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政治文明求变潮流

8　政治文明的求变潮流

春秋时代，最居于轴心地位的社会变化，是迅速弥漫的追求政治变革的思潮。

政治变革的需求，最直接的原因来自西周王权的衰落。具体说，王权的衰落，首先表现为王室对诸侯国控制力的不断弱化。西周末年的镐京之乱，使西周王室及其王畿族群历经近三百年积累的财富，几乎丧失殆尽。王室的武装力量——天子六师，也遭到接近于毁灭的重创，从此一蹶不振。作为周人根基的整个关中之地，已经沦为戎狄盘踞、都城毁灭、人口锐减、农耕荒芜的凋敝混乱之地，而且也已经封给了秦人族群。当时的周室，所能依靠的惟一根基，只有东部的洛阳大城了。

洛阳大城，原本是周武王灭商后，由周公主持营建的东部军事重镇，连同其周边地带，一直由王室直辖，不是任何诸侯的封地。洛阳的核心职能，是以武装力量监控殷商遗民与东方戎夷。所以，洛阳建成初期，虽然处于平原地带，精于耕作的周人族群却并不居住在这里，而住在关中王畿之地。因此，西周时期的洛阳地带，并不如何富庶。其驻军的财货粮食等基本物资，大部分都由关中的王畿输送。西周王室驻扎在洛阳的“六师”车战军力，原本已经在不断对各方戎狄的战争中大大消耗，不堪与任何突然的、有一定规模的入侵力量展开一场大战了。而西周的战车制造成本极高，战车甲士的训练，以及与配套步兵的配合作战训练，所需时间又很长，耗费财力也很大，急切间根本不可能有效补充。

及至周幽王晚期，镐京之乱突发，王室仅有的些许兵力，也在护卫周幽王的出逃之战中被全部摧毁了。于是，名义上拥有最雄厚兵力的周王室，几乎完全没有了自救的力量，只有求救于诸侯国，与尚不是诸侯的秦人武装。及至周平王东迁初期，与齐、鲁、晋、楚、秦、郑、宋、卫几个大诸侯国相比，周王室几乎沦落为财力最薄、军力最弱的权力单元了。除了天子的名义权力，此时的周王室，已经没有了对天下“赏功罚过”的起码实力了。

权力关系的演变，永远以实力为根基。这是永恒的历史法则。

政治生活的求变潮流，首先源自人变，即社会各阶层的新分化与新组合。

西周社会的特质，是社会等级制森严有序，基本上是人的血统决定一切。那时候，社会等级的大框架是：天子（王族）——诸侯国君并中央大臣的贵族阶层（五等）——卿大夫阶层——士阶层——国人阶层——奴隶阶层。在每个社会阶层之中，又有等级高下之分，除非极为特殊的功勋，均不能突破礼制规定的社会等级。相比于夏商两代，西周社会等级制的森严与成熟，已经达到了联邦制国体下的巅峰状态。这种森严有序的社会等级制，一方面维护了王权制的稳定，一方面也使社会变得僵化窒息。历经近三百年的发展，以西周王权的政治大危机为转折，以王室东迁洛阳为起点，以上述种种基础性的社会变化为根基，春秋社会的森严等级制很快便松动了。

等级制的松动，首先表现为各阶层在权力突破与利益突破中出现的人才需求。

第一层面，最高层贵族中被分封的新诸侯不满现状，寻求更广阔的利益出路，引发了对人才力量的新需求。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西周最后一个分封在关中王畿的诸侯，郑桓公姬友。他为了谋求更大出路，曾在周幽王时期求教于周王室史官史伯，请史伯分析天下形势并指点出路。之后，郑桓公遵照史伯指点，将郑国迁到了中原的郐国与虢国之间的荒芜之地。其间，下层能才祭仲、考叔、高渠弥、祝聃等皆来效力，一时成为郑国名臣。后来，郑桓公在镐京陷落时保护周幽王出逃而战死。其子郑武公立即在周平王东迁后的第二年和第四年，分别吞并了郐国、虢国，为新郑国崛起为春秋初期的霸主奠定了根基。

第二层面，诸侯国的新兴贵族为了扩张势力，率先激赏有功平民做官，打破了僵化的等级制。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晋国末期的卿大夫赵鞅，为了拓展势力，在与郑国作战中明确号令悬赏：“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方，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第三层面，卿大夫阶层为了更多利益，有见识者纷纷选择新出路，并争取社会人才的归附。譬如陈国贵族陈完，眼见在陈国没有出路，便迁到了齐国，并改姓为田氏，在一批下层出身的杰出人才的辅助下渐渐崛起。后来，终于取代了齐国的姜氏政权。

第四层面，在社会各种势力集团对各种人才强烈需求的历史条件下，士人阶层纷纷争取出路，迅速成长为文、武、医、工、水、农等诸多实用领域的人才，进而迸发出耀眼的社会光华。

士，本来是西周贵族社会的最下层，分为上、中、下三等士子，以实用领域的技能者与格斗技能者居多。同时，“士”又是军队下层军官的爵位称号。在王权衰落而权力格局趋于多元化竞争的大背景下，人才需求大大刺激了“士”阶层的迅速壮大，以及在各个专业领域的全面开花。

