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危机加深：中国近现代史论

二、国民党统治危机的加深

（一）国民党统治的危机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之后，不仅在军事上连连失利，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也陷入了危机之中。

国民党统治的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政府拥有超过9亿美元的外汇资金，500多万两的黄金库存，接收约10亿美元的敌伪资产和价值约20亿美元的2411个敌伪工厂，还有大量的美援物资和贷款。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又先后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和协议出卖国家主权，换取美帝国主义诸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因此，控制着国统区经济命脉的是同美国垄断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官僚资本。1947年，官僚资本已占整个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工业和运输业固定资本的80%。但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在1948年陷入崩溃状况。庞大的内战经费开支、巨额的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1946年国民政府财政预算为2.5万亿元，实际支出7万亿元，其中军费开支约6万亿元。1947年财政总收入约14万亿元，总支出为43万亿元，其中军费开支占80%以上。抗战前法币发行额为14.1亿元，抗战结束时发行了1.5万亿元，1947年底发行了40万亿元。由于纸币的大量发行，造成通货膨胀，物价暴涨。以抗战前的物价为标准，到1947年7月物价上涨了6万倍，年底达到14.5万倍，到1948年8月，则上涨了500～1100万倍。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8月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10月又制定《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发行金圆券来代替原来的法币，以300万元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限期收兑法币，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币，但是金圆券又迅速贬值，物价涨风更剧。劳动人民又遭到彻底洗劫。其次，国民党统治区的民族工商业走向破产。

内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先后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公开的或秘密的条约和协议，出卖国家主权换取美帝国主义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其中1946年11月4日同美政府签订的不平等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给予了美帝国主义种种特权。美帝国主义凭借条约给予的特权，向中国市场大量倾销商品，并通过投资、援助和贷款，控制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政治和军事，使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殖民地化。而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则勾结美国垄断资本，操纵了国统区的经济命脉，不断地摧残着中国的民族资本，使民族工商业难以维持，大量倒闭、破产。从1946年10月至1947年2月，上海、武汉和广州等20个城市工厂、商店倒闭的达27000家。1947年国统区原有的工业体系80%已经瓦解。工业产量较战前的1936年减少30%以上，失业人数陡增，工人、市民乃至中下层小资产阶级到了无法生存的境地。民族工商业的倒闭、破产使市场经济萧条，加速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再次，国统区农村经济急剧衰退。国民党政府对农村公布了名目繁杂的重租重赋，一般自耕农所负担的田赋捐税，已达其收获量的60%～90%。国民党政府强制征兵的数目也不断增大，1946年征兵50万，1947年增至150万。广大农村还不断发生天灾，1947年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出于上述多种原因，造成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民离村外逃，土地荒芜，1947年农作物的总产量比抗战前夕减少了33%～40%。国统区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员贪婪地掠夺，吏治腐败，使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蒋介石为了维护独裁而打内战，使国民党在政治上更加孤立。1946年11月，蒋介石背叛政协决议，非法召开“国民大会”，但是参加伪国大的除了国民党以外，只有御用的青年党、民社党和一小撮所谓的“社会贤达”。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拒绝出席伪国大。伪国大制定的伪宪法，完全违背了政协决议原则，只为维护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而定。1947年2月下旬，国民党政府限令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和重庆的工作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走，国共关系彻底破裂。1947年4月，蒋介石又导演了一出“改组政府”的丑剧，他拼凑了一些投机政客，组织了一个所谓“多党政府”，这个“多党政府”先后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等法令，其目的是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消灭共产党。1948年4月18日，还通过了凌驾于宪法之上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有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分权”，从而让蒋介石拥有了为所欲为的权力。国民党政府的暴政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更加孤立。

（二）反蒋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壮大

随着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的极端反动统治，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在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以1946年12月底爆发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为标志，形成了以学生运动为主包括各阶层人民在内的反对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第二条战线。

1946年12月24日，北京大学一女生被美军强奸一事成为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导火线。抗暴运动爆发后，12月30日，北大、清华等高等学校学生5000余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高呼“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这次示威游行掀起全国范围的反美斗争怒潮。各地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总数达50万人。(www.xing528.com)

为了把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引向深入，加强中共中央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1947年2月28日共产党发出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指出要“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的方针。这一方针为人民运动指明了方向，极大地推动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校普遍举行了五四运动纪念会，在校内外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的宣传。15日，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18日，北大、清华学生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国民党政府下令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蒋介石也发表讲话，将对学生“采取断然之处置”。5月20日，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参政会在南京开幕，学生在这一天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巡捕打伤学生150余名，制造了“五二零”惨案。同一天其他许多城市的游行学生也遭到特务的阻挠和殴打。各界人士纷纷指责国民党政府的暴行，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完全陷于孤立。

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各行业人民运动的高涨。例如，上海职工发起“要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台湾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残暴统治；在广大农村，农民反抗抓丁、征粮；在广大城镇暴发了“抢米”风潮等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中，1947年全年有20多个大中城市约320万工人举行罢工。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半年，国统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涨，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迅速扩大。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和市民的斗争，相互结合互相支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加速了革命胜利的进程。

（三）第三条道路主张的破产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戡乱动员令”后，加紧搜刮民脂民膏，任意逮捕、监禁、屠杀工人、学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颁布一系列反动法令，对人民的一切基本权利，如罢工、游行、请愿和示威等都一概剥夺。9月，蒋介石亲自召开秘密会议，被列入黑名单加以逮捕者就达60000多人。10月，上海、北平、杭州和西安等八个城市，惨遭杀害的爱国人士约2100余人，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国民党政府不仅极端仇视中国共产党，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且对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想尽办法迫害取缔。中国民主同盟是当时有一定影响的民主党派，他们主张走“第三条道路”，不走共产党奋斗之路也不走国民党的独裁道路，而是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主张曾得到中间势力的赞同。一些民主党派也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这些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暴政，不愿意与国民党政府合作。为镇压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蒋介石公开用暴力手段迫害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947年5月，国民党公布了一个捏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利用这个假《纲领》诬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这就为镇压民主党派找到借口，制造舆论。10月7日，著名的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部主席杜斌丞在西安被国民党杀害。10月23日，国民党又派大批特务包围和监视在南京的民盟总部。接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并取缔其盟员的活动。11月6日，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解散。民盟被迫解散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解散民盟的罪行，表示今后要更努力为创建新中国而斗争。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各民主党派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中国民主同盟的解散和各民主党派转入地下活动，说明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在国共双方的对立中，要保持超然独立的第三者地位，用和平、合法和改良的方式，在国共两党的道路之外，走第三条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根本行不通的。第三条道路主张的破产，迫使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寻找中国的出路。中国共产党曾以极大的努力来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第三条退路破产之际，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人民革命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下，各民主党派重新结合起来，少数对“中间路线”抱有幻想的人很快转变了立场，逐渐转到革命路线上来。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重建领导机构，明确宣布，彻底清除对“中间路线”的一切幻想，“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决心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民盟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并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民主党派开始实行革命的联合。1947年11月12日和25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革命同盟及其他国民党民主人士在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党派代表会议。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简称民革）。名誉主席宋庆龄，主席李济深。民革公开提出要“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组织联合政府，“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并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成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其他民主党派，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政治同盟都明确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自8月初起，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领导人和代表，陆续进入解放区，参加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的准备工作。以上情况表明，不仅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而且包括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工农基本群众，而且包括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以及其他一切民主人士都已经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对美蒋反动派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使国民党政府彻底孤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