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中国近现代史的反帝爱国运动

三、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

19世纪末当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时，中国人民挺身而出，肩负起反帝的伟大使命，掀起一次席卷大半个中国、震惊资本主义世界的义和团运动。这是一场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爱国反帝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产物，是反洋教斗争的总爆发。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19世纪末，人数已达3300多人。在不平等条约和大炮的保护下，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建立教堂、网罗教徒、收集情报、干涉诉讼、挑拨民族关系，进行文化侵略，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密切配合甲午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恨和反抗。从1861年贵州驱逐外国传教士开始，全国发生了多起反抗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义和团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兴起的。

义和团是以义和拳为主发展起来的。山东西北与直隶交界一带，一直存在着白莲教、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受其影响，义和拳也具有“画符吞朱”、“降神附体”和“刀枪不入”等神秘主义活动方式。1898年10月，因与法国教会势力争夺庙产的矛盾，赵三多和阎书勤领导山东、直隶交界地区“冠县十八村”拳众起义，竖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他们进攻教堂，杀逐洋人，提出了“抵制洋人洋教”、“驱逐洋寇”的口号，同时主张“均粮济贫”、“打富济贫”。1899年4月，义和团的活动中心转移到山东境内，朱红灯、心诚和尚在平原、禹城一带聚众习拳，饥民为借粮与教民地主发生冲突，平原知县派兵前去抓人，朱红灯率队击退官军，并攻打恩县教堂。不久，山东义和团遭到袁世凯的镇压。1900年1月，义和团的活动中心转移到直隶境内。直隶是西方教会在华传教的重点，全省城镇有大小教堂2千余所。反抗教会欺压的斗争在直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到半年时间，义和团势力已扩展到直隶全省，曹福田部团众达数千人，张德成部团众达2万余人。义和团焚毁攻打教堂，处死外国传教士，拆毁铁路，抵抗清军镇压，在直隶一带形成燎原之势。到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大批进入北京，北京的手工业者、贫民和部分清军积极加入义和团，团民很快达到10万余人。天津团民此时也达3万多人。

义和团声势的迅速壮大，使中外反动势力惶恐不安。在帝国主义要求尽快“剿灭”义和团的压力下，直隶总督裕禄率军前往镇压，被义和团击退。5月27日，义和团乘胜攻占北京南面的重镇涿州，并在城门上树起“兴清灭洋”的旗帜。权衡利弊，慈禧太后决定对义和团的“剿灭”改为“招抚”，默许大批义和团进北京。于是，聚集在京都的义和团趁势涌入北京。到6月下旬，北京城内义和团众超过10万人。与此同时，天津附近的义和团也大批进入城内，人数不下3万人，天津城内神坛林立，日夜铸刀，焚毁教堂，抗击外国侵略者。

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积极开展反帝斗争的同时，在长城内外，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也有义和团的活动。1900年下半年，义和团斗争又扩展到两广、西北和西南的边远地区。义和团的反帝斗争风暴席卷全国。

随着义和团势力在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帝国主义看到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便策划以保护使馆为名，直接出兵干涉。1900年6月，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入侵。义和团用原始的武器与近代化的帝国主义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辱、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然而，义和团没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已成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这一事实，从而模糊了自己的阶级界限，以致在反帝斗争中，放松了对清朝统治者的警惕，识不破清政府施展的阴谋手段，上当受骗，最后被清政府恶毒出卖。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农民革命运动被血腥地绞杀了。(www.xing528.com)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第一，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义和团高举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战旗，用大刀长矛同使用新式武器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

第二，义和团运动冲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削弱了它的统治力量，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造了条件。

第三，义和团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义和团运动后的景廷宾起义，举起了“扫清除洋”的大旗，这说明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提高，并预示着中国革命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的限制，义和团运动得不到先进阶级的领导，因此，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出了笼统排外、蒙昧迷信的缺点。

义和团运动证明：中国贫苦农民不仅是反封建的主力军，也是反帝斗争的主力军。它的悲惨结局说明：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单纯的农民自发斗争，不可能最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