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景帝的王国调整及修正

第三节　景帝对王国的调整及其对分封制的修正

尽管汉廷只是侥幸地取得了平定七国之乱的胜利，但在平定这场政治风波之后，确也借此确立了对诸侯王国的绝对优势，双方的力量对比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为景帝大刀阔斧地调整诸侯王国的数量、规模，雷厉风行地修改王国分封制营造了有利的政治氛围。

一、景帝对诸侯王国的调整

在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廷已无任何羁绊，景帝遂以此为契机，开始大规模削减诸侯王国之领土，削夺诸侯王国的支郡、边郡，并重新对诸侯王国进行调整。

（一）对参加叛乱的吴楚七国依其不同情况加以分别处置

这种处置，大体上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不但将“其首事者妻子没入为官奴婢”⁽⁷¹⁾，而且废吴、胶西、胶东、菑川、济南、赵六国，将六国所辖诸郡改为汉廷直属。吴是七国之乱的首逆，在吴王刘濞被杀之后，景帝曾有意以刘濞之侄刘通“续吴”，但遭到窦太后的坚决反对，其理由是：“吴王，老人也，宜为宗室顺善。今乃首率七国，纷乱天下，奈何续其后！”⁽⁷²⁾在窦太后的干预下，吴国被废。其二，则是续楚。楚国与吴国有所不同，它既非首恶，又历来颇受文帝和景帝的“尊宠”，⁽⁷³⁾故此，不但景帝有意“以元王子礼续楚”，而且窦太后亦“许立楚后”，乃立楚元王刘交之子刘礼为楚王，使之“奉元王宗庙”。⁽⁷⁴⁾不过，楚文王刘礼治下的楚国，仅有彭城郡及其附近数县之地，其封域仅相当于楚元王始立之时的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

（二）贯彻“以亲制疏”，分封诸子为王

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梁孝王刘武、汝南王刘非等人颇有贡献，这使得景帝对王国拱卫汉廷的“藩辅”作用有了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此，在废吴、赵六国及“续楚”的同时，景帝又陆续复置、新立了一批诸侯王国，使诸子王之，用以加强对原吴、楚、齐、赵等七国地区的政治控制。也唯其如此，这些复置、新立的诸侯王国主要分布在吴、楚、齐、赵等地：

①故吴国之地。刘濞的吴国被废除之后，景帝即于其地置江都国，徙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使“治吴故国”，⁽⁷⁵⁾时在景帝前元四年（前155），⁽⁷⁶⁾其国领有鄣、东阳两郡。

②故楚国之地。景帝在使刘礼“续楚”之前已经将薛郡割离楚国，至景帝前元四年，于其地别置鲁国，并徙淮阳王刘馀为鲁王。⁽⁷⁷⁾

③故齐国之地。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六月乙巳，复置胶西国，以皇子刘端为胶西王。⁽⁷⁸⁾次年四月乙巳，又复置胶东国，使皇子刘彻王其地，景帝前元七年（前150）四月，因刘彻被册立为皇太子，国除；至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四月，又置，以皇子刘寄为胶东王。⁽⁷⁹⁾齐孝王刘将闾饮药自杀后，景帝“以为齐首善，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寿为齐王”，以“续齐后”，同时“徙济北王王菑川”⁽⁸⁰⁾。在济北王刘志徙为菑川王后，更以衡山王刘勃为济北王。⁽⁸¹⁾

④故赵国之地。赵国早在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就被削常山郡，改置河间、广川二国。至次年，因赵王刘遂谋反而被除国，分为邯郸、巨鹿、魏、清河、中山等郡。该年六月，景帝立皇子刘胜为中山王⁽⁸²⁾，王中山郡。时至前元五年（前152），在邯郸郡复置赵国⁽⁸³⁾，改封广川王刘彭祖为赵王⁽⁸⁴⁾，其广川国除为汉郡。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四月，复置广川国，以皇子刘越为广川王⁽⁸⁵⁾。次年三月，又改清河郡为清河国，立皇子刘乘为清河王⁽⁸⁶⁾。中元五年（前145）夏，复置常山国，以皇子刘舜为常山王⁽⁸⁷⁾。这就是《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所谓的“赵分为六”，但是，班固此说其实并不确切，因为当时故赵国之地，除了河间、广川、中山、赵、清河、常山先后被复置为诸侯王国之外，渤海、魏、巨鹿三郡仍为汉郡。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赵分为九”。

