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一、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随着十月革命在中国影响的扩大，五四爱国运动给中国人民以实际的思想教育，使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相当一部分人由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转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继续发展的主要内容，新文化运动因此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以宣传新思潮、谋求社会改造为己任的进步社团和刊物，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与五四运动前相比，不仅更为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更深刻、更系统地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阐述、研究。这些活动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1）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发表《谈政治》，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这是他们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先进青年和其他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不同的途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2）组织革命团体。李大钊在1920年3月组织了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团结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天津、湖南、济南分别成立了“觉悟社”、“新民学会”、“励新学会”等组织。（3）出版进步刊物。全国有名的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觉悟》等刊物，进行深入的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4）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和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相继翻译出版。先进分子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体系，中国的革命已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了，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时间，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难怪当时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如此写道，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报刊的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注：指布尔什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的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工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当今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连当时的出版物“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

从此以后，“社会主义好”的旋律，开始轰鸣在中国的思想界。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了一百多年，却“学”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是几代“西化”论者所始料不及的。但也正是这样，才深刻地证明，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选择，而它的前提恰是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屡遭挫折。

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的每一步进展都经过了严酷的斗争。在政治上，近代中国是东方许多矛盾的焦点，在文化思想上，也反映了这样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既要同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的各种造谣诬蔑作战，又要同抗拒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潮作战。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广大进步青年积极寻求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出路。随着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答案。但除了极少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外，绝大多数人还是模糊不清。人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科学的了解。社会主义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概念，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包括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流派，当时的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就确定出科学社会主义才是拯救中国的真理。由于对十月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了解不多，人们只能凭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充沛的爱国热情，以及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模糊认识，描绘着各种各样改造中国、实现理想社会的蓝图。一时间，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在中国甚为流行。这就给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者以有机可乘，对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刚刚传播不久，就遭到了杜威和胡适实用主义的挑战。实用主义是流行于英、美等国的唯心论哲学流派。它认为经验创造实在，否认真理的客观性，认为真理是人创造的，进而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企图阻碍社会主义的实现。1919年7月胡适写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向马克思主义发起了挑战。

胡适在文中反对谈主义，赞成杜威的工具论。他以讽刺的口吻说：“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空谈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谁都可以自称为社会主义家。在这里，胡适所说的“多研究些问题”是主张实行改良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彻底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作用。后来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李大钊明确指出：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能有把一个个具体问题解决了的希望。还指出，“问题”与“主义”不能分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这场争论进一步维护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一个回合的斗争，是社会革命论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论战。这场论战，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开始分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分道扬镳了。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破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阵地更为巩固和扩大，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长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些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也在酝酿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使反动势力惊恐万状，资产阶级也担心他们的资本主义事业有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危险。他们急谋“遏制过激主义”。张东荪、梁启超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由此引发了又一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www.xing528.com)

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称自己是信奉社会主义的，但又说在中国当务之急是发展资本主义，并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说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不存在真正的劳动者。阶级矛盾不尖锐，中国工人无知识，没有革命要求。他们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所宣传的理论也就是主张在中国实行改良，反对革命，达到阶级调和的目的。

张东荪等人宣扬的假社会主义论调，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广大青年中造成了思想混乱。李大钊、陈独秀等著文批驳，指出世界社会的发展趋势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阐明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指出中国革命的兴起是一种客观必然，并且随着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工人阶级的组织也必然会产生。只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组织起来，中国才有出路。在这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明确指出，中国应该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这次论战无论在广度上或深度上，都比前次有显著进步。其焦点和实质仍然是采取什么方法和途径——社会改良或社会革命来改造中国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这次论战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对当时知识界中存在的“温和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一次大清洗。这就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扫清了障碍。

正当张、梁等假社会主义者从右面进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无政府主义从左的方面发动了进攻。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与前者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同时，也对后者展开了批判，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第三次大论战。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它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尖锐对立，马克思主义与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初传到中国，五四运动后，被作为所谓的社会主义新思潮，进一步泛滥，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一些已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难免受其影响。

十月革命后，由于对十月革命的模糊认识，无政府主义者以为十月革命是无政府主义的胜利，对它表示热烈的欢迎。但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扩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引导十月革命胜利的布尔什维主义和他们宣扬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回事，于是便继承其西方前辈的传统，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展开了进攻。

无政府主义者谩骂布尔什维克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国家、权威，主张绝对自由。他们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破坏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阻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有力的还击，指出世界从来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再次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阐明了组织和纪律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通过这次论战，进一步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许多青年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壮大和纯洁了共产主义者的队伍，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过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捍卫了自己的科学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条件。马克思主义由此树立了自己的优势，并与中国工人运动走向结合，促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通过论战，先进分子进一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愈发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这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