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一二·九运动：中国近现代史论

三、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一二·九”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热河之后，得陇望蜀，1934年4月17日，其外务省又发布了独占中国的声明。从此，日本更加积极地扩军备战。1935年它在华北制造了一系列事端。

1935年5月初，天津报界两个汉奸被暗杀，日本借机挑起事端，提出彻底驱除东北军及中央军势力出华北的无理要求，并以调遣军队入关相威胁。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7月6日，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受蒋介石之命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表示全部“承诺”日本方面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取消国民党在河北省境内的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中国军队；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日本指定的其他官吏；取缔河北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等，这即为《何梅协定》。这一卖国协定，使整个河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上述“河北事件”未了，又发生了“张北事件”。5月30日，4名日本特务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在张北县被中国驻军扣留，旋即释放。但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却以此为借口向中国要挟，国民党政府再次屈服，派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土肥原在北平谈判。6月27口，双方达成协定，即《秦土协定》。规定中国向日军道歉，撤换有关军官，担保日本人今后在察哈尔可以自由行动；取消察哈尔省境内的一切国民党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撤走中国驻军，解散察哈尔省排日机构；撤销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的职务等。中国在察哈尔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

此后，日本又进一步策划“华北自治”。1934年11月，土肥原进一步实施华北“分离”、“自治”计划，指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中央”，使冀东22个县沦于日寇之手。在日本的军事威胁之下，国民党政府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改设冀察绥靖公署。12月初，又拟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和日本报荐的汉奸负责，管辖河北、察哈尔、北平和天津。这是一个既同国民党南京政府有联系，又同日本侵略者有特殊关系的半自治政权。在日本看来，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

上述1935年日本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一连串事件，即称华北事变。(www.xing528.com)

华北事变使中日矛盾急剧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民主运动重新走向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红军长征胜利的鼓舞下。1935年12月9日，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和北平学联，领导北平市数千名大、中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学生们冲破警察的封锁，在街头贴标语、撒传单，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王府井大街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大刀、水龙头和警棍，毫不畏惧，英勇搏斗，充分体现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和牺牲精神。次日，全市学生总罢课，并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斗争。

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正式成立的日子。为了抗议这个傀儡政权的成立，北平学生和市民3万多人汇集在天桥和正阳门前举行大会，会后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北平人民的斗争，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

为了使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坚持和发展下去，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及时指出，单纯的学生运动不能完成挽救民族危亡的任务，必须使学生深入工农群众，把学生运动发展为工农群众的武装自卫斗争。1935年底，平津各校近500名学生组成扩大宣传团，沿平汉路南下，深入华北农村开展抗日宣传。不久，为保存骨干，坚持长期斗争，扩大抗日救亡阵线，北平地下党组织决定在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一二·九”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深入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起点，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的抗战作了舆论上、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其次，它为知识青年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方向，为青年学生运动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广大工农民众相结合，投身到伟大的人民革命洪流，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