此外，景帝前期诸侯王国之变化，尚有临江国之置废。对于临江国之置废情况，《史记》及《汉书》均言之甚详，如《汉书・景十三王传》云：

临江哀王阏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无子，国除为郡。临江闵王荣以孝景前四年为皇太子，四岁废为临江王。三岁，坐侵庙壖地为宫，上征荣。……荣至，诣中尉府对簿。中尉郅都簿责讯王，王恐，自杀。……亡子，国除。地入于汉，为南郡。

时至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汉朝境内共有诸侯王国22个，其中景帝诸子的封国就占了将近一半（详参表6-4）。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景帝新置的诸侯王国，除了临江国以外，都分布在原来吴、楚等七国的旧址上。通过这些新分封的诸侯王国，汉廷加强了对山东广大地区的控制力度，从而在事实

上表明时至景帝在位年间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增强。

表6-4　景帝中元五年之前的同姓诸侯王国及其王者

续表

（三）抑损梁国：从暗中假手他人到故意误导

经过调整，原实力较强的诸侯王国皆被分割，对汉廷的威胁大为减弱。这时，刘武的梁国一跃而成为头号大国。该国不但“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境内有四十余城“皆多大县”，而且梁孝王刘武作为窦太后的爱子，所受赏赐“不可胜道”，故其国“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⁸⁸⁾

在平定七国之乱后，刘武既自恃定乱有功，又以颇得窦太后钟爱之故，因而日益骄横，不但其宫室、仪仗皆“拟于天子”，甚而大肆“招延四方豪桀”，并自署其职官。⁽⁸⁹⁾但梁孝王刘武并不以此为满足，入继大统才是其人生目标。不过，身为皇弟的他，对于皇位的觊觎，非但是不切实际的妄想，也最终葬送了他的安逸人生。《汉书・文三王传》载曰：

（前元七年）十一月，上废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关说于帝，太后议格，孝王不敢复言太后以嗣事。事秘，世莫知，乃辞归国。其夏，上立胶东王为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谋，阴使人刺杀爰盎及他议臣十余人。贼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逐贼，果梁使之。遣使冠盖相望于道，覆案梁事。捕公孙诡、羊胜，皆匿王后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安国皆泣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于梁王。梁王恐，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然后得释。上怒稍解，因上书请朝。……太后泣曰：“帝杀吾子！”（弟）［帝］忧恐。于是梁王伏斧质，之阙下谢罪。然后太后、帝皆大喜，相与泣，复如故。……然帝益疏王，不与同车辇矣。三十五年冬，复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许。归国，意忽忽不乐。北猎梁山，有献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恶之。六月中，病热，六日薨。

从表象来看，梁孝王的悲剧性结局，源自他的日益骄衡及其对皇位不切实际的奢望，但究其实质，却是景帝暗中导演的结果。

景帝在即位初年，对刘武这个唯一的胞弟还算不错，甚至在一次“燕饮”中“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当然，景帝口出此语，只是为了博取窦太后的欢心而已，刘武对此亦“知非至言”⁽⁹⁰⁾。不过，随着梁国国力的与日俱增，景帝也逐渐心存戒备，虽然有意打压，却碍于窦太后而不敢明目张胆地实行之。景帝的这种矛盾心理，在七国作乱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方面，他当时确实需要梁国帮他抵挡吴楚联军的进攻，另一方面，他明知梁国陷于危险境地之中，却并未硬性诏令周亚夫率军救援以解其危⁽⁹¹⁾，这不能不令人怀疑他是否有假手吴楚以削弱梁国之意。王夫之就曾予以质疑：

周亚夫请以梁委吴，绝其食道，景帝许之。梁求救而亚夫不听，上诏亚夫救梁，而亚夫不奉诏。于是而亚夫之情可见，景帝之情亦可见矣。委梁于吴以敝吴，而即以敝梁。梁之存亡，于汉无大损益；而今日之梁为他日之吴、楚，则敝梁于吴而恃以永安。亚夫以是获景帝之心，不奉诏而不疑。景帝之使救也，亦聊以谢梁而缓太后之责也，故可弗奉诏而不疑也。呜呼！景帝之心忍矣，而要所以致之者，太后之私成之也。帝初立，年三十有二，太子荣已长，而太后欲传位于梁王。景帝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探太后之旨而姑为之言也。窦婴正辞而太后怒，则景帝之惎梁久矣。亚夫委之敝而弗救，与帝有密约矣。不然，兄弟垂危，诏人往援，不应而不罪，景帝能审固持重如此其定哉？⁽⁹²⁾

