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国民革命的骨干力量

二、国民革命的兴起

（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广东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和全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策源地，推动着中国革命的发展。

1924年5月，国共两党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建立革命武装，在黄埔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任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学校学习苏联红军建军经验，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廖仲恺任党代表，共产党人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教授部副主任。中共派了许多党员、团员入校学习。黄埔军校共办7期，培养了大批军官，成为后来建立国民革命军的骨干，对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共合作的实现，也为工农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24年7月，广州沙面数千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抗议英法限制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罢工斗争持续一个多月，迫使英法当局取消新警律，答应罢工者全体复工后，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这次罢工不仅轰动了广州和香港，而且影响到中国的中部和北部，结束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

在农民运动方面，广东革命政府连续发出关于农民运动的宣言，号召组织农民协会，允许组织农民自卫军，承认农民有减轻田租的权利。于是，广东不少地区的农民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减租斗争，并与反动地主民团血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决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4年7月，讲习所正式开学，到1926年9月，讲习所一共举办了6期。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谭植棠、毛泽东的主持下，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等省培养了大批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

国共合作后，两党通过镇压、讨伐反革命武装，有效地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4年，广州发生了商团武装叛乱事件。广州商团原系商人自卫组织，后来为英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阶级所操纵，发展成拥有数千武装的反动组织。英国怂恿商团推翻孙中山的革命政权。8月，商团头目陈廉伯策划了第一次罢市，广东100多处商埠受到冲击。10月，陈廉伯一伙又乘广州各界集会庆祝辛亥革命十三年之机，发动第二次罢市，进行武装叛乱。孙中山在中共支持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指挥镇压叛乱。10月15日，政府军在黄埔军校学生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平定了叛乱，初步稳定了广东局势。

占据广东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军阀陈炯明是当时威胁广东革命政权的又一势力。在中共的倡议和支持下，革命政府于1925年2月开始了第一次东征。这次东征未取得完全胜利。10月，国民革命军举行了第二次东征，一举歼灭了陈炯明的主力，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和巩固，也为北伐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五卅运动和全国革命的高潮

中国革命的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日、英、美等国企图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斗争，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925年的五卅运动，在全国民众中引发了规模空前的反帝浪潮，成为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

1925年5月，上海日本棉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而举行罢工。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并打伤工人多人。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慨，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此时，租界当局又提出损害中国主权、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四大提案：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和取缔童工法案等。这两件事激起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上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5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发动下，上海学生举行反帝集会、演讲，帝国主义巡捕逮捕了大批学生。下午当近万名群众集合在捕房门口，要求释放学生时，英租界巡捕开枪镇压，当场打死打伤多人，酿成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31日晚，上海总工会成立。6月1日，上海实现“三罢”。7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成为“三罢”斗争的公开指挥机构。为加强反帝宣传，中共于6月4日创办了《热血日报》，及时报道工人斗争的消息和运动进展情况，指出斗争方向和策略，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帝国主义一方面对中国人民进行武装镇压，另一方面又勾结买办资产阶级分化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独自开市，破坏了“三罢”运动。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和上海总工会决定停止总同盟罢工，到八九月间，各行业工人逐步复工。

五卅惨案和上海“三罢”斗争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北京、天津、南京、武汉、长沙、重庆、广州、青岛等城市人民迅速投入到这场反帝大风暴中。他们不顾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镇压，先后举行“三罢”斗争和抵制英、日货运动。全国直接参加五卅运动的群众约有1200万人。五卅运动得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广泛支援，共产国际执委会、赤色职工国际局等联合发表《告工人、农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书》，号召“全力支持中国工人的斗争”。接着，英、法、日、朝鲜、印度等国的共产党或工会团体同声援助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中共第一次领导下的全民性反帝爱国运动，它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巨大的损失。五卅运动对中国各阶级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工人阶级表现出彻底的革命精神，而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妥协性也暴露出来了，这对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在五卅运动掀起的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是广州和香港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是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会的领导下，举行的一次大罢工。

