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幼年时爱听太平天国的故事,受到反清思想的熏陶,自称是太平天国事业的继承者。1878年,孙中山赴檀香山,在他哥哥孙眉的资助下,就读英美教会学校。1883年回国,在广州博济医校和香港西医书院学习,1892年毕业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孙中山青少年时代,学习了西方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这对他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中法战争后,他痛恨卖国的清政府,日益关心国家大事。1894年春,他上书李鸿章,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革新主张,但李鸿章不予理睬,上书失败。这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为挽救民族危亡,必须推翻清政府,从而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1894年冬,孙中山在檀香山联合进步华侨20余人,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的章程响亮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初步形成,也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正式酝酿。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以香港为据点,积极筹集经费,购买武器,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决定于1895年11月26日在广州起义。因消息走漏,参加起义的70多人被捕,陆皓东等多人英勇牺牲,孙中山流亡国外。后来,孙中山还发动过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在国内外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0世纪初,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不断扩大。在民族危机和群众运动的推动下,这些知识分子掀起了创办、发行革命书刊,宣传革命思想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03~1905年内,出版政治刊物近20种。在这些刊物里,爱国志士沉痛地描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们指出,希望卖国政府图强自救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明确宣布:亡旧才能立新,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在宣传革命思想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宣传家和思想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章炳麟、邹容和陈天华。(www.xing528.com)
章炳麟(1869~1936年),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开始倾向革命。1903年5月,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痛斥保皇派所谓的“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谬论,指出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他称光绪是“载湉小丑”,呼吁人们起来推翻清朝统治,为实现“合众共和”而斗争,还为邹容《革命军》一书作序,鼓吹革命。
邹容(1885~1905年),字蔚丹,重庆巴县人。1902年赴日留学,积极参加爱国活动。1903年春回上海,最后完成《革命军》一书的写作,并于当年5月出版。邹容热情讴歌革命,赞颂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他大声疾呼,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若长存于20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并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的目标。《革命军》出版后,风行海内外,各地一再印刷,供不应求,是辛亥革命前夕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革命宣传品,对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章炳麟、邹容因激烈攻击清政府,引起清政府对他们极其仇视,清政府于1903年6月勾结上海帝国主义逮捕了他们。章炳麟被判三年刑,刑满出狱后前往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邹容判刑后被折磨死在狱中,年仅20岁。
陈天华(1875~1905年),字星台,湖南新化人。1903年留学日本,是年出版《猛回头》、《警世钟》2本小册子。陈天华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和通俗易懂的文字,揭露帝国主义分割中国的恶毒用心,指出清政府卖国媚外,已变成“洋人的朝廷”。他呼吁人们起来赶走侵略者,推翻清朝反动统治,以挽救中国。陈天华的作品在新军士兵和下层群众中广泛流传,鼓舞性极大,成为当时宣传革命的锐利武器。
由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展,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继兴中会之后,国内又出现了一批革命团体,华兴会和光复会就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两个组织。华兴会是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组织的,于1904年2月在湖南长沙成立。它的主要成员是留日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知识分子,先后参加者约有400人;光复会于1904年冬在上海成立,其主要成员有蔡元培、陶成章、章炳麟、秋瑾等人,基本上是以浙江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骨干组成的。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许多革命小团体,如武昌的科学补习所、上海的爱国协会、福建的益闻社、文明社、汉族独立会、南京的强学会、云南的誓死会、贵州的科学会等等。
从1894年兴中会的成立,到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的先后成立,十年间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一致的呼声,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作为“革命之中坚”,已成为领导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迫切要求。而革命团体的普遍建立和革命宣传活动的广泛开展,又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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