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历史伟业，在禹的有效领导下开始了。
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夏本纪》说：禹是黄帝的第五代玄孙，本名叫作文命。另有后世《谥法》云：受禅成功，曰禹。综合史料，禹的大体情况是：或姓公孙，或姓姬，或姓姒，名叫文命。禹，有可能是他的名字，也可能是他受禅后的帝号。这一历史记忆的精准程度，大可不必追究，我们还是以今人熟悉的名号——大禹，来称呼他。
透过种种不甚清晰的历史记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的基本事实是：崇地的大禹族群，已经是当时社会的最大族群之一了，它直接分支于黄帝族群，在当时的“天下”是很有影响力的。惟其如此，在人口数量起决定作用的近古时代，鲧、禹两代先后受命治水，才有坚实的根基。
大禹的出生，《山海经》记载了一则神话：“帝令祝融杀鲧于羽山。鲧，复生禹。”
这个“复”是“腹”的同声假借字。也就是说，禹是从父亲鲧的肚子里生出来的。这则神话更具体的说法是：鲧死后三年，尸体不腐烂，一日腹破，禹破腹而出，乘龙飞去。虽然，这只是一则神话传说，但可以确定地说，大禹的出生一定是很不寻常的。大禹很可能是鲧的遗腹子。也就是说，鲧死之时，禹尚未出生。
如此一个禹，为什么舜帝与大族首领们那么信任他？仅仅基于是黄帝之后裔吗？
文献《夏本纪》这样描述历史对大禹的记忆：“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显然，大禹作为族领，是一个极富魅力，极富创造性，又极富威严感与秩序感的人物。他智慧勤事，亲近大众，出言有信，德行不违规矩。如此族领，一定是深受民众喜爱了。但是，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大禹是一个极具创造天赋的人。他说话的声音，天然地符合音律；他的身形，就是天然的尺度；他的出行举动，都是经过称量权衡的。以身作则的原初意思是什么，不正是禹的“身为度”吗？从总的方面说，大禹是一个勤勉肃穆，堪为天下纲纪的首领。
如此近乎神圣的人格，仅仅是一种传说中的溢美之词吗？
应当是可信的。因为，大禹有形成如此人格的精神根基。文献《夏本纪》云：“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这是说，大禹是在痛苦的磨炼中成长起来的。治水失败，是崇地族群的巨大劫难。族领父亲因治水而身死，族群先人们则不知付出了多么惨重的生命代价，这些，无疑会在年幼的禹的心灵上，刻下难以愈合的深深的伤口。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在这种族群大劫难的重压之下，都可能或自甘毁灭，或奋发再造。无疑，大禹属于后者。
应该说，无数血的代价，才终于锻铸出了一个超越经验的天才的治水领袖。
大禹治水的故事太多太多了，且让我们对其最重要的创造先作一个总体概览。
（1）治水新思维：大禹最为重要的革新与创造
今人都知道，大禹治水是将壅川筑堤之法，改成了疏导入海之法。在后世理念看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似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当时，这种改变无异于石破天惊！因为，这是对前人经验的彻底否定，一举颠覆，是反其道而行之。在极其看重祖先成例的远古时代，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首先，提出这种新思维的基础条件，是需要对天下水流规则有大量的观察，有深刻的理解的。此前的共工氏与鲧，为什么要堵水？一定有着认识上的根源。他们一定认为：遍地流淌的大洪水是无序漫延的，人们无法引导它们的流向，只有水来土屯，才能防止灾难的发生。在这种思维惯性下，要得出水流是有规则可循的、是可以疏导入海的结论，该是一种多么艰难的跨越。大禹，一定是一个极具发现天赋的超一流的近古科学观察家。
其次，这一理念的付诸实施，工程量之大是修筑堤防不可比拟的。导水工程的可行性、可靠性，更是一片朦胧模糊，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参照。也就是说，在当时，疏导治水的前途究竟如何，是完全无法预知的。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能够将这一方法坚定地在最高联盟的决策会议上提出，禹的勇气与明晰，不得不令我们感佩万分！
最后，即或经过了大量的观察与探寻，大禹已经认定了水可入海这个结论，但是，要拿出来说服联盟领袖，说服各大族群首领，说服也曾经信奉堵水之道的本族群元老们，也是极为艰难的。如此情势下，禹要面对的，实际上是要说服整个社会。后来的事实是，疏导治水的总方略，终于被联盟最高权力认可了，被各族群认可了。那时领袖群的深刻理解力，不得不令我们再次感喟万分！
大禹一定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领袖，也一定是一个意志力极其顽强的领袖。应该说，以舜帝为首的联盟最高权力，拥有大禹、殷契、后稷、皋陶、伯益这样一班深具英雄气质的大才，实在是一个具有非凡决策能力的伟大群体。在我们的近古族群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他们具有深远的智慧，具有强毅的精神，具有创新的思维，作出了最为伟大而正确的选择。
（2）近古水患遍及古代中国之南北，绝非局部灾难
关于大禹治水涉及的地域，以及近古水患大势，历史的记忆多有不同。
