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其历史意义

四、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

在日本扩大对华侵略，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及总路线，以团结一切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尽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有专门技术出专门技术”的口号，提出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宣言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全国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日民主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适应华北事变后的新形势，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的转变，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来，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及总路线。《决议》明确指出，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方针应该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会后，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根据会议精神，毛泽东在报告中深刻分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正确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精辟的论述。主要内容是：

第一，指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报告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这就迫使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都站起来参加民族抗日战争。就连亲英美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于英美和日本的矛盾，也有可能参加反日斗争。这种形势说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报告还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报告指出，革命的力量虽然比以前强大了，但中国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还暂时大于革命力量，中国的革命力量发展也不平衡。要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必须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聚积雄厚的力量才行。所以，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报告告诫全党必须注意防止可能出现的右倾错误，牢记1927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放弃领导权导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认真地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露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

第三，批判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指出“左”倾关门主义者看不到新形势的特点和由此引起的中国革命与反革命阵线的变化，否认组织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其结果只能是危害革命，博得敌人的喝彩。

第四，对党的政策作了重要调整。会议决定把“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规定对富农的财产以及除封建剥削以外的土地均不没收，重申保护民族工商业；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斗争等等。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www.xing528.com)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在发表的《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的红军东征回师通电中，首次正式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公开把蒋介石作为联合对象。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规定小业主、自由职业者、小商人、手工业者及一切抗日军人和献身于抗日事业者的土地均不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虽予没收，但分给其耕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对一切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则全部没收。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只有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合作，才能真正救亡图存。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提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逼蒋抗日方针的确定和中共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共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由于日本侵略华北损害了国民党政府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南京政府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的对日政策也开始有所变化。与此相联系，蒋介石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用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所谓“最低限度”的外交方针，并解释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又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会议通过的宣言也申明，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的，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全会并决定成立国防会议，修筑战时战备工事等。

与此同时，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国民党还多方寻找渠道，秘密派人同共产党接触。这些接触尽管因国民党坚持“溶共”、“收编红军”而没有结果，但它表明国共两党十年内战造成的对立已开始松动。

国民党的对日政策虽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但其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和“剿共”的方针并没有变。正是在这一时期，它先后逮捕北平、上海和济南等地的爱国学生和制造了迫害救国会领袖的“七君子事件”，围追堵截正在长征的红二、四方面军，“围剿”已经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高潮。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全国20多个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参加了大会，通过了救国宣言、章程及《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等人为执行委员，继而又推举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和李公朴等15人为常务委员。当年底，全国救国会会员发展到几十万人。7月15日，沈钧儒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但国民党政府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在1936年11月22日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等7人逮捕入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直到抗战爆发，七君子才获释放。

在此前后，李济深、蔡廷锴和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失败后，继续坚持反蒋斗争，1935年7月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在黄琪翔等主持下于1935年11月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提出召集全国人民非常代表大会，确定联共抗日方针等主张。海外华侨也以各种形式掀起抗日救国高潮。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各地救亡团体的建立，各种救亡刊物也纷纷出版。1936～1937年，全国救亡刊物不下千余种，在唤起全国民众团结抗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