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与各地响应：中国近现代史论

一、武昌起义与各地响应

革命风暴的冲击，使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为了分化资产阶级、欺骗民众、抵制革命和挽救统治危机，从1905年起，清政府开始玩弄“预备立宪”的骗局，并装模作样地派载沣等五大臣出国考察。

1906年9月，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1907年，宣布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地方筹设咨议局；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但这仅是姿态，丝毫不触动和影响封建专制主义皇权。对此，革命派予以坚决抵制和揭露。立宪派则抱极大幻想，热烈响应，他们组织各种社团，积极进行宪政宣传和组织活动。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三岁的溥仪（1906～1967年）即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以摄政王监国。载沣统治集团继承慈禧的衣钵，继续玩弄宪政欺骗。1909～1910年，各省咨议局和北京资政院先后成立，资产阶级立宪派占了多数席位。立宪派原想以支持政府来分享部分权力，曾利用他们在咨议局中的地位，连续举行三次大请愿，乞求清政府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但是，反动的清政府是不肯交出丝毫权力的。1911年5月，清政府组织了一个主要由皇族组成的所谓“责任内阁”（时称“皇族内阁”），进一步把权力集中到皇族手中，遭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愤怒谴责，连立宪派和一些汉族官僚也表示失望、不满或反对。所谓“立宪”的骗局至此完全戳穿。清王朝进一步陷入孤立的境地，加速了末日的到来。

这一时期，全国革命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到1910年，出现了更大的高潮。面对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清政府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11年5月，悍然宣布将各省经过斗争已经收回并准备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其实是借“国有”为名把铁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这种祸国殃民的行径立即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就连立宪派也强烈要求政府收回“国有”成令，“铁路风潮”迅速在全国掀起。

在这场“铁路风潮”中，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声势最为浩大。6月，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以“铁路废约为宗旨”的保路同志会，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全省各地也纷纷成立分会。四川总督赵尔丰对保路运动进行武力镇压。更激起群众的愤怒。成都数万人齐集在总督署门前抗议，赵尔丰竟下令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20余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成都大惨案”。此后，在同盟会的推动下，保路运动迅速发展为全省规模的武装起义，使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崩溃。清政府急忙调集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从而使武汉防务空虚，给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提供了机会和条件。(www.xing528.com)

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既是帝国主义在华的重要据点，又是清王朝反动统治的一个中心，因此，社会矛盾十分激烈。而当时这里又有较好的革命基础，湖北的革命团体长期在士兵中进行了扎实的工作，并把新军作为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到武昌起义前夕，新军中已有五六千人参加了革命组织，占湖北新军的三分之一。在他们周围还聚集着无数倾向、同情革命的士兵。这就为武昌起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成立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尧澂、彭楚藩为军事筹备员，起义时间定为10月6日（中秋节），并派人赴沪迎接同盟会领导黄兴、宋教仁等前来主持起义大计。

起义在即，但因准备不足而延期到10月9日。孙武在俄租界制造炸弹时不慎爆炸。俄国巡捕闻讯赶来，搜去起义的旗帜、印信、文告以及革命党人名册等。湖广总督瑞澂立即下令搜捕革命党人。次日，设在武汉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蒋翊武逃脱，起义领导人彭楚藩、刘尧澂被捕，武汉三镇戒严，清政府按所获名册搜捕革命党人，形势十分紧迫。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动集议，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斗争，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首先发难，打死反动军官，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其他各营士兵、军事学堂学生纷纷响应，齐集楚望台。起义队伍临时推举日知会会员、队官吴兆麟为指挥，进攻总督衙门。湖广总督慌忙逃跑。起义士兵奋不顾身，血战通宵，控制了武昌城，起义初步取得胜利。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起义也获胜利，武汉三镇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

武昌起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坚持反抗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武装斗争的结果。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建立革命政权。当时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和同盟会其他重要领导人都不在武汉，起义军群龙无首。10月11日，革命党人同立宪派聚会湖北咨议局，决定成立湖北军政府，共推新军协统（旅长）黎元洪（1864～1928年）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第二天又推原咨议局长汤化龙为民政部长。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神州大地。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发动起义，夺取政权。一些省的清政府的旧官吏也宣布脱离清政府。到11月下旬，全国已有15个省区先后宣布独立。其他一些省区也发生民变或起义。清政府在革命的打击下，土崩瓦解。然而，有些省的革命政权成立后，很快为立宪派代表或旧官僚所控制，尽管他们也站到了“共和”的旗帜下面，对于号召四方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毕竟给革命留下了一个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