综合对种种史料的交错考据，我们首先将远古水患的形势大体勾勒一番。那时的中国，水源大量过剩，气候普遍炎热。即或今日之黄河中下游两岸，也是接近于亚热带气候的丛林茂密的深绿色山川。其时的淮水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更是水乡泽国，万里荒莽，湿热难耐。这一切，远非今日之人所能想像。由于水流众多，处处冲突交错，且没有稳定水道，于是，在交错冲撞的大小水流之外，更形成了无数的汪洋湖泊。仅仅一个远古云梦泽，便占去了后世长江流域的三分之一强。加之当时气候炎热，雨量丰沛，人群防御水患的能力非常原始，因此时常导致种种泛滥。洪水弥漫之势，几乎是绵延不绝。(www.xing528.com)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说当时的中国处在长久的水患之中，绝不为过。
战国时期的孟子，对上古历史有着精深的研究。他的说法是：“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疏九河，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显然，孟子认定：大禹治水不仅仅是主治黄河流域，不仅仅是将黄河流域的众多水流引导入海，而且也疏导了江淮流域，将淮水、泗水等河流系统疏导进入长江水系。从此，中国才有了稳定的农业耕地，才有了大体稳定的农耕时代，人民才得以普遍存活。
当代的许多上古史专家也认定：大禹疏导治理江淮流域，是可信的历史记忆；疏导黄河水系，是治洪；疏导江淮水系，解决长期的积水泛滥之患，本质上也是治洪。
（3）大禹治水的最艰难处，是创建治水工程所需要的社会组织形式
以大禹的疏导之法治水，是伟大的先祖们绝地求生的胆魄，是真正的背水一战。
依据《夏本纪》，大禹的治水路线是从冀州开始的，也就是从今日的华北平原地带开始的。《尚书·禹贡》记载其过程云：“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至于大伾……至于大陆……入于海。”关于大禹治水的出发地与进行路线，是两个多有说法的历史难题。当代史学家中，对此两大问题最有研究的，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徐旭生先生和西华师范大学（四川）的姚政先生。但凡有兴趣者，可以去看这两位先生的诸般考据。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看，大禹治水的最艰难处，是对治水社会组织形式的创建。
天下治水，是一项规模庞大、历时长久的工程，其中所需要的社会动员深度、各方协调方式、种种社会组织法度、实际施行能力等，即或在今天看来，依然不是轻而易举所能够实现的。那么，大禹治水，究竟是以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形式，来完成这一庞大工程的呢？
依据星散的史料，我们可以将大禹治水的组织情形，大体归纳呈现如下：
其一，大禹成功发动了“天下”各大族群参与治水。
其间最重要的是，大禹将殷契、后稷、伯益三个特大族群作为共同治水的主干力量，实际上形成了治水的轴心。这一点，对动员“天下”其余族群参与治水，起到了最为重要的带动作用。必然的连带结果是：这个具有战略架构意义的四方轴心，一定形成了以大禹为最高领袖，以殷契、后稷、伯益为辅助的领导集团；在治水力量架构上，则形成了以禹族为核心力量，以其余三大族群为主干力量的某种社会组织形式，从而使治水以有序的方式进行。
其二，成功地解决了以粮食问题为核心的后勤输送问题。大规模治水，必然需要大量脱离农耕而专事工程的民众队伍。此中关键，是这些众多的工程人员的食物能否长期保障？诸多工具的打造与输送能否保障？
依据史料归纳，大禹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主要有五条：一则，各族群力所能及地自带衣食，这是最基础的办法；二则，互相调配物资，富族支援穷族；三则，派遣伯益族组织不直接参与治水的人，开发临时耕地，就近种稻取食；四则，派遣精于农耕的后稷族开发治水民众所需的特殊食物，主要是当时难得的蔬菜；五则，寻觅未被洪水淹没的少数可耕地区，动员该地氏族向治水民众提供粮食物资支援。这五种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当时的社会自救力量与社会后援力量。
其三，号令严明，以接近于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树立起了非常有效的权威组织。
天下治水，参与民众必然是一个数目庞大的群体。其时人口再少，参与者也至少数以百万计。这里的关键，是严明的组织，是可行的法度。这种组织与法度，完全可能已经接近于军事化管理。甚至可以说，治水管理直接推动了最早的紧急状态法律、最早的常备军的产生。
可是，大禹治水的法度究竟有哪些，历史已经模糊了。在《夏本纪》中，只有一句弹性极大的记载：“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古典注释家认为，这是说禹能够听从左右辅佐人员的建言。但是，我们有理由认定：这则史料的基本面说的是大禹治水时时事事有法度，且能够不违反天时地利而施行的状况。
其四，大禹以身作则，垂范民众。
大禹的个人辛劳，公而忘私，在历史的记忆中已经以动人的传说，留下了普遍而深刻的痕迹。三过家门而不入，妻生子而不知，13年跋山涉水，两大腿磨出了厚厚的老茧，等等。这些极其劳苦的行为，一定对当时的治水民众起到了极大的精神激励作用。再加上大禹的才干、创造性思维、令行禁止的严明法度等，在当时极有可能使禹已经具有了超凡入圣的人格感召力。
没有如上四方面的社会组织创建，大规模治水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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