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洋务新政的兴办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屈辱,并没有给清王朝统治者带来多大的震动。少数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影响微不足道。仿佛只是一潭死水中泛起的几朵浪花,很快就风平浪静了。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将至高无上君临天下的“真龙天子”从首都北京驱赶到避暑山庄,还洗劫并火烧了圆明园,维系了两千多年之久的皇权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在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击下开始动摇。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封建统治集团均感面临“千古奇变”的危局,并力谋挽救危局的对策。可是,在如何挽救危局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一部分官员泥古守旧,反对进行任何改革,盲目排斥外国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坚持以孔孟的“忠信礼义”为维持封建统治的唯一武器,他们抱着陈旧的观念不放,梦想再回到闭关锁国的“天朝”时代,这就是顽固派。另一部分官员在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的过程中,看到外国的“船坚炮利”,中国“万能不及”,主张继续运用纲常礼教等传统统治术以外,还应与外国侵略者“和好”,引进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以便更有效地维护封建专制政权,这部分人就是后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派。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为代表,在地方上以具有买办性的官僚军阀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后起的张之洞为代表。所谓“洋务”,主要是指当时的对外交涉、进出口贸易、兴办近代工业、用洋枪洋炮装备军队、开办近代交通工矿企业、为引进技术和培养人才而举办新式教育等。
1.建立近代工业体系
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新兴起的政治势力——洋务派,在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开始了以军事为中心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打起“自强”、“求富”的招牌,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兴办以军事工业为重点的洋务事业。
在洋务派看来,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连续失败,主要是由于军队的武器装备落后,他们对西方的“船坚炮利”产生了恐惧心理。而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他们又感到洋枪洋炮是镇压人民运动的有力武器,不免又怀有羡慕之情。因此,19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洋务运动的重心是大力引进军事装备和军工生产,以官办的方式创办制造局、船政局等。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军械所,这是洋务派制造新式武器的第一个近代化工厂。该厂除造洋枪洋炮外,还仿制了一艘小轮船,但质量低劣,不堪使用。次年,李鸿章聘请英国人马格里,在苏州开办弹药厂,成立苏州制造局。1864年,左宗棠在杭州设厂仿造小轮船,但也“行驶不速”。
洋务派在初期兴办的这些军械厂,规模虽然不大、质量也较差,却在清军与太平军作战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所以清政府一再称赞李鸿章等人学制洋枪洋炮的功劳。由此可见,以“自强”相标榜的洋务运动,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起点的。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官僚为了继续镇压捻军和各地的农民起义军,更积极地举办洋务,先后建立起一批较大的近代化军工企业,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
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由李鸿章创办。这是当时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军火工厂。该厂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供应南、北洋及其他各省军队的需要。
金陵机器局。这是李鸿章于1865年升任两江总督后创办的。该厂的规模虽比江南制造总局小,但生产的枪炮弹药种类却比江南制造总局多,成为北洋海防及驻军的主要供应基地。
福州船政局。1866年由左宗棠在闽江口马尾山下设立。这是洋务派创办的最大船厂,专门制造和修理船舰。该厂至1894年,先后制成大小船舰30余艘。
天津机器局。1867年由满洲贵族、北洋大臣崇厚在天津设立。开办后进展不大,1870年清政府不得不让调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接办。该厂生产的军火主要供淮军和直、奉、吉、豫等省军队的需求。
除以上四大兵工厂外,西安、兰州、济南、成都、昆明等地也相继设立地方性兵工厂,但规模都比较小。只有洋务运动后期,张之洞兴建的湖北枪炮厂,堪与上述工厂相匹配。
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必先富而后强”。他们开始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先后兴办了一批民用近代工业,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
轮船招商局。1872年李鸿章创办于上海,这是洋务派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该局开始只有3艘轮船,1877年扩充到12艘,后又购买美国旗昌洋行轮船18艘。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打破了外资对中国航运事业的垄断,因而不断受到外国轮船公司的压迫和排挤,所以自开办以来年年亏损。
开平矿务局。1878年李鸿章创办于天津,开采唐山煤矿。这是中国第一家采用机器采煤的企业。1881年投产。最初日产500多吨,到1894年增至日产1000多吨。开办这家企业的成功,对抵制洋煤进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引起了帝国主义垂涎。1900年,为英国侵略者夺取。(www.xing528.com)
