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殷商时代社会精神的奔放与厚重
殷商时代的历史魅力，表现在社会精神的奔放开阔与宏大厚重上。
（1）殷商时代远远浓烈于古罗马的奔放酒风
在殷商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农、井、麦、黍、粟、禾、米、桑、年等字，也有了酒（酉）字。这表明，当时的粮食产量已经相当丰厚，可以大量造酒了。殷商的《尚书》有《酒诰》篇，其载酒风云：“庶群自酒，腥闻自上。”《尚书·微子》又云：“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韩非子·说林上》记载：“纣为长夜之饮，惧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诗经·大雅·荡》云：“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靡明靡晦……俾昼作夜。”凡此等等记载，都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殷商时代的饮酒之风非常浓烈，非常普遍。
商代的奢靡酒风，是商文明的一个风格标志。
盘庚迁殷之后的将近三百年，商人的综合经济得到了更为均衡的充分发展。农耕发达，畜牧发达，商贸发达，渔猎发达，手工业发达，产品空前丰富，可供交换的剩余物品大大增加。因此，商代后期三百年，出现了早期国家第一次社会性的奢靡之风。这种奢靡之风打在历史上的印记，是许许多多关于商人酒风之盛的记载。
商人的酒风之盛，是全社会性的，而不仅仅是商王室与少数贵族的奢靡。所谓“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所谓“沉酗于酒”，所谓“俾昼作夜”，所谓“长夜之饮”，都是商人浓烈的酒风弥漫于市井宫室的历史印记。惟其如此，后来的周人政权与殷商遗民，才都将酒风弥漫看做是殷商灭亡的重要原因。
（2）殷商时代的人才之盛
殷商时代的著名国王有：成汤、太甲、沃丁、太戊、盘庚、武丁。殷商时代的大政治家有：伊尹、傅说、伊陟、巫贤、祖已、商容、微子、比干、箕子等。《尚书·多士》记载：“遗殷多士！……俊民甸四方。”《尚书·酒诰》记载：“庶邦庶士。”凡此等等皆说明，相比于夏，殷商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从大政治家出现的频率看，商代不仅仅远远超过了此前的夏代，而且远远超过了后来的西周时期，是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第一个人才高峰期。从平民人才看，更是如此。出身庶民的庶士，在商代已经很多了。这是商代文明的综合发展成就在人口终端的最重大产出。
后来的周公曾经诚恳地说，“尔殷遗多士……肆尔多士……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周公的意思是说，你们殷商的人才多啊，成汤灭夏，以杰出人才治理四方”。
殷商时代的“庶士”，是庶民社会中能事之人的称谓。后来的春秋时期，这种“庶士”发展为最具活力的一个社会阶层，对中国原生文明的历史跨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说，“庶士”的活跃与滋生，在殷商时期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土壤与历史传统，对后来春秋时代士人阶层的破土而出，起到了精神引领的作用。(www.xing528.com)
（3）殷商青铜器的宏大厚重神韵
大型铸造所产出的青铜器，是殷商时代对中国文明史打上的又一个深重印迹。
青铜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与中国文明史一个极其重要的坐标时期。自夏王国开始，早期青铜铸造便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大禹治水之后铸造的九座大鼎，刻有各州的土地等级与贡赋数量，足见其精美宏大。应该说，九鼎在殷商时代还是存在的，它们与殷商时代的青铜铸造品一起，构成了青铜时代最宏阔厚重的历史标识。
所谓青铜，是与早期红铜相对的一种金属锻铸品的称谓。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熔点低，硬度高，制造出的器物远较红铜精美宏大。所以，后人将它看做是中国早期国家社会的生产力标志。
在世界文明史上，通常将公元前四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年，称为青铜时代。
商代青铜器，宏大，简约，具有极高的美感，是中国原生文明时代不朽的标记。
公元前11世纪的某一年，殷商政权灭亡了。
商王国的权力传承，古代史学家说法不一：一说“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余年”。一说“汤灭夏以至于受（纣）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
这个伟大的时代，在中国原生文明史上独具一格，在我们的文明基因中留下了诸多不朽的精神因子。我们的商战传统，我们的文字结构，我们的兼容理念，我们的工艺传统，我们自由奔放的开拓精神，都处处渗透着商文明激情澎湃的热血。如果我们的历史缺失了这个自由奔放而又开阔厚重的时代，我们在后来很可能会被精密的单一农耕文明所窒息，春秋的社会松动与战国的文明爆炸，很可能也没有机会出现。
商文明的独特神韵，在于它以先天的商旅精神，同时包容了渔猎、畜牧、农耕、手工业等多种经济活动方式的并存，构成了大商文明的风华特质。因此，后来的古典社会无论多么抑商，我们民族的古典工商业活动，也始终都没有丧失最起码的生存活力。
应该说，这是殷商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最为伟大而顽强的文明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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