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各党派的政治主张
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国际上,战后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帝国主义力量遭到削弱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力量得到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三国被打败,英、法两国遭到严重削弱。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苏联进一步巩固,在东欧、东南欧以及德国东部、亚洲的朝鲜北部和越南北部地区,开始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亚非拉广泛兴起民族解放运动。旧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日益瓦解,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和人民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向前发展。和平、民主和独立已成为国际上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其次,战后国际斗争的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两个主要大国由战时的盟友变为战后的竞争对手,美苏对立的格局成为国际问题的中心。在世界许多重大问题上,美苏之间处于一种又斗争又妥协的状况。
大战中,美国的经济实力迅速膨胀,成为帝国主义头号强国。美国凭借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优势,在战后推行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在中国,它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妄图变中国为它的附庸。这种状况,对各国人民,特别是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很不利的。但是,战后的美国也有很大困难。它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改组任务,上千万士兵需要复员安置,人民反战厌战情绪极为高涨,根本不可能在战争宣告结束之时再动员人民支持对外用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战后初期,美国一方面尽力用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办法,扶助蒋介石政府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恢复其在中国的统治权;另一方面又敦促蒋介石用政治谈判的办法来解决中共问题,企图使中国出现一个以蒋介石政府为中心的稳定的局面。
战后的苏联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可能发动的对苏战争具有很高的警觉性。它在全球范围与美国的霸权政策相抗衡,对遏制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维护世界和平起着积极作用。但苏联领导人在对华政策中表现出民族利己主义,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力量过于低估,害怕因中国爆发内战而演化成为美苏的直接军事对峙。1945年8月14日,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的统一。苏联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斗争中实行同国民党的妥协。
上述情况表明,战后国际形势既有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一面,又有不利的因素,其主流和发展趋势,是趋向缓和的。美苏在对华政策上的复杂关系,当时都不得不要求中国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内问题。这是促使战后初期中国一度出现和谈局面的国际因素。(www.xing528.com)
在国内,阶级力量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是战后国内时局发展的重大特点。经过抗战时期的大发展,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成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特别是日本投降后,人民革命力量在华北、华中和东北等地区迅速发展,在全国战略上处于极其有利的态势。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废除国民党一党专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这一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在政治上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
但是,战后国民党统治集团顽固坚持内战、独裁和卖国三位一体的基本方针,竭力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蒋介石集团拥有一支400多万人的庞大军队。由于得到美国的援助并缴获了100多万名日军的武装,这支军队在武器装备等方面都有很大加强。与此同时,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变接收为“劫收”,自身资本迅速膨胀。蒋介石集团的外资和外汇储备超过了以往。同时,战后国内外所制造的蒋介石为“抗战建国领袖”的舆论,使国统区和沦陷区许多人对蒋介石抱有相当大的幻想。因此在美国扶植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垄断受降权,妄图把中国拖回到法西斯的老路上去,中国的内战危机极其严重。1945年8月蒋介石政府同时发出三道命令:一是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命令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命令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8月15日,蒋介石又命令日军维持占领区的秩序,等待国民党军队受降。在受降地区一时演出了蒋、日、伪大合流的丑剧。蒋介石不仅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而且要坚持独占14年前由他拱手送与日本的东北,从陆海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运兵。
当然,蒋介石要立即发动全国内战也还有很大困难。这是因为,解放区力量的壮大和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愈来愈高,国际舆论均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国民党军队远在西南和西北大后方,作好内战部署需要一定时间。因此,蒋介石在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表示愿意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1945年8月,蒋介石连续3次打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蒋介石的武装进逼与和平谈判的反革命两面政策,适应了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具有相当大的政治欺骗性。
在此情况下,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和团结三大口号,开始领导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力图利用当时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挫败反动派的内战阴谋。
战后初期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内战,迫切希望中国走和平民主和团结建国的道路,这是当时时局的主流。1945年8月15日,代表中间势力的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立即召开党派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等十项政治主张,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9月3日,以文教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原民主科学社定名为九三学社。它提出了对时局的主张,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和平民主运动。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该会《宣言》指出,必须即刻停止以武力干涉人民的政治生活,充分尊重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国家必须以全力培养资本,而不应以节制资本的名义消灭资本,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强烈愿望。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它的主要成员是教育界和文化出版界的进步知识分子。它的会章规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平、民主的愿望,他们是战后国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强大的和平民主潮流,不能不对战后一定时期的国内政局产生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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