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从1966年5月开始到1976年10月结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57年以后，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在理论和实践上犯的“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最后概括成为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毛泽东的这些错误论断，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的这些错误论点导致了理论上、政策上和方法上的重大错误，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被林彪、江青一伙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利用，造成了全国性的大动乱，给党和国家工作，社会正常的秩序造成了巨大破坏，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损失。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由江青、张春桥密谋，毛泽东批准发表的文章，把一般文艺作品中的某些情节和现实政治联系起来进行猛烈的攻击。随后发展成了整个文学界、文艺界、学术界等领域的批判运动。1966年2月，江青和林彪勾结，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巨大成绩。会议形成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后转发全党，这是林彪、江青相互利用和相互勾结的开始。

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认为已有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艺界，要对他们进行揭露、清理和批判。会上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批评，成立了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组成的“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刘少奇等主持中央工作的一些领导人。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的名次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提到了第三位。

中央两次会议以后，全国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和其他青年，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并四处串联揪斗“黑帮”、“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8月中旬至11月下旬，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造成了全国的大动乱。红卫兵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到处串连，乱揪乱斗，大批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和爱国人士遭到残酷迫害。大量的名胜古迹、文物字画被砸毁焚烧，历史文化遗产横遭洗劫。(www.xing528.com)

10月初，中央宣布取消了原来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一时“踢开党委闹革命”口号甚嚣尘上，各级党政机关遭到更大规模的冲击。同时在林彪、江青等人干预下，中央下发了军队院校、工交系统和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就造成了全国性大动乱。

1967年初，“文革”进入了“全面夺权”的阶段。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煽动群众，夺取了上海市委的领导权，被称之为“一月风暴”。此后，夺权之风迅速蔓延全国。各派群众组织为了夺权互不相让，争夺激烈。在江青“文攻武卫”的煽动下，夺权的各派之间酿成了武斗，全国陷入了“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大动乱之中。

面对全国大动乱局势和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与林彪、江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67年2月中旬的两次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痛斥了林彪、江青的罪恶阴谋。但是他们的正义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遭到了错误的批判。“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大动乱再度升级，大批的老同志、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惨遭迫害，酿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196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最大冤案。以后，刘少奇受尽了折磨，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开幕式，林彪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不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九大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把林彪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九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会把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排除在外，林彪、江青的骨干和亲信占了很大比例。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