1925年6月，中共广东区委会号召广东各行业工人开始大罢工。1925年6月19日，香港海员、电车、印刷等行业工人首先罢工，其他工人相继响应。23日，广州工人、农民、学生、军人在苏兆征、邓中夏的领导下，召开大会，声讨帝国主义在华的暴行。会后，10多万人举行游行，当游行队伍抵达沙基时，英国士兵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即打死52人，受重伤170余人，受轻伤者无数，制造了“沙基惨案”。7月3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宣告成立，它是领导罢工斗争的最高权力执行机关，苏兆征为委员长。罢工工人还组织了2000多人的武装纠察队，负责封锁香港、查缉走私和逮捕工贼。由于罢工工人的严密封锁，香港的对内对外交通几乎完全断绝，香港一时变为“死港”、“臭港”。这次罢工坚持了16个月之久，直到1926年10月，因北伐战争开始，为配合北伐战争，中共广东区委和罢工委员会作出停止罢工和取消封锁的决定。

省港大罢工在政治上、经济上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提高了人民的觉悟，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做了重要准备。这次罢工是世界无产阶级罢工史上最长的一次，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它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北洋军阀混战的加剧

随着革命的发展，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激化，混战加剧。1924年秋发生了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曹琨、吴佩孚掌握北京政权后。因贿选总统丑闻和“武力统一”政策，引起了各方的不满和反对。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遂联合奉系的张作霖，联系广东的孙中山，形成了三角反直同盟。直系为对付三角同盟，在南方以孙传芳勾结陈炯明，压迫孙中山，并调集军队进攻浙江、上海。9月，江浙两军正式开战。卢军溃败，直系军阀的势力伸展到上海。

江浙战争发生后，张作霖出兵入关。1924年9月15日，张自任总司令，率军队进攻朝阳、山海关。17日，曹琨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以25万兵力出战，第二次直奉战争达到空前规模。

当直奉两军在榆关一带激战时，10月19日，冯玉祥率部由古北口兼行回师，23日入京包围总统府，软禁曹琨，接管北京防务，这次事变称北京政变。北京政变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给中国政局带来重大影响。北京政变后，吴佩孚所部士气大减，结果在对奉作战中惨败。11月2日，曹琨被迫宣布退位。次日，吴佩孚领残部两千余人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军阀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局面告终。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并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冯玉祥倾向革命，受到北洋军阀实力派和帝国主义的压制。10月中旬，冯玉祥与张作霖、段祺瑞在天津举行会谈，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北京政变打开的局面开始复杂化。

1925年1月，江浙联军驱逐了上海淞沪护军使张允明，出兵占领苏州，第二次齐卢战争爆发。结果齐燮元败退上海，随即逃往日本，第二次齐卢战争结束。之后张宗昌率军万余人进入上海。10月，浙江孙传芳联络旧部及鄂、赣、皖等军进攻上海奉军，发动奉浙战争。战争开始后，联军连取上海、南京、蚌埠，与奉军大战于徐州。11月，奉军败退山东，联军占领徐州，孙传芳控制了苏、浙、赣、皖、闽五省。随后，又出现了奉系的郭松龄联合冯玉祥、李景林反对张作霖的战争，冯玉祥进攻李景林的战争，张作霖联合吴佩孚进攻冯玉祥的战争等。北方各省相继落入奉、直军阀的控制之中。

军阀混战对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农村经济凋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陷入停滞，人民群众难以为生。北伐战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四）北伐战争

1926年上半年，北洋军阀各派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暂时停止了彼此之间的混战，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联合向革命力量进攻。他们除在北方围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外，又在南方由吴佩孚出兵湖南，进窥两广。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共两党及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矛盾。

1926年2月，中共中央针对这种形势，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决定从各方面准备国民政府的北伐，并提出，北伐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必须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

1926年6月，国民党中央正式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方案。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正式誓师北伐。

北伐出师时，国民革命军共8个军，10万人。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苏联加伦将军为总顾问。根据当时敌众我寡和军阀之间存在矛盾的情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加伦的帮助下，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首先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两湖战场，消灭吴佩孚，然后挥戈东南，进攻孙传芳，最后再消灭张作霖。

