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揭示周王权沦落的奥秘

3　周王权沦落的历史奥秘

王权沦落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只能隐藏在周人族群的价值观念体系中。

周人，是一个发端于纯正农耕经济的族群。稳健、持重、精细、求实，具有恭顺的秩序感，同时具有极其强烈的自我道德良知。这是周人的族群秉性。历史证明，在一定的高度上获得成功后，这种纯正的农耕族群，很容易趋于保守。他们习惯于恪守既定的历史传统，习惯于消极守成，不善于继续创新。这种族群秉性，是周人一切国家行为最深刻的精神根基。灭商之初，周人将殷商时代遗留的文明遗产，进行了最为精细化的全面改造，创造出了一种全面覆盖社会活动的礼治体系，确立了与夏商两代迥然不同的周代礼治文明。这一功绩，充分体现了农耕族群善于在发端阶段拓荒创造的特有秉性。应该说，这是周人最为完美的文明创造时期。

自此之后，周人进入了保守主义的守成历史。这里，值得注意的关键点，是从周人礼治文明的内涵所必然延伸出的历史逻辑。

礼治文明最实质的内涵，是以无所不包的礼仪制度为最高的社会规范，而将法制的社会作用降低到了辅助的层面。从实施意义上看，礼制体系在本质上无法具有强制性，而只能是一整套以道德的高尚性为惟一价值标准的社会规范体系。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中，周代被视为王道德治的时代。这是基于历史实质的准确评判。所谓王道，就是圣王的治世大道。所谓德治，则是王道的治世原则，是礼治的最高目标——以德望服天下。

这种德治，在对待诸侯关系上，是赏功罚过，保持公平；在对待未曾臣服的戎狄蛮夷关系上，是礼让感化当先，不轻易挑起战端；在治理社会方面，是以百姓为“刍狗”，对民众一视同仁；在对待上层贵族包括王族的内部关系上，是严格恪守宗法制，“上下不逾矩”。这种以“德治”为最高治世原则的政治文明，衍生出一个必然的实践逻辑——王室必须保持道德上的绝对制高点，天子本人必须成为德行的楷模。否则，便是“天子德衰”，便不足以使天下保持崇敬与服从。如此逻辑之下，国家本质所要求的强制性权力行为，很快便陷入了难堪境地。

直接原因是，“天子德衰”的事实越来越普遍，王室的德望已经迅速地沦落了。自西周中期开始，就不断有“天子德衰”的天下评判。及至西周末期的周幽王时期，德治要求的所有底线，都被王室突破了——对诸侯赏罚尽有不公，对戎狄关系多开战端，对民众言论钳制大增，王族立储又公然违背宗法制。如此等等，乱象多生。及至西周末期，周幽王本人大失德行，宠信褒姒，戏弄诸侯，擅自改变继承制度，终于导致了最大的国家悲剧突然降临。丰镐两京毁灭，天子被乱军诛杀，王室骤然沉沦。此时，周王室的德望已经跌倒了谷底。百姓的歌声是：“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周宗既灭，靡所止戾！”这些声音实际是说：天子再也不修德行了，饥馑与战争频繁发生了。周王室宗庙已经被消灭了，灾难还是不能终止！百姓怨声载道，诸侯国更是直截了当，危难之时索性不来勤王了。

接手的周平王，其德望缺失更是严重。依据已经成为共同价值观的德治标准，周平王的“失德”是极其令人不齿的。至少，他有三个方面的大错。一则，联结戎狄发动政变战争，认敌为友，严重违背当时的华夷大防。二则，放任戎狄杀死周幽王，大有“弑父”恶行的嫌疑。三则，导致戎狄毁灭丰镐两京，使周人的关中根基沦陷，丢失祖业而被迫东迁。如此“失德”之王，如此国破家亡的惨重后果，纵然当时的社会无法公开追究其罪行，也难以掩盖人人明白的事实真相。在这种背景下，周平王事实上已经完全丧失了道德制高点，再也不能以“德望”统领天下了。