但结果，却颇出景帝之意外，梁国不但未被吴楚联军击溃，反而在经历此难之后愈益强盛。于是，景帝也就改变策略，转而诱使梁孝王自我膨胀，最终成功地使之走向灭亡。

梁孝王病死之后，景帝原本似乎无意保留梁国，但因为窦太后的关系，这才同日分封刘武五子为王，即梁王刘买、济川王刘明、济东王刘彭离、山阳王刘定、济阴王刘不识，《史记・梁孝王世家》载其事云：“及闻梁王薨，窦太后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景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于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说，为帝加壹餐。”然而，正如唐代史家司马贞所论，梁“虽分五国，卒亦不昌”。⁽⁹³⁾其之所以“不昌”，也理当归因于汉廷的抑损。

（四）厉行削藩政策，削夺诸侯王国的支郡、边郡

景帝早就有意将削藩之策付诸实施，但由于七国之乱的爆发而不得不中途搁浅。随着这场政治风波的终结，汉廷与诸侯王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有利于汉廷的变化。景帝遂以此为契机，在调整诸侯王国的同时全面削夺其封地，将其支郡、边郡、名山、陂海收归汉廷。

汉廷在北部边境设置“边郡”的初衷，原本在于防御匈奴的内犯，结果却是时有诸侯王与匈奴勾结，威胁边境地区的安全。譬如《汉书・匈奴传上》载曰：“文帝崩，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于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显然，这既不利于汉廷对诸侯王国的控制，也无助于对匈奴的防御和反击。于是在平定七国之乱后，景帝乘机将燕国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和代国的代、定襄、云中三郡收归汉廷，由中央直接控制。借此，不但削弱了燕、代二国，而且增强了北部边境地区的防御力量，进而为汉武帝反击匈奴创造了有利条件。

拥有南部“边郡”的吴、淮南、长沙三国，除长沙国外，其余两国也曾与外敌相勾结。譬如淮南国，据《汉书》记载，文帝前元六年（前152）六月，淮南厉王刘长“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⁹⁴⁾又如吴国，不但吴王刘濞自称“素事南越三十余年”，而且事实上，在他起兵造反之时，闽、东越两国确曾发兵从之。⁽⁹⁵⁾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五月，刘长三子分王淮南国故地。⁽⁹⁶⁾其中，刘赐的庐江国与越比邻，并与越人交往频繁，因此颇为文帝所忌，结果被徙为衡山王，《汉书・淮南王传》载其事云：

十六年，上怜淮南王废法不轨，自使失国早夭，乃徙淮南王喜复王故城阳，而立厉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庐江，庐江王不应，而往来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坚守无二心。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为贞信，乃劳苦之曰：“南方卑湿。”徙王王于济北以褒之。……庐江王以边越，数使使相交，徙为衡山王，王江北。

刘赐徙为衡山王后，汉廷在庐江国故地设置了庐江、豫章二郡，并“断其通越”之道。⁽⁹⁷⁾同样的，对于吴氏长沙国，汉廷亦极不放心，时至文帝后元七年（前157），长沙靖王吴著薨，无后⁽⁹⁸⁾，汉廷乘机除其国，于其地置武陵、桂阳、长沙三郡。至此，原吴、淮南、长沙三国的“边郡”皆改为汉郡。⁽⁹⁹⁾

在削夺燕、代、吴、淮南、长沙等国所领“边郡”的同时，汉廷也将原楚、齐、赵、梁四国所领“支郡”改为中央直属。其中，楚国在七国作乱前，就已经被削夺了东海郡，此后其薛郡又被改为鲁国所有，故而至楚文王刘礼嗣位之时，楚国封域仅余彭城郡附近数县之地。齐国在汉初“最为大国”⁽¹⁰⁰⁾，共计领有6郡73县⁽¹⁰¹⁾，故而其被削夺的“支郡”最多，即北海、济南、东莱、平原和琅邪5郡。至于赵国，汉廷不但在其故地设置了河间、广川、中山、赵、清河、常山6国，而且将其渤海、魏、巨鹿3郡收归中央。而梁孝王之子刘不识的济阴国，也因为刘不识死后无子，其国于景帝后元元年（前143）被除，“地入于汉，为济阴郡”。⁽¹⁰²⁾

