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国内新变化：中国近现代史论

二、辛亥革命后国内的新变化

1．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

自辛亥革命到19世纪20年代，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时期。辛亥革命对封建制度是一次较大的冲击，促使社会上兴起实业救国之风，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这对民族工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等爱国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族资本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火拚，无暇东顾，也为中国民族资本迅速发展提供了良好时机。

民族资本工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以棉纺和面粉业最为显著。一战爆发以后，从国外输入的棉制品逐渐下降。如果以1913年中国进口棉布量的指数为100计，则1914～1916年的三年间进口棉布的平均指数降为78.3%，而1917～1919年的三年间平均指数又降至73.4%。这样，一些长期亏损的棉纺厂开始转亏为盈。如申新一厂以30万元的资本，在1917年盈利40万元，1918年盈利80万元。丰厚的利润激起了民族资本创办新厂的高潮。1914～1922年，民族资本新设的织布厂达54家，拥有的纱锭由1913年的50万锭增至1922年的150万锭，衣机由2000台增至6700台。面粉工业同样发展迅速，1913年华商开设的面粉厂有50多家，1919年增至120多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面粉远销欧美各地，面粉进出口贸易由长期入超转为出超，1914年面粉入超210多万担，1919年则出超240多万担。除棉纺业和面粉业外，民族资本在造纸、榨油、火柴、玻璃和制革、卷烟及矿冶工业等行业，也都有了较大发展。

民族资本工业在这一时期确实比较兴旺，然而只是昙花一现，不可能改变中国民族工业畸形发展和受压迫的局面。首先，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轻纺工业，在机器制造、冶金、能源和交通运输业中所占比重甚微，始终未能形成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其次，规模狭小、技术落后、设备简陋等民族工业与生俱来的弱点依然存在，工场手工业生产占据较大比重。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粗略统计，1919年全国10515家工厂中使用原动力的工厂只有360家。再者，北洋政府为支付庞大的军政费用向人民强行勒索，而连年的混战更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破坏，民族资本渴望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到头来只能是幻想的破灭。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1914～1916年间，日本输入棉布是各国的2倍，日本棉布充斥中国市场。美国也乘机加紧对华掠夺，1918年美国对华贸易额增至1.3亿海关两，是1912年的2倍。因此民族工业在这一时期所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仍然是沉重的。而一旦大战结束，欧洲列强便卷土重来，民族工业再度受到巨大的压力。

中国银行业始于19世纪末，辛亥革命后发展较快。但是，银行业的发展，不是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达的结果，而是迎合政府发行国内公债的需要。因此，每当政府债信破产或政府垮台时，必有一批银行随之破产。由于银行放款利息很高，一般工商业者不敢问津，所以，银行业的发展并没有带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由此可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民族工业不可能按照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利前进，只能带着时代的烙印，沿着一条曲折的道路蹒跚而行。

应当指出的是，资产阶级维持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往往与反帝爱国斗争具有同一性。辛亥革命以后至全国解放，国货运动以各种方式持续发展，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1911年，上海10个工商团体成立中华国货维持会，其宗旨为“提倡国货，发展实业，改进工艺，推广贸易”，提出“少用一份国货，即损我国家一份利源”。不久，各省市成立各种国货团体，形成全国性网络。国货团体举办国货宣讲会，召开国货产品博览会，创办国货刊物，呼吁政府收回关税主权，废除厘金。

国货运动是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进步阶级为抵制外货倾销，捍卫我国经济利权，开拓国货产品市场，发展我国实业而倡导的进步社会经济活动，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引起一些进步政治活动家的关心。毛泽东早年曾亲自参加抵制日货运动，并作了讲演，以推动湖南省的提倡国货运动。由于国货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商品市场的开拓，使众多的民资企业绝处逢生。不少近代企业家认识到，国货与洋货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是生产力的竞争，他们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改进企业经营管理，终于后来居上。更重要的是，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将自身利益同国家政治制度改良、民族兴亡联系起来，认识到政治与经济是相互影响的，他们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关税保护政策。

但是，国货运动是在不否认反动军阀和大资产阶级大地主联合政权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可能根本改变旧中国的经济状况，也不能使民族资产阶级摆脱受双重压迫的局面。

2．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兴起

20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忙于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掠夺，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发展的大好时机，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产业工人已增到200万人左右。

