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创造中国原生文明

6　成熟邦联：商汤创建的国家文明

成汤灭夏之后，首要使命是重建有别于夏的国家文明。

依据中国近古社会的传统，一代政权领袖的确立，第一件大事是明确相关的基本标志。这种独有的文明标志，基本点有三方面：历法、服饰车马规制、朝会制度。此所谓“改正朔，易服色，定朝仪”。那么，确立这三个基本标志，究竟有什么社会意义呢？

先说“改正朔”。

所谓正、朔，是两个开始期：正，是一年的开始月；朔，是一月的开始日。夏历以孟春月为正，以平旦时为朔；也就是说，夏代以二月为一年的正月，以天明时为正月初一的开始。作为当代人的我们必须留意，改正朔并不是修改历法，而是确定新政权认可的岁首开始期。成汤新确立的正朔，是以季冬月为正，以鸡鸣时为朔。也就是说，商人的新历法以十二月为一年的正月，以拂晓鸡鸣时为正月初一的开始。事实上，改正朔对于农耕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它并不改变一年十二个月的节令划分。改正朔的目标价值，在于向社会宣示一种重新开始，一种改天换地，一种文明新生，要求全社会在特定的月日来庆祝这种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改正朔，就是确定国家政权建立的纪念日。自商开始，这种改正朔的做法为以后历朝历代所沿用，每有政权更迭，必有改正朔一举。改正朔，遂成为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必然环节。

再说“易服色”。

易服色，就是改变前代的服饰车马制度。服色，西汉之后称为服制，其具体所指，包含了衣裳的质料、颜色以及佩戴饰物的颜色与规制，包括了祭祀牲畜的颜色、驾车马匹的颜色、车辆的颜色与规制等。其详尽内容，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比如，仅以服饰颜色来说，夏人服饰尚黑，成汤立国之后则反其道而行之，变成了崇尚白色服饰。

最后，是朝会制度。

商汤的创建，是“朝会以昼”。朝会，是定期拜谒帝王并商议政事的制度。早期国家的大朝会，包括了王畿之外的诸侯来朝。夏王国已经有了关于朝会的基本制度，只是已经无从可考。成汤创建的朝会制度，《史记·殷本纪》只说了最简单的两个字：“以昼”。也就是说，朝会在白日举行。也可理解为，朝会从早晨开始。根据商政多与夏政相反的规律看，夏代的朝会很有可能在晚上或夜里举行。尤其是末期的夏桀腐败荒淫，夜夜以朝会之名行腐败享乐之实，天下诸侯怨声载道。成汤奋发新政，故反其道而行之，朝会改在白天举行。(www.xing528.com)

上述三方面，只是创建了新文明的标志性框架。

其余更为重要的国家制度，都在商汤立国时期相对全面地创建了出来。从总体上说，商代国家制度已经超越了夏代的粗简状态，进入了体系化阶段。对殷商非常熟悉的周公，曾对殷商遗民十分感喟地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的记载是:“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汤，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

所谓“册典”，就是表现为种种典籍的社会制度。周公的感喟，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殷商制度超越了夏代“无册无典”的不稳定时期，是殷商的骄傲；二是周人要向商人学习，创造自己新的典籍制度。史学界对殷商史的研究已经表明，商代的诸侯制度、权力体制及其传承制度、贡赋制度、征兵制度、市场制度、农耕制度、车马服饰制度、墓葬制度、社会法律等，都有了大体完备的规范。惟其如此，在商王国灭亡后，周武王等反复向殷商遗臣请教治国经验，才有了《尚书》关于商人治国之道的系统陈述。

在国家形态与政治文明的意义上，最重要的是诸侯制度。

诸侯制度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就是国家体制。诸侯制度的基本面，是中央政权与诸侯国关系的制度。其中，又以规范诸侯方国的治权为核心。由于史料的粗疏缺失，我们已经很难全面具体地描述商代诸侯制度的情况了。依据种种史实，我们可以作出的基本认定是：商代王权的实力比夏王权大大增强了，诸侯国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王权直封的，而不是被迫承认的自发诸侯。同时，商王国与诸侯的关系，也已经比夏代紧密了许多，诸侯的自治权力却已经相对缩小，而商王对天下的控制权则相对稳定了许多。因为，商代六百余年，除了中后期出现的诸侯叛乱，没有发生过夏代中期那样的大族“诸侯”直接取代夏王的巨大政变。

相比夏王国，商代初期的政权体制，是一种成熟的邦联制国家体制。

盘庚迁殷后，殷商王权对诸侯的控制权有了更大发展。到殷商后期，商王对诸侯的分封与有效控制，已经基本具备了成熟国家形态的全部特征。尽管，商王国对诸侯国君的传承、兵力设置、重要官员任免、赋税缴纳等，还都没有后来周代那样的严格规范，诸侯国的自治权还相当大。但是，从总体上说，商代王权与诸侯的关系，已经很接近后来的周代状态了。也就是说，一种松散的邦联国家联盟体，已经基本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迈进到紧密邦联制时代了。否则，最后的商王纣，不可能大举讨伐东夷，并有效限制周人的发展，以至囚禁周文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