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国问题与解决之差异

结语：“屏藩”愿景与“离心”现实之间的矛盾

随着秦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崩溃，由秦始皇所确立的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郡县地方行政体制，为西汉政权所扬弃。在承继秦朝郡县制的基础上，汉高帝又厉行分封制，以此作为对郡县制的补充，这就使得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日趋复杂化。皇权既需要诸侯王发挥“藩辅”的作用以与政权相抗衡，又唯恐王权的过分扩张会给其自身带来威胁；与此同时，诸侯王国一方面需要得到皇权的承认，另一方面又不希望皇权过多地干涉地方事务。于是，集权与分权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自汉初到武帝时期的政治发展的主线。本书比较系统地考述了高帝、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这几个历史阶段内诸侯王国的发展状况，并大致勾勒了其运行轨迹。兹将考述之后的几点感想陈述如下：

第一，虽然仅就制度而言，分封制较之集权制确实是历史的倒退，但从汉初形势来看，推行分封制确有其必要。当汉朝建立之初，异姓诸侯王们各据其手定之地，形成事实上的割据局面，刘邦对这种局面的承认，实际上起了稳定新政权的作用。不过，随着帝国政局的日趋稳定，对于异姓诸侯王国这种实际上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显然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所无法容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消灭异姓诸侯王是刘邦强化中央集权政治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我们固然可以对曾与刘邦出生入死、并肩作战并协助其打败项羽成就霸业的诸侯王们不旋踵而亡的命运表示同情，但是，鉴于历史发展趋势并非任何个人所能阻挡，因而刘邦铲除异姓诸侯王的举措无可厚非。从当时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刘邦直控区的人口比诸侯王控制区多出将近一百万，虽然在领土面积上少于诸侯王控制地，却由于占据了富庶的关中地区，据有秦统一六国时的有利形势，再加上他战略运用得当，故而取得最后的胜利也在情理之中。

刘邦在渐次翦除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中，又大封同姓子弟为王，他的这个选择，是当时的战略需要、刘邦家天下的观念及其对功臣集团极度不信任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这个产物的出现，其实是对专制皇权的异化。以刘邦在皇族中的地位和影响，同姓诸王是无法撼动其专制统治地位的，尽管刘邦也曾意识到分封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分封同姓诸侯王的积极意义在当时远远大于消极作用。故而笔者断言，汉初的分封制应该是对郡县制的一种有益补充，在皇帝拥有绝对权威地位时，分封制对皇权不仅不会构成威胁，相反还会对专制皇权起到强化的作用。当然，刘邦分封同姓诸侯王，是以皇权的至尊地位为前提的。

当皇权的权威有所下降但仍占主导地位时，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微妙了，一方面皇帝开始担心地方势力有可能威胁其统治，为维护皇权的至尊地位，对有可能威胁其统治的诸侯王势力极力打击，而诸侯王国为避免皇权的猜疑，在实力不逮的情况下，大多采取妥协退让之策，以免遭到皇权的打压，惠吕时期皇权与王权即处于这种状态之中。吕后挟高祖之余威及自身之权势，对诸侯王采取打击、侵削政策，造成皇权与王权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诸侯王国一方面不得不在皇权的威慑下低头臣服，小心翼翼地迎合上意，另一方面又在暗中积蓄力量，寻找时机，力图摆脱这种危险的局面。当吕后去世后，诸侯王国趁势而起，与朝臣联合，一举推翻了吕后苦心经营而建立起来的以吕氏为主体的惠帝系皇朝。虽然在这场宫廷政变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功臣集团，但不能否认以齐国为首的众多诸侯王国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诸侯王国的存在，最后的结果仍是由诸侯王中的代王刘恒继承大统，尽管他是由功臣集团选择的。当文帝进入长安后，并没有引起其他诸侯王的反对，应该说诸侯王们有做皇帝的念头，但当希望破灭后，他们退而求其次，重新回到原有的分封体制下，使皇权与王权按照各自的轨道运行。

刘恒之所以能入继大统，关键就在于其势力较弱，这一点被功臣集团所看中，当也被诸侯王们所认可，他们同意以一个势力不大的诸侯王做皇帝，对他们来说最起码其利益不会受到侵害，不然，刘恒继承帝位恐怕也不会那么容易。但是，功臣集团和诸侯王们显然都看轻了文帝的能力，也没有充分意识到专制体制下皇权的力量。文帝在即位后不久，就将朝中大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并且没有遵循功臣集团与齐王达成的协议，分封除吕有功的刘章和刘兴居为赵王、梁王，这固然有偶然因素即发动讨伐诸吕的首事者齐王刘襄在文帝元年去世，使得文帝有机会趁机分齐国两地分封刘章和刘兴居，但在内心深处，文帝显然是不愿意看到诸侯王国尤其是势力最大的齐王一系的过度扩张，文帝的这种处置方式是有其深意的，他的这种考虑充分地体现在其以亲子刘辑为梁王。尽管这种处置方式导致了后来刘兴居的叛乱，但叛乱的很快平息及叛乱未引起皇权与王权对抗局面的出现，说明当皇权得到确认之后，其对诸侯王国的强大压制力是很难被推翻的。纵观文帝一朝，除了此次反叛及不能按常规称之为叛乱的淮南王刘长事件之外，一般来说皇权与王权尚能平安相处，这是专制皇权本身所固有的强力与文帝灵活的政治手腕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文帝并未从根本上触及诸侯王国的利益，以至于出现了“尾大不掉”的局面，但他在位年间默默耕耘，不但使得皇权日益增强，而且对此后可能出现的局面做了战略上的准备，这就为景帝与诸侯王的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www.xing528.com)

