诸侯国之间，在水流利用、资源开掘等基本经济民生活动方面缺乏共同准则，民众生存状态受到极其严重的普遍影响。其三，外部野蛮族群四面侵袭，渗透中原腹地，尤其以北部、西部的戎狄族群为祸剧烈，对中原诸侯国进行频繁的掠夺战争，使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处于严重的生死存亡的边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齐桓公君臣所以能成就大国霸业，根基在于全面改革之后的强大实力，其次在于切中实际的操作策略。从历史实践看，国家实力是基础，策略原则是生命线。所谓强大的国家实力，主要在齐国全面改革后的经济、军事、民生三大方面。齐军所以能在后来的内外争端中频繁地大规模出动，南征北战，驰骋天下，没有强大有效的资源保障与兵员输送，不可能应对长时期内频繁发生的大小战争。
（1）切中实际的策略原则：“尊王攘夷”的总方针
如果将这个方针的实际意涵换成今日的语言，就是一则可以明确表示实际内容的政治纲领：一致尊奉天子王权，共同抵御戎狄蛮夷。从历史实践看，这一策略原则是齐国霸业的生命线。因为，只有这一策略原则，找到了齐国与天下诸侯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抵御蛮夷外患，挽救华夏文明。同时，也开辟了重新以天子王权成为精神中心而凝聚天下力量的可能性，从而能够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实际问题。从历史传统所能提供的政治智慧来说，当时可供齐国选择的霸业道路，至少有两条：
其一，汤武革命式。直接攻灭周王室，重新建立新的联邦中央政权；
其二，攻灭周边中小诸侯国，抵御外患并成就地区霸权，再图谋取天下王权。
可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这两条道路都很难实现。“汤武革命”的前提是，天下面对的是昏聩残暴的末代政权。但是，当时的周王室却没有多少“恶政”，而只是无为自保，向天下诸侯退让，既没有成为天下公敌，也没有成为制约诸侯国扩张的阻力。此时的周王室，实际上是一方谁也没有太过关注的力量。如此，基于“吊民伐罪”的“汤武革命”，也就丧失了正义性根基，既无法获得天下诸侯的响应，也无法成为扩充力量的最佳途径，更无法成为一举继承天下最高权力的有效源泉。其次，成为地区霸主，则只可能使天下更加混乱，甚或最终也连带淹没了齐国。
无论从当时的大形势看，还是从历史发展的实践看，这两条霸业道路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说实现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如果不能有效抵御四面汪洋的蛮夷戎狄外患，即或建立了新的中央政权，也是无法存在的。所以，齐桓公君臣选择的“尊王攘夷”的策略原则，是充满智慧的历史抉择。
（2）调停诸侯争端，是齐国霸业的基础方面
从公元前679年，也就是齐桓公七年开始，齐国以“尊奉王命”的名义，开始调停诸侯争端，并整合天下秩序。12年后，齐国的行动得到周王室的理解与主动配合。周王室派出特使召伯廖，赐齐桓公为“侯伯”，也就是统领诸侯的霸主。至此，黄河中下游的诸侯群都承认了齐国的宗主国地位。在此后的国家行动中，齐国一直致力于重建被诸侯国共同遵守的某些基本社会规范。齐桓公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51年，齐国举行了九国参与的“葵丘会盟”，终于达成了华夏诸侯言归于好的总盟约。在此总盟约之下，又达成了若干共同规范。依据《春秋榖梁传》与《孟子》的记载，这些规范主要是六个方面：
其一，不可壅塞河流、泉水等水源；若有必要堵水，必须得通报下游诸侯；(www.xing528.com)
其二，不可有意囤积粮谷，不可遏制粮谷市场；
其三，诛杀不孝子孙，不可更换嫡子，确保继承制有序；
其四，不可以妾为妻，不可让妇人参与国政；
其五，敬士尊贤，不得妄杀大夫；
其六，敬老慈幼，敞开道路关卡，以利旅客。
葵丘会盟，是齐国霸业在整合华夏纷争中的最大贡献，也是齐国霸业的高峰。
（3）攘夷——抵御四夷入侵，是齐国霸业的最大历史功绩
春秋初中期的四夷外患，本质上是落后文明对华夏先进文明的侵犯。
据《礼记·王制》的总体记载，当时的四夷情形是：“中国（之）戎夷五方之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很清楚，这种生存状态的差别，构成了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差别。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侵扰与毁灭的几率，要远远高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之后的时代。
我们对比较详尽的几部《中国历史年表》作了统计，从西周末期戎狄大举进入中原的镐京事变开始，四面边患接踵而来。到齐国称霸时期，戎狄大规模侵袭中国腹地，并将所占领的发达农耕区变成荒芜粗放的畜牧区，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最大的文明灾难。到齐桓公病逝，齐国霸业结束之后，戎狄的大规模侵袭与滞留，则显著减少。具体说，仅仅是齐桓公称霸的36年间，因戎狄而起的战争，就有近30次之多。
史料留下的记载，是触目惊心的——
“自平王东迁，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伊、洛，往往有戎！”
“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缕！”
用今天的话说，四方夷狄连续不断地入侵中原，已是常态，当时社会的惊骇感叹，意味着对野蛮势力的战争已经成为挽救华夏文明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若不是这样的深重危机，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在王权已经崩溃的时刻，“尊王攘夷”的政治纲领不可能迅速被已经开始寻求历史新出路的华夏诸侯群所接受。
面对如此严重的外患，齐国以霸权实力发动“攘夷”，可谓洞察深远。
据《韩非子·说林上》与《左传·闵公元年》记载，在戎狄大举攻掠邢国的时候，齐国的鲍叔牙与管仲在行动方针上发生了分歧。鲍叔牙主张：此时发兵太早，为齐国利害计，“救危望轻，复国望重”，当在戎狄灭亡邢国之后，齐国再发兵驱逐戎狄，恢复邢国。届时，齐国将“望重天下”——显然，这是单纯的齐国名望说。管仲则主张：为天下文明计，戎狄豺狼成性，不可放纵！华夏诸侯一家，不可丢弃！坐等邢国灭亡，无异于一剂鸩毒。齐国与邢国一样，都受戎狄之恶，应该相互援手，立即发兵，这才符合天下大道。结果是，齐桓公接受管仲主张，立即发兵救邢。
上面的故事，是史学家晁福林先生在《霸权迭兴》一书中对相关史料相互考订后认定的一段史实。它说明，春秋初期与中期的戎狄灾难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而如何对待这种文明危机，在当时也是有争论的。一种态度如鲍叔牙，是策略主义的，是惟齐国利益为根基的。另一种态度如管仲，是以挽救华夏文明为根基的。
很清楚，齐国发动攘夷，是自觉承担了历史责任的，而不是盲目的。
晚年的齐桓公，曾不无骄傲地回顾说，“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具体说，齐桓公的大国霸业持续了36年，共会盟诸侯22次。而其中最主要的，也是齐桓公本人引以为荣的9次会盟——九合诸侯，都是基于驱逐戎狄灾难而举行的。在后来的历史理念里，所以有孟子的“五霸，桓公为盛”的历史评价，其基本点正在于齐桓公霸业挽救华夏文明的特殊意义，而不是其他。而孔子，更发出感慨，“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春秋齐国的改革与大国霸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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