北伐军先后兵分三路。西路：两湖战场。敌人方面有吴佩孚所部主力10万人，以武汉为指挥中心。在北伐军正式出师前，国民政府为援助唐生智，先后派兵北上援湘，由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头部队，挺进湖南。6月，叶挺独立团进占攸县，取得北伐初战的胜利，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8月，在湖北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战役中，击溃吴佩孚的主力，10月10日攻下武昌。中路：江西战场。敌方是孙传芳的主力10万余人。经过激烈的战斗，北伐军于11月占领南昌、九江，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东路：福建、江西战场。由于孙传芳的主力集中于江西，闽、浙空虚，敌军纷纷倒戈，此路北伐军未经大的战斗，于12月便占领了福建、浙江两省。(www.xing528.com)

1927年初，北伐军又兵分三路，继续挺进。西路：沿京汉路向河南进攻；东路：由福建取浙江，于3月19日攻占杭州，进逼上海；中路：向皖、苏进攻，因守敌倒戈，北伐军不战而取安庆、芜湖。3月攻克南京。

北伐军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内，歼灭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直下湘、鄂、赣诸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北伐战争之所以能迅速取得胜利，是因为，北伐战争是国共合作进行的正义战争，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共产党在北伐军中进行了有效的政治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北伐军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尤其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发挥了先锋作用以及苏联多方面的援助等等。

（五）工农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工农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北伐战争的胜利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北伐战争期间，工会的发展很迅速。战争前，全国工会会员有120多万人，到1927年3月，发展到200多万人，其中湘、鄂、赣等省发展得更为迅速。1926年12月到1927年1月，湖南、湖北先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省总工会。随着工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的斗争中，第一次取得收回租界的胜利。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1927年1月，武汉工人、学生、市民集会庆祝北伐的胜利和国民政府北迁。英水兵荷枪实弹，驱赶集会群众，刺死1人，伤30余人。1月5日，武汉市人民在共产党人刘少奇等领导下，举行数十万人的大示威，工人们英勇地驱逐英国巡捕，收回汉口英租界。1月6日，英国水兵在九江打死工人1名，伤数人，九江工人和各界民众奋起驱逐英国巡捕，占领英租界。武汉国民政府先后成立汉口、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英租界。2月，武汉国民政府与英方签订《汉口英租界协定》和《九江英租界协定》，中国政府正式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进军，推翻军阀统治，在中共的领导下而举行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在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曾先后举行过两次起义。这两次起义由于多方面原因而失败。接着中共又领导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把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

这次武装起义是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的，发动于1927年3月21日，80万名工人先举行总罢工，接着举行武装起义。工人武装纠察队和广大工人群众，在广大市民的支持下，经过激烈战斗，到22日打败了军阀直鲁联军，占领上海，建立了上海市临时政府。这在中国工人阶级武装斗争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在城市工人运动高涨的同时，农民运动也进一步高涨，到1927年春，全国农民协会会员达900多万人。农民一经组织起来，就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村大革命。各地农民协会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向地主阶级夺取政权，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实行减租、减息，取消高利贷，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反对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农民运动的发展，充分显示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基础。

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豪绅地主阶级、国民党右派分子和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的极端仇视。他们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他们利用反动武装捣毁农民协会，残害农民运动骨干分子，疯狂地破坏农民运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了。正当农民运动遭到攻击，需要中共加强领导和支持时，陈独秀却提出了压制农民运动的错误方针，极力压制农民运动。

为了支持农民运动，毛泽东于1927年1月，亲自对湖南的农民运动进行了实地考察。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农民运动的经验；揭露了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诬蔑，批判了中共内部关于农民运动的错误观点。但是，由于中共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压制，毛泽东的上述主张没有被全党接受，未能放手发动工农运动，右派反动势力更加嚣张，国民革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六）国民革命的失败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为扼杀中国革命，一方面武装干涉中国；一方面加紧分化革命阵线，寻找新的代理人。

1926年9月，北伐军兵临武汉，英帝国主义的军舰公然援助军阀吴佩孚，炮击北伐军，又在四川制造“万县惨案”。1927年初，北伐军直逼上海，帝国主义各国纷纷增兵中国，仅在上海一地，就驻扎侵略军3万多人，军舰125艘。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帝国主义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上的军舰，炮击南京，打死、打伤中国军民2000余人，制造了“南京惨案”。