依据周人的“德治”价值观，自己背弃了王道德治，就没有资格统辖天下了。诸侯国没有“讨伐无道”，没有“吊民伐罪”，已经是万幸了，王室如何还有勇气施行强权，对诸侯施加惩罚？从尊奉德治规范的意义上说，这是周人力图在国家行为方面达到一种自觉的德行，达到德治规范的高尚性——自觉地赎罪。

可是，果真如此高尚，不是就应该引咎让出国家最高权力吗？周人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为什么既不让权，又不作为呢？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德治规范与国家权力的本质要求，发生了极大的矛盾。作为权力体系的国家机器，不是在道德要求上产生的，而恰恰是在人类恶欲横流，并可能导致人类在自相残杀中的毁灭边缘诞生的。所以，国家机器的本质，在于以强制的力量行使权力，借以维护社会的良性发展。这，就是国家权力诞生的正义性。从道德评价与国家强制的相互关系上说，国家强制力量是人类道德发展的最重要条件。没有国家出现，人类基于善性的道德行为，便得不到有效保护；道德与道义的要求，则是国家行为不断前进的航标灯塔；没有道德与道义的存在，国家行为便不会向更高的文明阶段发展。(www.xing528.com)

但是，这两者的职能位置，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颠倒。

道德规范不能取代国家强力，国家强力也不能取代道德规范。道德规范，不能直接成为第一位的社会行为规范。若如此，社会秩序必然因为失去强制性，而陷入全面的混乱争夺与杀戮动荡。基于国家强力的法律规范，也不能成为第二位的社会规范。若如此，国家权力行为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将大大降低，法律体系必然处于形同虚设的悲惨境地。

周代的王道德治，恰恰将道德规范与国家强制规范之间的关系颠倒了。从本质上说，周人因为颠倒了两种规范的社会位置，使国家行为的正义性与道德规范的高尚性产生了巨大的脱节，从而演化为无法调和的文明结构内部的矛盾冲突，导致了中央最高权力的一筹莫展。也就是说，周人对国家权力行为，仅仅以道德的高尚性为惟一评判标准。如此，必然对有效履行国家权力，构成致命的混乱，致命的束缚。

从国家行为的正义性上说，对外敌入侵进行反击的战争，是必须的。可是，从德治要求的高尚性上说，战争却是要流血牺牲的，在本质上是不能成立的。西周在将近三百年里，对戎狄的反击虽然也有，但相比于后来的春秋战国，一直是很没有力度的。东周伊始，戎狄威胁日益严重，周王室中央政权则几乎完全放弃了发动反击的权力，导致了春秋中期弥漫天下的戎狄大患。仔细体察西周以至东周的软弱，最深刻的根源，正在这种价值评价体系的矛盾之中。

再如，天下诸侯出现普遍的违背礼制的混乱。从本质上说，这种混乱是违法的，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周王室，是必须施行强力制裁的。可是，从德治评判出发，一个丧失道德制高点的最高权力，却是不具备正义性的。至于更为普遍的“礼崩乐坏”现象，更是要靠道德自觉去纠正的。这就是说，对于社会乱象，西周王权的价值评价体系的矛盾，已经自我剥夺了国家权力行为的正义性，无法有效地维护天下安定了。

周文明内部架构的深刻矛盾性正在这里——

因为将政治文明的价值体系根基，建立在了德治规范的高尚性之上。所以，对国家权力的正义性造成了极大的侵蚀，极大的限制。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对于正当的国家权力行为，构成了一种基于自身文明结构所形成的政治陷阱。这一陷阱，使周人政权跌入其中，不能自拔。西周历时近三百年，周王权在这种自我矛盾中一直呈现出不断疲软的下滑趋势。东迁之后，周王权更是愈陷愈深，以至于名存实亡。

周室的特异沦落所蕴涵的历史经验，永远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地发掘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