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礼治文明早衰的历史奥秘
我们必须从当代文明的理念上，明白礼治对社会的实际意义究竟是什么。
所谓“治”，是一个时代的国家治理方式，或者叫统治方式。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每个时代的每个国家，都在文明生成的过程中选择了自己的治国方式，或者说确定了国家的统治形态。西方社会有过人治、神治、法治三种治国方式。中国古典社会则出现过德治、礼治、法治、人治、无为而治五种治国方式。尽管德治与无为而治两种治国方式只在极短的时段偶然登上过古典社会舞台，不能算是政治文明的常态。但是，它毕竟是有理论有实践的治国方式之一，不能排除它的历史存在。
对治国方式的历史选择，中国与西方自古便有着巨大的不同。
第一，中国没有出现过神权统治，从来没有过神治社会。
第二，中国历史上，有过世界古典文明时期独一无二的礼治社会。
第三，中国的古典法治社会极其短暂，只有战国秦与秦帝国这个时段的一百五十余年。
第四，中国的人治社会，占据了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段。
第五，中国治国方式的内在构成，远比西方社会复杂；各种治国方式的历史选择、相互替代、相互渗透，也远比西方社会复杂。
这种总体状况，使我们对周代礼治文明的认识，有了相对清晰的历史坐标。
那么，礼治文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状态呢？
完整地说，礼治，就是以“礼制”作为国家治理的最高社会规范。请注意，“礼治”与“礼制”是两个不同层级的概念，其内涵具有级差性。“礼治”高于“礼制”，“礼制”从属于“礼治”。具体说，“礼制”是礼、乐两大制度体系的综合称谓，“礼治”则是国家治理方式或者统治方式的称谓。每个时代的每个国家，都会有礼仪制度，但不能因此说这个国家就是礼治国家。只有在礼制被确立为统治方式的条件下，这个国家才是礼治国家。相反，在人治社会、法治社会下，礼乐制度仅仅是社会规范体系之一，必须服从法制或上级意志等最高统治方式。同理，在礼治社会下，法制与官员意志都必须服从于最高规范的礼制。
那么，礼在周代的社会实际功能究竟如何呢？
在《礼记·曲礼》中，对“礼”的作用与范围作了这样的概括：“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显然，礼的社会功能很全面，礼的地位在法之上。在当时，法的威权要靠礼来树立，来推动。所以，礼的作用范围是全面的，礼的威权是至高无上的，是超越法律的。礼，是“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依据；礼，又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根本制度。归总说，礼是周代国家治理的根本规范，其核心部分具有后世根本法的性质。
这样的礼治，社会实践的效果如何呢？
在《史记·周本纪》中，有这样一次重大事变。周厉王时，民众不满王政，纷纷在郊野道边矗立的高大“谤木”上写画，对王政表示了种种不同意见。周厉王得知后，派出一个叫做卫巫的将军带着士兵前去拆毁谤木，捕拿在谤木上写画的民众，并宣布有谤言者，告官者有赏，谤言者杀之。于是，民众惊恐，纷纷散去。周厉王得意地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大臣们面面相觑，不敢说话。独有老臣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周厉王大怒，根本不听。终于，三年之后，国人叛乱了，乱民大举攻入王城，周厉王只有出逃了。
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历史事件。周厉王抛弃了礼治，依靠强力镇压人民言论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礼治没有使社会各阶层相安忍让，反而迅速使各种社会矛盾聚合发作了。对周政礼治，人民已经积怨很久。到周厉王时，已经发展到国人相与叛、诸侯不来朝的地步了。那时候，近古社会遗留下来的“谤言”遗风还在流行，人民言论还很自由。所谓谤言，当时是指下对上的批评之言。近古官府在道路边矗立一个个木牌，叫作谤木。民众若对政事不满，便可以在木牌上写下文字，或画下图形。这些文字、图形与公开的批评言论，都叫“谤言”，或叫“诽谤”。官府派人定期收集这些“谤言”，作为听取民意的凭据。
这种近古政治批评的遗风，自五帝时期到夏商两代，基本没有改变。但是，在推行礼治的周代却不一样了，不到两百年，就遇到了周王室的强烈抵制，开始以强力手段镇压政治批评了。其结果，导致了国人叛乱、天子出逃、大臣联合执政的严重政治危机。应该说，这不仅仅是周厉王的个人原因。更为深刻的根源，在于礼治文明本身存在着重大的先天缺陷。
作为国家最高规范的礼治，有三个先天性的重大缺陷。
其一，弹性太大，基本不具有明确的可执行性。(www.xing528.com)
从礼的制定，到礼的实行，再到礼的变通与解释，其中每个环节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譬如祭祀祖先，礼制规定必须有“三牲牺牲”为祭品。可是，这三牲究竟是猪牛羊，还是马牛羊，是否允许替换？各自以多大为准？是献上整个的三牲尸体，还是仅仅献上三牲的头颅？水牛能否替代黄牛？绵羊能否替代山羊？一定要公羊公猪，还是一定要母羊母猪，还是公母皆可？凡此等等，事实上既无法在制订礼仪时细化，更无法在实行中一一明确。祭祀的季节、环境、事由不一样，当时的牲畜来源也会不一样，强求一律，很可能就根本无法举行祭祀大礼了。