中国工人阶级虽然在产生时人数少，又比较年轻，许多工人从前还是小生产者。但它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具有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有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因此，工人阶级是中国历史上最进步、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产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在世界各国都是极其罕见的，因此中国工人阶级还具有自身的特殊优点。中国工人工作时间长，每天劳动时间一般为12小时，多者达十五六个小时，根本就没有星期日，有的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被剥夺。工人的工资又极低，据1910年的记载，中国纺织工人的工资只及外国同类工人工资的五分之一、十分之一，甚至更低，而女工童工的工资就更少了。帝国主义分子就曾公开叫称“在中国用人工比用牲畜更为有利”。中国工厂一般没有劳动保护和最低限度的安全卫生设备，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工伤事故异常严重。工厂没有劳动保险，并且普遍地实行各种封建的剥削制度和管理方法，如包工制、童工制、包身工等。工人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也无丝毫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生活的中国工人阶级，生活极端痛苦。因此，他们的斗争性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除极少数工贼外整个工人阶级都是革命的。

中国工人阶级早于资产阶级产生，其力量发展得比民族资产阶级快。近代工业布局不平衡，使产业工人的分布相当集中，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少数大城市和大型企业中，单就上海一地，就集中了三四十万产业工人。这也就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团结，便于形成强大的战斗力。(www.xing528.com)

中国工人阶级大多数来自于破产农民，它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能够充分地了解农民的疾苦。这便于在斗争中结成联盟，有利于发动和组织农民共同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尽管中国工人阶级也有它的弱点，但以上工人阶级的这些突出优点，必然使它成为中国最先进、最有觉悟、最有战斗力，并且特别能战斗的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从它一诞生开始，就肩负着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同，除了肩负世界无产阶级肩负的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最后消灭阶级剥削，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历史使命外，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它还要首先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使命。这是因为：（1）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解放，必须在中国民族完全独立以后，才能实现。而中国的民族独立，必须打倒中华民族的敌人——帝国主义。（2）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只有完成了第一步，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旧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经验一再证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既没能力彻底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没能力彻底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要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把这一胜利推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身上了。中国工人阶级能够承担这一历史任务，首先是由它自身所具有的优点、特点所决定，中国没有比工人阶级更先进、更革命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作为旧制度的掘墓人，从它诞生起，就以战斗、反抗者的姿态，不断地进行着斗争。

总体上看，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工人的斗争，大多还是自发性的，还局限在局部、暂时的经济要求，工人群众参加政治斗争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的。工人群众的组织也还是落后的，基本上还处于秘密结社或封建帮会的影响之下。但随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成长壮大，工人的斗争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罢工斗争日益频繁。1912～1919年5月，工人罢工次数超过了1911年前70年的总和。在不断的斗争中，工人开始意识到“共同反抗”的意义，人数众多的同盟性罢工日益增多起来，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性质也日益明显。虽然工人阶级还是自在的阶级，没有本阶级的先锋组织出现，还没有觉悟到本阶级的历史使命。但在斗争中出现的这些特点，表明它终究会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以特有的组织性和革命的坚定性，展示出其革命的彻底性。工人阶级的参与，是五四爱国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威力。

五四运动中，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使命，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五四运动后他们到工人中传播马克思理论。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前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成为自为的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表明中国出现了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彻底反帝反封建任务的新的领导阶级，中国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3．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随着中国近代经济结构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逐步成长壮大起来。他们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政党；近代中国政治统治权力的转移，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也为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提出了历史的要求。

历史已经证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有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的革命阶级；第二，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和以这个思想为指导的先进的革命政党。这是近代历史发展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也是近代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呼唤中诞生的。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同时，一个有别于封建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逐渐成长起来。它们具有新型知识结构和思维特征，比较广泛地学习和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革命学说。许多人视野开阔，比较了解世界形势和中国所处的历史地位，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现代民主意识。他们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为民族的屈辱、社会的黑暗和连年不息的内战而感到痛苦，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激情。他们没有因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停止前进的脚步，在遍布荆棘的崎岖道路上继续前进，开始新的探索。他们痛定思痛，认为共和制度在中国未能巩固，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没有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进行彻底的批判。1915年，以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为起点，发动了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的思想家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反对独裁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提倡自然科学和以科学观点、理性来判断一切，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他们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从根本上说，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冲出了统治人们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的牢笼，提高了民主主义思想觉悟，唤起他们对民族命运的关心和继续追求救国真理的热情。西方的各种思潮在新文化大旗下纷纷传入中国，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准备了思想条件。

五四运动促使中国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朦胧向往，上升为自觉地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最终确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征途中质的飞跃。五四爱国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主旋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开始在工人群众中灌输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这就不仅提高了工人阶级的阶级素质，而且也使他们自身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改变，使他们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中国年轻的共产主义者逐步认识到，要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尽早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1921年7月，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党的旗帜上，向全国人民宣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仅能使已经走到尽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得以完成，而且也必然导致这个革命以新面貌出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了中国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