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思潮：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

二、洋务思潮的作用

尽管洋务运动的总体目标没有实现，然而他们向西方学习，对封建主义进行反省的思潮对近代中国社会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洋务思潮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近代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随着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认识的逐步深入而不断觉醒和加强的。早在19世纪40～50年代，林则徐和魏源就对国家的命运进行过思考。但限于时代条件，他们没能充分认识到西方的经济侵略与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危害。到了60～80年代，随着洋务派一系列改革主张的提出与实施，人们的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关税主权的认识。在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业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通商税则不公，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主。郑观应指出，根据现行税则，中国对进口商品征税太低，出口商品征税太高，很不公平，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今宜重订新章，一律加征；土货出洋者，税宜从轻。庶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4]。李鸿章看到由于“税则厚薄不一，土煤壅滞难销，遂使厚利为洋商所垄断”^[5]。曾纪泽说，西洋税则是“各国自主之权”，中国的关税也不能由外国随意干涉，应自主确定进出口商品征税额，主张在赫德离任后，总税务司一职由中国人担任，以便将海关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政治主权的认识。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已开始抨击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以维护中国的政治主权。薛福成指出，外国利益均沾的特权对中国有很大危害，不宜让西洋诸国“协以谋我”，建议逐步改变。他还指出，“商民居何国何地，即受治于此地有司”，这是各国通行之法，而领事裁判权极大地侵害了中国的主权与尊严，对中国“遗患无穷”，必须改变。曾纪泽也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指出，领事裁判权“为欧美两洲各国之所无”，有损国家主权，应该废除^[6]。他还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指出，对有损国家尊严和主权的不平等条约，“没有一个独立国家能够继续同意让它存在”。1887年，曾纪泽在英国《亚洲季刊》上发表了著名文章《中国：睡与醒》，庄严地向西方世界宣告，中国觉得那些条约是把一种情况强加她身上的。这种情况将要迫使她在今后十年期限告终的时候废弃那些条约，使中国避免像埃及那样沦为殖民地，表达了争取国家独立的渴望和决心。

对外交主权的认识。过去，中国封建统治者对海外华侨的处境不闻不问，漠然置之。洋务运动时期，随着民族感的增强和通商交往范围的扩大，洋务派开始认识到，外交保护权也属于国家主权范围。郭嵩焘指出“秘鲁、古巴的华工和东南亚的华商处境艰难，受到苛虐和屈抑”，“常苦无所控诉”。他建议中国派领事“为之维持”。曾纪泽也主张向海外派遣领事，“以示英、德诸国，谓我中朝于该处贫苦之民，念兹在兹，未尝弃之如遗也……亦可保护商民，免受许多欺凌”^[7]。这些都标志着近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与增强。

第二，洋务思潮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www.xing528.com)

中国的封建主义延续了两千多年，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极为牢固。在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几度出现，但终究未能成长起来。到了近代，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若干军事局、厂相继诞生，大机器工业首次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到了19世纪70～80年代，洋务派论证了向西方学习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抨击了顽固守旧的观点，主张广泛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建立自己的民用企业。这些主张与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并催生了一批新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实体，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产生，无产阶级队伍也开始壮大。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洋务派的倡导与扶持下破土而出。

第三，洋务思潮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动摇了封建制度的根基。

由洋务派开始的对封建主义体系的反省与批判，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前，尽管不少先进思想家曾对封建主义进行过一些批判，但是，由于缺乏先进的借鉴，找不到新的替代物，他们的批判难以动摇封建主义的根基。洋务派在对某些封建的东西进行批判时，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参照的。尽管他们仍认为中国的伦理纲常胜过西方，但他们毕竟承认中国的生产力、某些生产关系及某些上层建筑不如西方。实际上，这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中国的封建主义不如西方的资本主义。于是，封建主义便不再是以一个完整的体系出现在人们面前。更为重要的是，洋务派认为，传统的自然经济已不能继续成为封建主义的核心基础了，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工商业，并将某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主张付诸实施。这就使封建主义体系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了断裂。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只能是自然经济，一旦出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便敲响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丧钟，并终将导致它的崩溃。

第四，洋务思潮奠定了戊戌维新思潮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戊戌维新思潮是在洋务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维新思想家总结了洋务运动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只进行军事、商务方面的改革远远不够，那样做难免“顾此失彼，连类并败”，因而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政治方面。在很多方面，维新思想家的认识是洋务派思想的深化和发展。某些洋务派成员已开始注意西方的议会制度，但他们的认识太肤浅，仅仅限于君主立宪政体的某些表面现象，未能真正把握西方议会制度的精义。而康、梁等维新派则将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由政体进到国体，真正把握了西方议会制度的本质。洋务派主张保护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维新派则要求一切以“商”为中心，呼吁政府成立商部，颁布商律。

可以说，19世纪60～80年代由洋务派所形成的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瓦解中国的封建主义体系，为戊戌变法维新思潮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纵观近代中国改革的历程，我们会发现，中国社会是从19世纪60～80年代开始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历史进步，这种进步与这一时期的洋务思潮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