至此，汉廷与诸侯王国之实力对比，发生了自汉朝立国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如太史公所云：“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适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于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阸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¹⁰³⁾

二、调整的成效及调整后诸侯王国的新变化

经过景帝调整后的诸侯王国，明显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¹⁰⁴⁾：

第一，诸侯王国数量较诸文帝时期并无大的增减。文帝末年之王国数为17个，景帝中元五年为22个，只增加了5国。

第二，诸侯王国的国土面积大为缩小，一般限于一郡之地，或仅相当于汉初一郡之部分。在22个王国之中，除江都国领有二郡之外，余则皆各领一郡，而且不少郡是从他郡析置而成，其面积小于原诸侯王国所领诸郡（详参表6-5）。至此，同姓分封之初时的那种“夸州兼郡，连城数十”⁽¹⁰⁵⁾的大诸侯国已经不复存在。随着封域的缩小和国力的转弱，诸侯王国“恃其国大，遂以作乱，几危汉室”⁽¹⁰⁶⁾的局面，至此基本上得以改观。

第三，从诸侯王国收归汉廷的诸郡，犬牙交错于各诸侯王国之间。由于诸王国的“边郡”和“支郡”悉属于汉廷，汉郡总数急剧增加，时至景帝末年，全国共有70郡，其中汉廷直辖44郡，占总数的62.9%，诸侯王国所领仅占37.1%。与此同时，收归汉廷所有的诸郡，既犬牙交错于诸侯王国之间，也对诸侯王国形成有效的监视。这其中，渤海、平原、济南、北海、东莱四郡交错于燕、河间、广川、清河、济北、鲁、齐、菑川、胶西、胶东、城阳等国之间；巨鹿、东郡、魏郡交错于中山、广川、常山、赵、清河、河间等国之间；琅邪、东海、沛郡、汝南、淮阳、会稽、庐江、豫章郡交错于胶东、胶西、城阳、鲁、楚、山阳、梁、济川、江都、淮南、衡山、长沙等国之间。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了全国范围的监视网。诸侯王国既处于汉郡的监视之下，其行为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第四，在诸侯王国之谱系中，景帝诸子为诸侯王者共计十国，占总王国数量的将近一半。他们是：江都易王刘非、鲁恭王刘馀、长沙定王刘发、胶西于王刘端、胶东康王刘寄、河间献王刘德、赵敬肃王刘彭祖、中山靖王刘胜、广川惠王刘越、清河哀王刘乘。这表明景帝在位年间仍继续实行“以亲制疏”的政策，而且由于景帝皇子众多，故而执行这一政策有着先决条件。景帝所封诸子从北到南均有封地，且交错于各诸侯王国之间，可以有效地实施“以亲制疏”之策，这显然有助于强化皇权。

表6-5　经景帝调整后的诸侯王国之封域

续表

三、景帝对王国分封制度的修正

上述景帝对于诸侯王国的调整，在李开元先生看来，主要是从削减王国封域、增加皇室直系诸侯王这两条途径加以抑制，但对王国分封制度并未做任何改动。李先生进而认定：这种情况，由于梁孝王事件的发生而起了变化；正是梁孝王事件的发生，不但使得景帝对“以亲制疏”政策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而且直接促成了景帝对王国分封制度的修改：

刘武于景帝七年遣人刺杀汉议臣爰盎等人，引发狱案，后狱案虽解，却失去了景帝及汉朝政府的信任，使汉朝以亲制疏的诸侯王国的政策严重动摇。想来，也许正是有鉴于梁王事件，汉朝政府在景帝中元年间，开始修正对于以亲制疏的控制诸侯王国政策的依靠，逐步从法制上根本修改诸侯王国制度，力求从制度上彻底地解决诸侯王国问题。⁽¹⁰⁷⁾

