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论：拨乱反正的成果

三、拨乱反正的完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开始有步骤地、全面地在各条战线开展拨乱反正，调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和搞乱的各种关系，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

在经济方面，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稳步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1979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求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农、轻、重之间，消费与积累之间以及原料、燃料与生产建设之间的各种比例关系，并集中精力，首先把农业搞上去。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新的指导思想要求，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兼顾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在群众关心的分配问题上，大力宣传和贯彻按劳分配制度。经过几年的调整，我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到1982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5%，轻工业每年增长11.8%，城乡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改革开放开始起步。

这条改革道路是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从干部队伍“四化”到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从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到“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推行生产责任制的积极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得到广泛推行，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国家还从价格、税收、农副产品收购及农业投资等方面调整政策，保护和发展农业。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了新的探索。从1978～1980年，国家进行了企业扩权、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部分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广开就业门路等方面的试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第一阶段，即以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工作。这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局面初步形成。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还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国家领导体制的思想。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精辟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原则方法和实施步骤等问题。这个讲话是中共中央指导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随后开始的干部制度改革提出了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方针。(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战略方针，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1979年7月，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序幕。1980年8月，人大常委会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为经济特区，以此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以吸引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

我国改革开放方针的实施，是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不断总结经验、勇于探索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精神，丰富的经验和远见卓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政治方面，中共中央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各方面政策。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为刘少奇平反，恢复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誉，还为其他遭受冤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为各族各界的领导人、统战对象、知识分子平反，为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为1957年错划为右派的人平反，为1959年被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到1982年底，总共平反冤假错案90多万件，300多万人，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0多万人予以改正；为70多万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摘掉了长期受管制的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此外，民族、宗教、侨胞、统一战线和知识分子等方面的政策陆续得到恢复和调整。这些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全国的安定团结。

在组织方面，中共中央进一步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使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同时进行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十一届五中全会主要解决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问题，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恢复和制定了一些重要的法律、法规，恢复和加强了公、检、法的工作。

这一时期，中央还提出了“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新构想，缓和了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巩固和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在教育、文化、科学、国防和外交等各条战线上都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取得了显著效果，使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秩序呈现出新气象，为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了良好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