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改良时弊、救亡图存主张

二、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改良时弊、救亡图存”的主张

从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产生了民族资本。随着民族资本的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越发感到中国封建社会的严重弊端，这样，改良社会的思想也就逐步发展起来。一些改良思想家通过著书立说，向社会呼吁革除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顺利发展。他们的呼声到中法战争前后，形成一股社会思潮，从而成为甲午战争后变法运动的先声。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

冯桂芬于1861年写了《校邠庐抗议》一书，进一步阐发改革内政、学习西方的思想。他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建议改革科举、推广西学、裁汰冗官、简化律例、发展农桑等等。冯桂芬的思想比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已有了明显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要求改良的还有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他们多半同外国资本主义、同本国的封建官府和洋务运动接触较多，对之了解较深，有的本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有的则是封建官吏。特殊的经历和地位使他们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弊病都有较深的认识，知道只有改革中国现状，尽快发展资本主义，才能适应世界发展大趋势。这些早期的改良派，主张改革社会，要以西方为榜样，“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1]。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著书立说，宣传学习西方，改革中国社会，同时，还不断提出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改革主张。

在经济上，早期改良派反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总是先有富才有强，富了就必然会强。而要达到富，就得突破旧的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商业和工业。所以，他们极力宣传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把它说成是各业之纲。早期改良派还认为，“工者，商之本也”。因此他们要求采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去掉对民族资本的限制，兴办各类工、矿、交通事业。为了发展商业和工业，早期改良派力主改革税制，要求保护和促进对外贸易。可见，早期改良派在经济上的改革主张是要在商业、工业等各个领域全面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逐步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政治上，早期改良派针对清朝内政腐败的情况，提出各种改革主张，如清仕途、裁冗员、废捐官制、整顿监狱、改革律例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改革主张是要用西方国家君主立宪的议会制政体来代替中国君主专制政体。这是早期改良思想与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的最大区别，也是早期改良派对洋务派的重大发展。

较早注意到西方议会制政体的，是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1877年夏，马建忠从欧洲写信给李鸿章，信上说，他初到欧洲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2]。这里，马建忠已注意到议会政体同西方诸国富强的重大关系。

对西方议会政体给予高度赞赏并主张在中国实行的人中，王韬是较早的一个。他认为西方的议会政体使“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因而其国“内无乱，外无侮，国本有若苞桑磐石之固”^[3]。(www.xing528.com)

到中法战争后，早期改良派对西方议会政体的提倡更加积极了，其中郑观应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在《盛世危言》中说：“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在他看来，只要实行议会制度，“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职，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4]。郑观应把西方议会制说得尽善尽美，其目的在于用议会政治，代替已严重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专制制度。

早期改良派虽尽力美化西方的议会政治，但却并不主张完全采用欧美的民主政体，而主张采用英、日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因为，在他们看来，“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凡事虽有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5]。早期改良派的这些思想，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发展，是近代中国先进人士学习西方的深入。他们的要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并且对后来的戊戌变法产生了极为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但是，他们主张采取英、日式的君主立宪，仍把君权凌驾一切权力之上，这表明他们在政治上对封建主义的依恋、妥协。除了上述经济、政治等的改革主张外，早期改良派还在文化、军事、外交、社会习俗等方面，提出了各种改革意见。所以，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早期改良派的思想都比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大大前进了。但是，早期改良派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还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具体改革主张，在哲学、政治学等方面，没有进行全面的理论建设。此外，早期改良派一般只是进行宣传，制造舆论，还没有或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但由于早期改良思想家们的宣传、呼吁，使改革中国社会的要求，逐渐形成一股潮流，这就为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做了必要的舆论准备。

【注释】

[1]《盛世危言·自序》，《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适可斋记言行记·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中华书局，1960年版。

[3]《韬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页。

[4]《盛世危言·议院》，《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盛世危言·议院》，《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