然而，李先生的这个结论值得商榷。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国数量较诸景帝时期确实并无大的变化，诸侯王国封域之缩小也是不争的事实，削减王国封域、增加皇室直系诸侯王，也确实是景帝抑制诸侯王国的两个主要手段，但称景帝对王国分封制度的修改，乃“有鉴于梁王事件”，却并不准确。其中最大的破绽，是景帝对王国分封制度的修改，实际上在平定七国之乱后不久就开始了，并且应当与其对王国的调整大致同时进行。

景帝改变王国分封制度的目的，显然在于抑制诸侯王势力的潜在扩张。至于其所推行的具体措施，约而言之，主要有以下五条：

（一）颁行左官律、附益法

对于“左官”及“附益”，前人颇有解释和辨正（详参表6-6），无待赘述。然而，有关这两项法令颁布实施的时间，由于《汉书》的相关记载存在着明显的抵牾，故而必须予以澄清。在《汉书・诸侯王表序》中，班固将“左官律”、“附益法”之颁行，系于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十一月衡山王刘赐、淮南王刘安谋反之后：“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然则《汉书・高五王传》的卷末“赞曰”，却称这两项法令早在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就已正式颁布实施：“自吴楚诛后，稍夺诸侯权，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设。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两相比较，当以后说为是。这是因为：首先就逻辑层面而言，“左官律”、“附益法”同样以限制诸侯王国势力为要旨，此与景帝中元年间所采取的其他措施无疑存在着内在的契合关系；其次，从事实层面来看，王国官吏的政治地位、诸侯王与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自从景帝中元年间开始，确实呈现出日益下降、淡化的趋向。

表6-6　所谓“左官”与“附益”

（二）颁行诸侯王丧葬及立嗣法

此法颁布于景帝中元二年（前148）二月，对此，《汉书・景帝纪》作有明确的记载：“二年春二月，令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诔、策。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谥、诔、策。王薨，遣光禄大夫吊襚祠赗，视丧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吊祠，视丧事，因立嗣。其（薨）葬，国得发民輓丧，穿复土，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至此，汉廷不但详细地规定了诸侯王丧葬的规格，更为重要的是，它借此掌握了诸侯王的立嗣权，从而可以通过对嗣君人选的确定操控诸侯王国。

（三）整顿王国官僚机构

从史书的相关记载来看，景帝对于王国官僚机构的整顿，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重点而展开：第一，裁减王国官职和职官员额；第二，降低王国职官的地位。此即《汉书・诸侯王表序》所谓的“减黜其官”。其中，汉廷对于王国官职和职官员额的裁减，始于中元三年（前147）冬十一月的“罢诸侯御史大夫官”⁽¹⁰⁸⁾。其后所裁减的王国官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及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王国》记载，尚有廷尉、少府、宗正和博士，而“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¹⁰⁹⁾诸侯王国的官僚机构的规模，因此而大为缩小。

降低王国职官地位的举措，据《汉书・景帝纪》记载，始于中元五年（前145）八月的“更名诸侯丞相为相”。诸侯王国的丞相，其地位在汉初与朝廷中的丞相相当，金印，中元五年更名为“相”后，改为银印⁽¹¹⁰⁾。其地位相当于郡太守⁽¹¹¹⁾，其职掌也由原来的“统众官”⁽¹¹²⁾降至不得参与国政。景帝在降低王国职官地位的同时，又于中元六年（前144），“更命廷尉为大理，将作少府为将作大匠，主爵中尉为都尉，长信詹事为长信少府，将行为大长秋，大行为行人，奉常为太常，典客为大行，治粟内史为大农”。⁽¹¹³⁾从表面上看，这仅仅是官名的更改，其实质却是提高汉廷职官的地位，既以此贬损王国职官，又用以吸引王国士人任职汉廷。

（四）剥夺诸侯王的治国权

西汉初年，诸侯王被准许“掌治其国”⁽¹¹⁴⁾，并“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如汉朝，汉独为置丞相”⁽¹¹⁵⁾。诸侯王拥有治国权，这正是诸侯王国“尾大不掉”的关键所在。而在平定七国之乱后，景帝“感吴楚之难，始抑损诸侯王”⁽¹¹⁶⁾，遂既设“左官附益阿党之法”，又在中元五年“令诸侯不得复治国”⁽¹¹⁷⁾，也就是剥夺诸侯王的治国理政之权力，最终使之“不与政事”⁽¹¹⁸⁾。