所以，种种临机变通是必然的。可是，既然不得不临机变通，礼制就无法在事先具体明确地一一罗列。同时，也就必然存在种种变通不当，甚或违反礼制规定的事情发生。一旦违反了礼制，如何处罚？同样也是不确定的。因为，违反礼制的原因不同，后果不同，不可能千篇一律地处罚。事实上，更多的只能是道德谴责，无法施加明确的法律惩罚。也就是说，从礼制的内容到实施，直到最终的惩罚措施，所有环节都是不确定的，很难如同执行法律那样不走样地执行。
其二，礼治的施行，只能依赖相关者的道德水准与理性自觉。
礼治的本质要求，是一种道德境界，一种精神目标。所有的礼制规范，都是以实现道德境界为最高目标的。如此，一个人即或祭祀了祖先，完成了礼制要求的行为程式，但仍然不能保证他必然遵守了礼制的本质，不能保证他达到了“君子有德”的境界。他的祭品仍然可能有问题，他的精神仍然可能是不够庄敬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内在出发点上的矛盾：若仅仅以行为程式为标准，礼治无法实现其精神目标；但若以精神的庄敬为标准，行为程式与条件，又是难以保证的。对这一巨大的内在矛盾，王权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以规范人的行为程式为基准，再寄希望于贵族阶层的自觉了。事实上，礼治的全面实施，非常容易出现种种无法预知的混乱。
其三，烦琐细致的礼仪制度，无法为当时的庶民社会所遵守。
礼仪铺排，既需要充裕的时间，又需要足够规格与数量的财货器物，还需要有一定文化教养的人来主持。仅仅这三个方面，对于庶人阶层都是奢侈的，难以做到的。勉强为之，则肯定是对肃穆庄敬的礼仪活动的一种扭曲，甚或亵渎。因此，当时的周礼规范，对于庶人网开一面——可行则行之，不可行则不行之，这就是所谓的“礼不下庶人”。
可是，如此一来，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就不期然形成了——广大庶民事实上对最高国家规范处于疏离状态，成了“无方之民”。庶民社会这种疏离于最高行为规范之外的无序状态长期累积，整个社会的生存状态便不可能不两重化。如此长期发展，隐患是必然的。
后世战国的《荀子》，有《礼论》篇，对礼治推行的高度与难度作了精辟解说。
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能虑，能固，加好者焉，斯圣人矣！”荀子的意思是：礼治，是人道的最高境界，但是很难真正做到；那些不守礼的人，是无方之民；守礼的人，是有方之士；能做到心中有礼，还能持之以恒，以自觉守礼为喜好的人，就是圣人了！荀子的实际意思则是，礼非常好，但只有“有方之士”才能强迫自己遵守（法礼），真正做到自觉守礼的，只有圣人。显然的事实是，“有方之士”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不会是多数。圣人，则更是极少极少，几乎是凤毛麟角了。
这就是说，对于构成社会大多数的庶民社会来说，礼是无法遵守的。
其四，礼治文明推行中出现的变异惩罚——诛心。
周代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包括天子在内的所有贵族与相关庶民，其言行即或不违礼，但只要在礼仪活动中稍有失误，便会被人指控为“不庄、不敬、不诚”，就会引起极大的社会非议。对于天子，这是“王道缺失”；对于贵族，这是“非礼之心”；对于国人，这是“教化无方”。
这就是礼治不确定性所滋生的特殊变异法则——诛心。
什么是诛心？理论上说，就是将精神道德的要求置于实际行为之上，只看心理动机，不看行为效果。天子祭祀天地，即或你完成了整个过程，可是只要你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譬如你在沐浴斋戒的几天之中不慎吃了一块肉，那就是“不庄、不敬、不诚”，就要被诛心，就要被斥责为“王道缺失”。这种诛心之风，在后来的战国大争之世，一度被法治文明彻底粉碎了。可是在西汉之后，诛心之风又渐渐起死回生，以致在隋唐之后愈演愈烈，成为中国古典人治社会的顽固毒瘤。
诛心之风，非常容易导致社会评价体系与实际秩序的紊乱失衡。
就国家最高权力的运转说，一旦遇见一个稍微平庸的天子，立即就会出现“王道缺失”的社会评判，并由此引发重大的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就个人来说，但有一件礼仪之事失当，就会被周围人群指责。其总体后果就是荀子说的，凡礼，“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当然，与法治、人治、神治相比，礼治的道德境界无疑是最高的。但是，其社会操作的实际可能性，却是最低的。甚至可以说，作为国家治理方式，礼治基本上具有不可操作性。
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周昭王的“王道微缺”、周穆王的“王道衰微”其具体事实究竟是什么了，但是，基本的历史逻辑是清楚的：周昭王、周穆王的个人素质，在历代周王中都可以说是上乘的，在其他任何时代，都会是稳定兴盛的守成明君。可是，在周代的礼治文明条件下却不行，很容易就发生了普遍的信任危机。
这样的社会文明，这样的国家治理方式，是很脆弱的。
从总体情况说，周代37任国王，绝大多数都是遵循礼治与祖宗成法的。若用后世古典社会的标准说，一个个几乎全都是王道天子。可是，周代的社会混乱却是空前的，非但出现得很早，且一经出现就不断下滑，直至无可逆转地彻底崩溃。与此前的商代比较，这一特征非常鲜明。商代在盘庚迁殷之前，也一度下滑到谷底。可在盘庚迁殷之后，却能再度文明大发展，创造出殷商文明的最鼎盛时期。周代不同，全部的兴盛时期只在初期前三代，一旦东迁，一旦衰微，就再也没有了全面大振兴的可能，只能是无可遏制地持续下滑。
礼治文明的华彩，带给周人的历史命运，是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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