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它的发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加剧，清朝封建统治者日益反动，中国社会临近革命的前夜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全面控制中国社会，它们通过扶植清政府，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

政治上，帝国主义通过驻华使节，直接控制清政府，使馆区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各国公使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帝国主义的顾问充斥了清政府的要害部门，大小官员，“一遇外人则色动心折”、“勿逆外人意耳”。1911年以前，帝国主义在中国16个城市设“租界”，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

经济上，1902～1903年，英、美、日三国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通商航行条约》，为帝国主义对华商品和资本输出、兼并中国民族工业，提供了更大的方便。1901～1903年，平均每年进口的洋货为4.73亿多元，土货出口为3.11亿多元，入超1.62亿多元。1895～1913年，外资在华办厂136个，投资额达1.03亿多元，是前50年的13倍。同时，对中国的矿山、铁路也进行疯狂的掠夺。1901～1911年，帝国主义在中国修筑、控制的铁路有14条，在铁路沿线廉价掠夺农产品、任意砍伐森林、架电线、设路警。随着铁路的延伸，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不断扩大和深入，矿权大量丧失。此外，中国的财政金融也被帝国主义控制。到1913年，外国在华设立21个银行，分支机构101处，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军事上，各帝国主义除了在使馆区驻军以外，他们还借在《辛丑条约》中获取的特权，将侵略军驻扎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的战略要地，置清政府于其军事监督之下。

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和扩大他们各自的在华利益，展开了激烈的角逐，矛盾尖锐。1904年的日俄战争，就是这种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1900年，沙俄出兵占领中国东北。1902年4月，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一年半内分批撤出。但沙俄拒绝履行条约，妄图长期霸占中国东北。这样，沙俄的野心同日本的“大陆政策”矛盾日益加深。英国为确保长江流域的利益，力图阻止沙俄势力南下，于l902年与日本订立了以遏止沙俄为目的的同盟条约。美国也希望改变沙俄独占东北的局面。在英美支持下，日本于1904年2月6日，对旅顺的俄军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爆发。经过一年多的厮杀，沙俄几乎损失了全部海军力量。日本取得了制海权。后在美国的“调停”下，1905年9月，日俄订立《朴次茅斯条约》，以中国主权做交易，规定沙俄势力退到东北北部，将东北南部所有一切侵略特权“转让”给日本，准许日本经营安奉铁路和采伐鸭绿江右岸的森林。

在中国西部，英、俄多年来为抢占中国西藏而竞相争夺。1903年12月，英国趁日、俄交恶之机，派兵进攻西藏，次年8月攻占拉萨，妄图占有西藏。由于西藏军民奋起抗击，英国的阴谋未能得逞，但通过1906年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英国在西藏也取得了许多特权。

在中国南方，德国利用英国入侵西藏的时机，企图把势力扩展到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1904年春，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洞庭湖或鄱阳湖的要求，并派军舰进入鄱阳湖鸣炮。英国不甘退让，一面向清政府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抵偿”，一面派军舰进入长江准备封锁鄱阳湖的出口，接着美、法军舰也要求进入长江一带湖泊。德国在美、英等国的压力下被迫退却。

清政府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感到不仅要投靠帝国主义，也要改变一下统治的手法，以防内部“变乱”。因此，一贯反对变法的慈禧于1901年宣布“变法”实行“新政”。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练兵筹饷，强化统治力量。1903年，中央成立练兵处，地方成立督所，淘汰绿营，编练新军。直隶总督袁世凯编练新军最为卖力，1905年秋，他的新军六镇（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支柱。同年清政府设立巡警部，举办警政，此外，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以适应帝国主义向它发号施令的需要。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安抚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新政”措施的一部分具有改革的性质，如废科举、设学堂、派留学生、裁冗员、设商部、保护工商业等。但清政府又借“新政”之名，向人民巧取豪夺，“各种杂税、名目不下百数十”。政府的巨大开支，都以捐税的形式落到人民头上，使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剧，清朝封建统治者日益卖国、反动，激起了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这些斗争包括各地民众的抗捐、抗租、抗税斗争，反洋教斗争，工人的罢工斗争以及会党起义等。据统计，1901～1910年，人民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达千余次，有几十万人参加。特别是辛亥革命前一年（1910）年，以农民为主体的抗粮抢米斗争和反抗因各种新政而增加捐税的斗争发生次数最多，遍及的地区最广。湖南长沙于1910年3月发生饥民抢米暴动，群众不仅烧毁了巡抚衙门，而且烧毁了多处帝国主义国家洋行的办事机构。这种遍布全国的自发的群众斗争，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础，使清朝统治者疲于应付，惶惶不可终日，中国社会日益临近革命的前夜。(www.xing528.com)

（二）20世纪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艰难的条件下较以前有很大的发展

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一次虽然有限却是相当有利的发展机遇。首先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加强，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城乡手工业进一步遭到破坏，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进一步扩大，投资设厂经商有利可图。其次是全国各地掀起的抵制外货、收回路矿权等反帝爱国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商品倾销和投资活动。加上清政府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考虑，被迫放松了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控制，颁布了一些“提倡”、“奖励”工商业的法令。这就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时期有了初步发展，设厂数目和投资额急剧增加，投资范围日渐扩大，新设立的厂矿在规模和资本额上都大大超过前一阶段。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后，全国有属于民族资本的投资额在万元以上的厂矿数百家，手工工场2万多家，商办铁路公司16家，民营航运公司数百家，在近代工矿、交运业的投资总额超过1.6亿元。

这一时期创办的近代企业，较著名的有：1895年华侨资本家张振勋创办的烟台张裕酿酒公司；1896年严信厚在宁波创办的通久源纱厂；1897年夏粹芳等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1898年买办祝大椿在上海创办的源昌碾米厂；1899年在宜昌开设的茂大卷烟制造所；1900年孙多森在上海创办的阜丰面粉公司等等。除上述纺织、印刷、碾米、制酒等轻工业外，民族资本经营的矿场也在各地开设，如湖北阳新炭山湾煤矿、南太武山煤矿、广东北海煤矿等。

这些说明，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而有所扩大。

（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壮大和觉醒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力量，推动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上层和中下层之分。其上层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更密切，因而软弱性、妥协性更强些，其中下层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相对要少一些，因而革命性更强一点。在新增加的民族资本中，中下层占有相当的比重。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为主发动了立宪运动，而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及其知识分子则直接发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

（四）持续高涨的群众反抗斗争，促使民族资产阶级加入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行列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了以收回筑路权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1903年，湘、鄂、粤三省绅商要求清政府废除与美国签订的粤汉铁路合同，得到了三省人民的支持和其他省的响应。1904年，四川人民开展反对清政府出卖川汉铁路的斗争。1905年，江苏、浙江的绅商分别招股，成立铁路公司，发动收回苏杭甬筑路权的斗争。1907年，津浦路沿线的江苏、山东、直隶的爱国人士，提出了收回路权改由商办的要求。

同时，收回矿权的斗争也蓬勃开展起来。经过长期斗争，山西人民于1907年收回了五处煤铁石油的矿权，设立保晋矿务公司，自行开采；1909年，安徽人民收回并设立泾铜矿务公司，自开铜官山矿；山东中兴煤矿，排除了帝国主义股份，由华商自办。

收回筑路权的斗争，也影响到其他行业。抵制外资，自办企业，蔚然成风。据统计，1872～1900年近二十年，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矿企业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有156个，总资本为4974万元。而1901～1910年设立的厂矿，则达到326个，资本为9956万元。无论是厂矿数或是资本额，后10年均超过前20年的近1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