剥夺诸侯王的治国权，主要通过“天子为置吏”⁽¹¹⁹⁾而得实现。当然，并非所有的王国官吏均由中央任免。从《汉仪注》有关“吏四百石以下，自调除国中”⁽¹²⁰⁾的记载来看，可见秩四百石以上的中高级官吏，其任免权为汉廷所掌控，而诸侯王国只能任免四百石以下的低级官吏。

在实施“天子为置吏”的同时，景帝又诏“令内史主治民”，以填补因“令诸王不得治民”⁽¹²¹⁾而留下的权力真空。在此之前，诸侯王国的内史原本就负责“治国民”⁽¹²²⁾，这前后之间的差异，从表面上看仅在于一个“主”字，但实质上，在“令内史主治民”之后，内史的职掌和地位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官旧仪》卷下云：“国中汉置内史一人，秩二千石，治国如郡太守、都尉职事，调除吏属。相、中尉、傅不得与国政，辅王而已。当有为，移书告内史。”由此可见，原诸侯王国之丞相、中尉的职权，至此皆集中于由汉廷任免的内史一身。这就从制度上架空了诸侯王，完全剥夺了诸侯王的治国权。

（五）使“诸侯独得食租税”

高帝在位年间，同姓诸侯王不但可以在政治、司法、军事等方面行使较大的职权，在经济上也享有较大的自主权，他们有权自行征收赋税、征调徭役、兴办手工作坊和铸钱。这些经济特权的拥有，正是汉初诸侯王“富埒天子”⁽¹²³⁾的主要原因，也是诸侯王国不断起而叛乱的物质基础。在平定吴楚之乱后，景帝不但通过削夺诸侯王国的“支郡”、“边郡”、缴其所有之“名山、陂海”等措施，使得“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¹²⁴⁾，而且断然取消了“诸侯皆赋”的特权，使“诸侯独得食租税”⁽¹²⁵⁾。各诸侯王国所能支配的田租、山川园池和市井之税、算赋、口赋及盐铁铜之利，由于封域面积的缩小及其随之而来的民众数量的减少，原本就已经远远少于汉初，至此，随着“诸侯皆赋”特权的被取缔，其经济实力更是大为弱化，从而不再具备同汉廷分庭抗礼的物质基础，其潜在威胁也基本上被消除了。

（六）恢复关卡制度，限制输马关东

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三月，汉廷曾经实施“除关无用传”⁽¹²⁶⁾之政策，但时至景帝前元四年（前153）春，此一政策被取缔，转而“复置诸关用传出入”。其予以复置的原因，正如应劭所云：“以七国新反，备非常。”⁽¹²⁷⁾意即景帝恢复关卡制度的旨趣，在于防备关东地区的各诸侯王国。

景帝对于关东各诸侯王国的防备，又不啻此。时至中元四年（前146）春三月，景帝又从御史大夫卫绾所奏请，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¹²⁸⁾其实施这一禁令的用意，就是预防诸侯王国购买强壮马匹用于组建骑兵部队的一切可能。贾谊《新书・壹通》曾经提到：“所谓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得（重）［众］则权益重，其国众车骑则力益多’？故明为之法，无资诸侯。”⁽¹²⁹⁾据此可见，景帝并非限制输马关东的始作俑者，这一政策其实早在汉初就已实施，而贾谊对汉廷实施这一政策的意图也颇有体悟。事实上，在武帝时期，限制输马关东政策不但依然有效，而且标准更为苛刻，此观《汉书・昭帝纪》及注引“孟康曰”可知：

（始元五年）夏，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孟康曰：“旧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

由此可知，对于诸侯王国的防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乃汉廷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它的基本精神并不因帝位易人而变更，并根据形势之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限制输马关东政策之所以在昭帝始元五年（前82）夏被取消，其因就在于当时诸侯王在持续打击下已经完全丧失了任何威胁，汉廷已无防范的必要。

总之，在平定七国之乱后，景帝抓住有利契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加强了对诸侯王国的控制，使得诸侯王国的实力日趋弱化，中央集权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在此之后，“以亲制疏”不再成为汉廷用以控制诸侯王国的主要手段，它转而通过缩小王国封域、缩减王国官职和职官员额、降低王国职官地位、剥夺诸侯王之任吏治国权等途径，使得诸侯王国不再作为独立政权而存在，使其职能基本上等同于汉郡。景帝对于王国分封制度的调整，不无可商榷之处，此则前代史家多有评说，譬如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王国》注引“臣昭曰”：