景帝即位后不久，就开始修正文帝时期的王国政策，转而采取直接打击诸侯王国的策略，以在短期内侵削诸侯王封域为目标。这是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诸侯王国实力的不断增强意味着什么，假如这时再不迅即予以解决，届时，等到诸侯王国的势力超出皇权所能控制的限度，其结果，不仅会造成中央对地方的失控，甚至还会威胁到专制皇权本身，所以景帝的削藩措施不能说是一种卤莽和冒险的行为。

经过汉初四五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国力得到了较大的增强，同时又经过文帝的努力，汉廷与诸侯王国之间的关系正朝着有利于汉廷的方向发展，这从吴楚作乱时只有七国参加即可见出。景帝对诸侯王国一向心存不满，在他还是皇储时就曾“引博局”杀吴太子，又以力主削藩的晁错为亲信，实际上表明了他力图解决王国问题的决心。虽然景帝的削藩措施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但叛乱仅经历三个月即被平息。七国之乱被很快平息的原因，固然不一而足，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皇权控制力的强大。通过平定七国之乱，景帝重新树立了皇权的权威，也为进一步改革王国制度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他在中元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虽然也曾遭到自恃功高的梁王的挑战，但最终还是按照他的意图得以实施。经过景帝对诸侯王国制度的改革，自汉初以来的诸侯王国势力过大的局面得到了基本的改变，最为重要的是皇权得到极大的强化，这就为武帝全面改革王国制度、最终解决王国问题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武帝即位时之形势与前代皇帝已有很大不同，一方面功臣集团和诸侯王国的势力都受到削弱，另一方面皇权得到很大的增强，功臣集团和诸侯王国与皇权相抗衡的局面已得到很大的改观，故而武帝初登皇位，随即试图改变汉初以来的无为政治，实现其所构想的宏伟目标。很显然，如要实现他的理想蓝图，武帝首先就必须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解除匈奴对汉朝的威胁。而中央集权的关键，主要是如何强化皇权的专制地位。为此，武帝在即位后的最初几年中，其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削夺以丞相为首的政府权力上，对诸侯王国则采取笼络的策略。随着相权被成功地置于皇权之下后，武帝开始把打击目标指向当时仍对专制皇权形成严重威胁的诸侯王国。取得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和开疆拓土，可以说是武帝一生最渴望实现之事，但长期战争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又使国内出现不稳定因素，而地方之诸侯王国又是最主要之因素，故而武帝在对外战争开始后，通过颁布“推恩令”、穷治诸侯王谋反之狱、重申“左官律”和“附益法”、采用“酎金律”、实行盐铁官营、改革币制、建立刺史制度等措施，渐次解决了诸侯王国的政治、经济等问题，使得汉初以来所长期存在的王国问题得最终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第二，同姓王之分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依据宗法制所规定的“嫡长子继承王位，余子分封外地”原则分封的，这二者构成分封制的基本条件。但是，依赖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集权与分权的联系是非常脆弱和不稳定的，诸侯王与皇帝血缘关系的逐渐疏远，势必会影响到他们之间的感情，进而产生利益的矛盾冲突，再加上嫡长子继承制在刘邦时就不被重视，故而构成分封制的两条基本原则在汉初就显示出其潜在的危机。在惠帝、吕后时期，血缘关系的纽带即已被打破，从吕后打击诸侯王的过程来看，与皇帝血缘关系的远近业已成为其打击诸侯王的标准，应该说吕后所要维护的乃是惠帝一系的“嫡传”统治。当吕后所建构的权力体系被颠覆之后，功臣集团拥立并得到诸侯王国承认的文帝入继大统，其即非嫡长子系统，又与诸侯王的血缘关系疏远，即位之初的危机感使文帝不可能相信诸侯王会忠心拥护他，故而采取“以亲制疏”之策分封亲子为王，重新依血缘关系对王国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在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景帝是文帝在世诸子中最年长者，故仍可称为“嫡长子”，其继立为帝，文帝其余诸子分封为王，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又恢复了分封制原有的原则，但诸侯王尤其是与景帝关系最为密切的梁王并未放弃对帝位的觊觎，这就使得分封原则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行。武帝以景帝少子得立，使得分封原则再次遭到破坏，更令一些诸侯王产生无限的遐想。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等诸侯王的反叛行为，固然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分封原则的不确定性使之有可乘之机，这也是其中不容轻忽的因素。武帝在削弱诸侯王国的过程中仍分封子弟为王，虽然分封的目的已经与前代不同，但血缘关系仍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汉初在实行中央集权的同时，又在地方上实行郡国并行制，以此作为对集权体制的补充。分封制虽然曾经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它毕竟与专制集权制不能相容，故而从汉初至武帝时期的历代皇帝都在努力调整皇权与王权的关系，在皇权逐步伸张的过程中，诸侯王国始终处在皇权的控制之下，尽管在此期间曾出现了多次王国的反叛行为，但最终无一能够真正对皇权构成威胁，他们只能搅动一时之政治风云，而不是时代的主宰。归根到底，其命运从属于当时的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