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速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党的八大上,确定了“既反对右倾又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主张。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党内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同志滋长了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片面轻率地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责反冒进为右派分子,是右倾,说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同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提出,中国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将在十五年左右时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国内开始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虽然符合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良好愿望,但它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此后,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展开。
“大跃进”在工业方面把钢铁产量作为主要指标,1958年初把计划指标由535万吨提高到620万吨,5月提高到800~850万吨,6月钢铁规划会议上又提出比1957年翻一番,即1070万吨的目标。农业方面把追求粮食高产作为主要目标,提倡粮食放“高产卫星”,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违反科学的口号。
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浮夸风,推动着生产关系急于向更高形式过渡。由于主观上认为公有制形式越高,越能促进生产,于是农业合作社越并越大,最后导致了“共产风”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4月,党中央提出关于把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8月上旬,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农村,赞扬“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于是全国各地不顾条件限制,一哄而起,掀起由小社并大社变为直接办人民公社的热潮。(www.xing528.com)
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高潮的是8月中下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危害严重的浮夸风和混乱现象不但没有给予纠正,反而正式加以支持。会议形成的《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和《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两个文件,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各地严重地泛滥开来。会后,为了完成追加的1070万吨钢铁产量任务,在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全国约有9千万人,在各级党委的带领下,上山挖煤砍树,找矿炼铁,建起大小高炉上百万座。年底宣布全年产钢1108万吨,实际合格者只有800万吨。这种完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规模群众性的盲目蛮干,不但劳民伤财,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发生困难,给国家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后果。
北戴河会议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展更是惊人,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基本上实行了公社化。到10月底,全国原有的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改组成了2.6万多个人民公社。在公社范围内,“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越刮越严重。社内贫富队拉平,生产队的劳力、财产可以无偿调用;社员的某些家庭财产被充公;社内实行平均主义供给制、食堂化;内部管理是具备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些“左”的做法,完全超越了中国的现实,是对农民的剥夺,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损失。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一次严重失误。导致这次失误的原因主要是:党对在经济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没有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的经验作认真的分析研究和总结,党的许多干部尤其是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在一连串的胜利面前忘却了谦虚谨慎的作风,骄傲自满,凭主观意志办事,头脑发热,急于求成;自反冒进以后,党内生活开始不正常,家长制、一言堂作风盛行。这些原因,导致了“左”的错误,使“大跃进”运动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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