景帝遂削蕃国之权，刻骨肉之援，封为君而不听治其民，置为主而稍贱其臣，矫枉过甚，遂臻于此。⁽¹³⁰⁾

景帝之举措诚然矫枉过正，然而，正是在他的积极运筹下，汉初以来的同姓诸侯王国问题也确实得到了初步的解决。

【注释】

(1)《新书》卷1《藩强》，刘晓东校点本，第8页。

(2)《汉书》卷48《贾谊传》，第2261页。

(3)《汉书》卷35《吴王濞传》，第1904页。

(4)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260页。

(5)《史记》卷10《孝文本纪》，第424页。

(6)《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第2001页。

(7)《史记》卷10《孝文本纪》《索隐》引“张晏云”，第424页。

(8)《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64页。

(9)《史记》卷57《绛侯周勃世家》，第2075页。

(10)《读通鉴论》卷3《景帝》之二，第45页。

(11)《汉书》卷14《诸侯王表》，第405页。

(12)《汉书》卷34《吴芮传》，第1894页。

(13)《史记》卷59《五宗世家》，第2096页。

(14)《史记》卷101《晁错列传》，第2745页。

(15)《汉书》卷49《晁错传》，第2278页。

(16)《汉书》卷49《晁错传》，第2299页。

(17)《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36页。

(18)《史记》卷11《孝景本纪》，第439页。

(19)《史记》卷101《晁错列传》，第2747页。

(20)《汉书・楚元王传》云削东海、薛郡，与此不同。考《史记・楚元王世家》、《汉书・吴王濞传》，皆云仅削东海郡，《汉书・楚元王传》似误。

(21)《汉书》卷35《吴王濞传》，第1906页。常山郡，《史记・吴王濞列传》误作河间郡。

(22)《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第2825页。

(23)《汉书》卷35《吴王濞传》，第1909页。

(24)《新书》卷1《藩强》，刘晓东校点本，第8页。

(25)张福运：《西汉吴楚七国之乱原因辨析》，《人文杂志》2003年第5期。

(26)《汉纪》卷9《孝景皇帝纪》，张烈点校本《两汉纪》上册《汉纪》，第135页。

(27)张福运：《西汉吴楚七国之乱原因辨析》，《人文杂志》2003年第5期。

(28)《史记》卷112《主父偃列传》，第2961页。(www.xing528.com)

(29)张燧：《千百年眼》卷5“七国缓削则不反”条，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页。

(30)《汉书》卷35《吴王濞传》，第1904—1905页。

(31)《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第2825页。

(32)张福运：《西汉吴楚七国之乱原因辨析》，《人文杂志》2003年第5期。

(33)《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第2823、2826、2825页。

(34)《汉书》卷36《楚元王传》，第1924页。

(35)《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第398页。

(36)《资治通鉴》卷15《汉纪七》“文帝前十六年”条，第501页。

(37)《汉书》卷35《吴王濞传》，第1906页。

(38)《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第2826页。

(39)《汉书》卷35《吴王濞传》，第1907页。

(40)《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第2827页。

(41)《汉书》卷38《高五王传》，第1990页。

(42)《汉书》卷51《邹阳传》注引“张晏曰”，第2339页。

(43)《汉书》卷51《邹阳传》，第2338页。

(44)《汉书》卷35《吴王濞传》，第1909页。

(45)《汉书》卷36《楚元王传》，第1924页。

(46)《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第2827页。

(47)《汉书》卷38《高五王传》，第1998页。

(48)《汉书》卷38《高五王传》，第1990页。

(49)此上引文，皆见《史记・吴王濞列传》，第2828、2829页。

(50)《汉书》卷49《晁错传》，第2302页。

(51)吕思勉：《秦汉史》第四章第六节《封建制度变迁》，第86页。

(52)《资治通鉴》卷16《汉纪八》“景帝前三年”条，第522—523页。

(53)《汉书》卷35《吴王濞传》，第1912页。

(54)《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第2821页。

(55)《汉书》卷51《枚乘传》，第2362页。此所谓“地相什而民相百”，颜师古注曰：“地十倍于秦，众百倍于秦。”

