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面临着拨乱反正的繁重任务。当时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并做了一定的工作,但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没有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
1977年2月,华国锋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反映出他对导致“文革”的“左”倾错误还缺乏认识,因而1977年8月举行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78年2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完成制定新时期正确路线方针的任务,没有纠正“文革”的“左”的理论、政策和口号。华国锋还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抵制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和平反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维护个人崇拜,在经济建设中重蹈“左”倾冒进的覆辙,坚持“左”的指导思想。
最先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是邓小平。他在正式恢复工作前,于1977年4月写给中央一封信,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5月,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中共十一大后,老一辈革命家聂荣臻、陈云、徐向前和谭震林等人相继发表文章,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陈云指出,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这些正确的思想原则的提出,成为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促进思想解放的先导。(www.xing528.com)
1978年5月,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接着,《光明日报》又公开发表了该文,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章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谁”。因为,尽管江青反革命集团已被粉碎,但他们套在人们精神上的枷锁还没有完全打破。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必须勇敢地冲破各种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
文章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但却遭到华国锋等人的责难和反对,他们指责该文在理论上“荒谬”,思想上“反动”,政治上“砍旗”、“丢刀子”,犯了“方向性”错误,极力压制和阻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照抄照搬马列和毛泽东的话,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他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978年9月,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引导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大规模地展开。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有助于提高广大干部群众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冲破林彪、“四人帮”所鼓吹的现代迷信和“两个凡是”的束缚,把人们的思想从长期禁锢中解放出来。它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总结历史经验,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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