天津电报局。1880年李鸿章创办于天津。1881年架设津沪电线,全长3000里。这是中国开办的第一条陆路电线,以后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开始架电线。电报局的开办,对发展商务,抵制列强夺取中国电报权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李鸿章于1878年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张之洞于1893年创办的湖北织布局等,都是当时洋务派创办近代民用工业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企业。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和民用工业的同时,还开始建立新式海军。从19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先后建立起北洋、南洋、粤洋舰队和福建海军。1885年还成立了海军衙门。海军的建立对保卫中国的海疆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朝廷的腐败,这些舰队在日后的战争中大都全军覆灭。
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生产技术,建立自己的近代民族工业体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次,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在19世纪60~80年代,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正处在逐渐解体的过程中。虽然民族私人资本也在产生,但数量太少,而且大都限于轻工业和加工工业,对改变整个社会经济状况起不了多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洋务派大力倡导和发展带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工业体系,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是很有眼光和气魄的,它带动了包括民族私人资本在内的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旧的社会面临着巨大的震动,尽管这种震动在当时还不十分明显和剧烈。
其次,近代民族工业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唤醒并增强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建立民族工业的初衷之一就是抵制外国经济侵略,收回主权,这本身就是呼唤人们去拯救自己的民族。在建立民族工业的过程中,人们对国家主权的涵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从而更加珍视民族的自主权。
第三,它也是中国向西方学习进程进一步深入的标志。在这之前,中国人认为西方的长处仅仅在于船坚炮利,而这时人们则看到,西方的长处在于工商业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先进,因而主张中国也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从中国人认识的发展来看,这是一个飞跃。
2.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大力培养新式人才
在经营近代企业的实践中,洋务派逐渐认识到,欲求富强,必须重视学习近代科技知识,培养中国自己的人才。他们指出,西方的算学、工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致理”,如果一味仿效而不求其所以然,就不能“独出奇异”,而只能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一旦有事,还要受其挟制。从徐寿、华衡芳等人自行制造火轮船的成就上,洋务派看到,“我中土非无聪明才力”[1],“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2],只要中国知识分子不再“耽于章句帖括”,“徒恃笔墨以与人争”,而是切实讲求实际学问,中国一定可以改变落后状况[3]。因此,他们一方面聘用西方人才,“借西土为先导,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另一方面大力培养本国的科技人才。他们的具体做法是:
第一,聘用西方人才。由于中国的起点太低,他们认为有必要请进一些学有所长的外国科技人员。丁日昌认为,正如外国人欲学四书五经必须请中国人指点一样,“我欲习轮船操练,亦必延西人为师”。王韬也认为,只要“取材于各国,便可各师其所长”。郑观应也主张请外国矿师帮助中国开矿。
第二,设立新式学堂。李鸿章建议,在沿海各省均设洋学堂,“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仕学、电气学数门”。王韬也建议设立“肆习舟师馆”,用以训练自己的驾驶人员。曾纪泽则主张,在“中国设立学塾,聘洋人以教中国子弟之好西学者”。当时,洋务派聘用了中国的一流科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聘用了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容闳,聘用了精通算学、机器、天文、法律的专家100多人,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马尾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鼓励知识分子以西方近代科技为“身心性命之学”,还改革科举制度,为西学人才开拓晋身之路。
第三,向外国派遣留学生。李鸿章在谈到船舰事务时说,“遣学生往习驾驶操法为开宗明义第一章,未可等而进”。沈葆桢也建议经常“择才派赴英法就学”,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才蒸蒸日盛。无俟借资外助,缓急有以自谋。郑观应说,只有派遣人员出洋学习,才能使中国企业进步,并逐渐赶上西方国家。19世纪60年代之后,由洋务派出面组织,第一次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美国和欧洲派遣了留学生,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到外国学习,西学由此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留学生事业的起步,并对近代大机器工业在中国的建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兴办了数十所新式学堂,改革了科举制,派遣了留学生,培养了一批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型人才,翻译出版了几百种西方科技书籍,这些活动大大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中国出现了与四书五经迥异的书籍。19世纪60年代,京师同文馆在招收天文和算学学生时,由于倭仁等顽固派的攻击挖苦,人们不敢报考。而到了80年代,随着近代化事业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挣脱经学的桎梏,愿意去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的科技知识。
洋务运动增强了中国的国力,使中国军队得以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在中法战争中取得相当的军事胜利,并在煤炭、纺织、航运等若干经济领域收回部分利权。在开平煤矿兴办前,洋煤曾经垄断了中国市场,而当开平矿务局的煤于1882年投放市场后,逐步把洋煤挤出了北方市场,到1893年,洋煤在天津市场上已近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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