贵族阶层的沦落者加入了士阶层，平民群体的才俊者也跃升到士阶层，甚至最底层的奴隶阶层也因为特殊的才能与功劳，同样可以跃升到士阶层。如此，他们迅速在各个领域伸展开来。有成就的杰出士人，还开创了传播学问的私学方式，吸引了大批贫寒庶人归附这些学问大师，使诸多学问与技能开始走向民间，并有了前所未有的一定程度的社会普及。整个春秋之世，士人阶层的爆炸性成长，成为整个时代最耀眼的精神旗帜。

士阶层的骚动，是社会政治变化的核心因子。(www.xing528.com)

在《史记·礼书》中，记载了一则这样的故事：孔子发现，自己的学生子夏在听讲书时常常魂不守舍。孔子着意观察，发现子夏经常匆匆出馆，游走街市，回来便如此。孔子遂问其缘故。子夏坦率地说：“出见纷华盛丽而说（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不能自决！”众弟子们一片愕然，孔子则摇头叹息。

《史记》记载这个故事的实际意思，是说当时天下的变化之大，连子夏这样的贤者都不能评判高下正误了，都要“心战”了，何况普通的民众。客观地说，春秋社会的种种大变化，实际撕裂着既定的价值评判体系。在保守的旧贵族看来，春秋社会的风华繁盛、商旅奢靡、道德下滑，以及种种上下错乱与是非颠倒的现象，已经是洪水般弥漫了。这种大变化，是社会沉沦，是王道大坏，是应该被纠正的，社会应该回归到井然有序的王道礼治状态。

但是，反映在《诗经》及其他文献中的社会心声，却是另一番景象。将那时的社会性描述最简单地汇集起来，是这样一幅历史景象：“烨烨雷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礼崩乐坏，瓦釜雷鸣。”也就是说，在社会民众与一部分有识之士看来，这是一个风雨雷电的时代，是一个蓄势待发的时代，江河沸腾，高山崩塌，低洼崛起，一切都呈现出新的迹象。旧有的庄严神圣正在沉陷，新兴势力与新的生活方式正在蓬勃生长。王道衰微了，礼制崩溃了，乐制败坏了，卑贱的瓦罐也雷鸣般吼啸起来了！显然，这是一种欢欣鼓舞的心态，是一种融入并且促进社会变化的心态，与旧贵族的评判是大相径庭的。

对于春秋时代的政治变化，《史记》的篇章是这样概括的。《礼书》云：“礼废乐坏，大小相逾。……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乐书》云：“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争以相高……陵迟以至六国，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封禅书》云：“礼乐废，诸侯恣行。”

上述评判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旧的礼制等级完全错乱了，上下都以破坏规矩为常事。遵礼守正的人，经常被人瞧不起，甚或遭受嘲笑侮辱；狂妄大胆、破坏规矩、风华奢靡的卑贱人物，反而变得显贵尊荣了。在意识形态变化方面，王道礼治衰微残缺了，风华奢靡的音乐弥漫了，思想领域完全混乱了，无论是诸侯还是世族，都在争相炫耀靡靡之音，看谁更糜烂。这种沉沦之风一直延续到战国，各国非但没有醒悟，反倒越陷越深，终于丧身灭宗，被秦国灭了。

有寻求政治变化的潮流，便有反对变化的保守潮流。春秋时代也是这样。

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当时，孔子在鲁国刚刚行使相权，代理主持鲁国政务。孔子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齐鲁夹谷会盟”。孔子力主文事必有武备，以森严阵势对付齐国，所以，鲁国出席会盟的力量与气势很盛。可是在会盟之间，孔子发难于齐国的，并不是两国邦交，而是齐国的两场歌舞。第一场是军士歌舞，被孔子严厉斥责为“夷狄之乐”，齐国不情愿地撤销了。第二场是宫中乐舞，又被孔子严厉斥责为“优娼侏儒，营惑诸侯”，动用鲁国武力，当场将齐国歌舞者斩断了手足。这则历史小品，最为形象地透视了春秋时代的政治风貌变化。

当时的齐国，风气率先大开，宫廷乐舞既受东方夷狄族群之感染，又受都会市井民俗变化之感染，是当时社会生活中变化比较显著的诸侯国。两国会盟，齐国君臣们显然将自己的新歌舞当做了时尚，既炫耀于鲁国，又取悦于鲁国，合盘端了出来。不想，却遇上了最为强硬的王道礼治派，碰了一个再生硬不过的钉子。

这说明，春秋时代的政治求变潮流很强大，反对政治变化的潮流也很强大。

求变的潮流，滋生于广阔的社会土壤。上至庙堂，下至井社，所有的社会阶层几乎都对现状不满，都在追求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具体变化，最终汇成普及全社会的时代大潮。具体地说，各个阶层求变的方式、求变的内容、求变的目标，各有不同，有的甚至相差很大。但是，整个社会都在追求变化，都觉得不能再生活在旧礼治的窒息框架下了，这个世道必须改变活法了。这是一致的。

反对变化的主要力量，则是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老贵族阶层，以及在精神上自觉追奉王道礼治的某些社会保守力量。求变精神催生的社会变化潮流，与王道理念撑持下的社会保守力量普遍碰撞，激荡起春秋时代广阔的、全方位的社会波澜。这一广阔而长期的交锋波澜，使这一时代的社会土壤渐渐发生着一种质的变化、质的提升。

这就是春秋时代以政治变化为轴心的开端气象——

万物聚变，六合激荡，社会多元，主流不振，礼废乐坏，瓦釜雷鸣。

普遍的共振，必然产生普遍的突破。

让我们走进那个剧烈变化的大时代，看看中国文明的新芽是如何破土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