为了分化中国革命阵线，1926年底和1927年初，英、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并派密使与蒋介石谈判。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撕去了革命的假面目，频频与帝国主义及北洋反动军阀接触，准备公开叛变革命。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酝酿中的反革命政变转入发动阶段。蒋介石一到上海，就与帝国主义勾结，他密令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并向帝国主义表示“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帝国主义则答应驻上海的3万名侵略军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同时，蒋介石和大资产阶级进一步勾结，公开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有武汉态度，希望上海商界“此后仍以协助为期”。为发动反革命政变，蒋介石把同情革命的军队调离上海，并秘密组织一批流氓充当反共打手。4月3日，蒋、汪等12人举行“谈话会”，蒋介石等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与此同时，蒋介石虚伪地“担保不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还给总工会送去锦旗，以麻痹群众。在这紧急关头，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叛变阴谋，熟视无睹，竟于4月5日，与汪精卫抛出《汪陈联合宣言》，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都是所谓谣言。这个《宣言》麻痹了革命者，客观上为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作了掩护。

4月9日，蒋介石公布了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11日下达“清党”密令。12日凌晨，全副武装的反动流氓打手，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动向闸北、南京、沪西、吴淞、虹口等地的工人纠察队进攻。当工人纠察队奋起自卫时，反动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并和流氓一起屠杀工人，工人纠察队死伤300多人，上海总工会的会所也被反动军队占领。当天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命令。13日，上海10多万名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广场集合，抗议蒋介石反革命暴行，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当队伍行到宝山路时，反动军队射击请愿群众，当场牺牲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从4月12日～15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有数百人被杀被捕，5000多人失踪，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发生重大分化，国民革命遭到局部失败。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地也相继发生了反革命大屠杀。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

同时，北方奉系军阀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捕杀共产党人。4月28日，李大钊等英勇牺牲。

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着激烈搏斗的紧急时刻，1927年4月27日到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虽然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对当时挽救革命所需解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均未提出任何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所以，这次大会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形成宁汉对立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管辖的湘、鄂、赣三省工农运动仍继续高涨，各地群众纷纷举行反帝、讨蒋集会。为击败蒋介石的叛变活动，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等曾联名上书中共中央，建议武汉国民政府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他们的正确主张被中共中央否决，中共中央决定先举行第二次北伐而后讨蒋。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东湖誓师，开始第二次北伐。北伐军在豫南击败奉军，6月1日，在郑州与冯玉祥部会师。但是此时武汉地区的危机也迅速增长。

汪精卫把持的武汉国民政府，在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包围压迫下，对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巨大威力感到恐惧，加速向右转化。汪精卫从1927年4月底就开始为“分共”做准备，先后发布一系列宣言、通告和训令，公开压制工农运动，对共产党进行攻击。6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停止湖北省党部、省工会、省农民协会的工作。5月2l日，唐生智部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率部在长沙叛变革命，发动了“马日事变”。以后，汪精卫、冯玉祥和蒋介石多次召开会议，确定反共方针和计划。然而，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却在这危急关头，拒绝了毛泽东等人提出的正确建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顽固坚持其右倾投降主义错误。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停止了陈独秀等人在中央的领导工作。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告共产党人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后，宋庆龄、邓演达纷纷发表声明，斥责武汉国民政府。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扩大会议，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汪精卫等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大规模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在武汉，数日内被杀者竟达1000多人，同时封闭了所有工会、农会和革命团体。这就是“七一五”汪精卫反革命政变。它表明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后破裂，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惨遭失败。

国民革命的失败，在客观上，是因为当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反动派联合起来，向革命进攻，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蒋介石、汪精卫等也相继叛变革命，使反动力量大大超过革命力量。在主观上，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对中国的历史、社会现状和中国革命的规律懂得不多，特别是在国民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中央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放弃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尤其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当国民党反动集团向革命势力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使革命遭到失败。国民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却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

1．国民革命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要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建立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新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取得胜利，但统一战线中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革命也是要失败的。

2．国民革命的经验证明，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要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无产阶级只有取得农民的支持，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才有强大的基础，从而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以战胜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

3．国民革命的经验证明，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武装，否则，领导权就没有保证，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4．国民革命的经验证明，中国革命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而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又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必须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国民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曾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扩大了革命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锻炼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为以后的革命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