(56)《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第2006页。

(57)《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第2827页。

(58)见诸《汉书・邹阳传》，即有“城阳顾于卢博”之记载。孟康曰：“喜父章与弟兴居讨诸吕有功，本当尽以赵地王章，梁地王兴居。文帝闻其欲立齐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职，岁余薨。兴居诛死。卢博，济北王治处，喜顾念而怨也。”

(59)《汉纪》卷9《孝景皇帝纪》，张烈点校本《两汉纪》上册《汉纪》，第140页。

(60)《汉书》卷35《吴王濞传》，第1910页。

(61)《汉书・邹阳传》注引“张晏曰”，第2339页。

(62)《汉书・邹阳传》所载公孙获之言，第2357页。

(63)汝南王刘非乃程姬所生，史称“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力，上书愿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事详《史记・五宗世家》，第2096页。

(64)《汉书》卷47《文三王传》，第2207页。

(65)《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第2082页。

(66)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云：“太尉既会兵荥阳，吴方攻梁，梁急，请救。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请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

(67)《史记》卷108《韩长孺列传》，第2857页。

(68)《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第2082页。

(69)简修炜：《关于古代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几点认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70)《史记》卷10《孝文本纪》，第419页。

(71)《汉书》卷6《武帝纪》“应劭曰”，第157页。

(72)《史记》卷50《楚元王世家》，第1988—1989页。

(73)《汉书》卷36《楚元王传》，第1923页。

(74)《史记》卷50《楚元王世家》，第1988—1989页。

(75)《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第2096页。

(76)《汉书》卷14《诸侯王表》，第411页。

(77)《汉书》卷14《诸侯王表》，第410页。《史记・五宗世家》系之于景帝前元三年，似误。

(78)《汉书》卷5《景帝纪》，第148页。

(79)《汉书》卷5《景帝纪》，第143页。

(80)《汉书》卷14《诸侯王表》，第414、416页。

(81)《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第2006页。

(82)《汉书》卷44《济北贞王勃传》，第2157页。

(83)《汉书》卷5《景帝纪》，第143页。

(84)《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赵国”条，第1630页。

(85)《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第2419页。

(86)《汉书》卷14《诸侯王表》，第415页。

(87)《汉书》卷14《诸侯王表》，第417页。

(88)《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第2082—2083页。

(89)《汉书》卷47《文三王传》，第2208页。

(90)《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第2082页。

(91)《史记》卷57《绛侯周勃世家》，第2076页。

(92)《读通鉴论》卷3《景帝》之三，第45页。

(93)《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之《索隐述赞》，第2092页。

(94)《汉书》卷44《淮南王传》，第2140页。

(95)《汉书》卷35《吴王濞传》，第1910、1909页。

(96)《汉书》卷4《文帝纪》，第127页。

(97)王先谦《汉书补注》卷44，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1025页上。

(98)《汉书》卷34《吴芮传》，第1894页。吴氏长沙国自高帝五年（前202）正月立国以来，历文王吴芮、成王吴臣、哀王吴回、共王吴右、靖王吴著，传国四十余年，至此而绝国。

(99)景帝前元二年（前155）三月，皇子刘发受封为长沙王，但其国之封域仅有长沙一郡，桂阳、武陵两郡仍直属汉廷。

(100)《汉书》卷38《高五王传》“赞曰”，第2002页。

(101)《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第61页。

(102)《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第2089页。梁孝王一系的诸侯王国，此后被除国，“地入于汉”者，尚有刘定的山阳国、刘彭离的济东国，前者于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被改为山阳郡，后者于武帝元鼎元年（前116）被改为大河郡。事详《史记・梁孝王世家》、《汉书・地理志上》“山阳郡”条、《汉书・地理志下》“东平国”条。

(103)《史记》卷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第803页。

(104)对此，李开元先生有所论及，但限于体例，未及展开。详参其《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101页。兹本诸李先生所论，略作申说。

(105)《汉书》卷14《诸侯王表序》，第394页。

(106)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五》，见中华书局点校本范晔《后汉书》，第3627页。

(107)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101页。

(108)《汉书》卷5《景帝纪》，第146页。

(109)《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41页。

(110)《史记》卷59《五宗世家》“太史公曰”，第2104页。

(111)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太守原称郡守，景帝中元改名，其秩二千石，银印。王国相既由金印贬为银印，其地位自然与太守相当。

(112)《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41页。

(113)《史记》卷11《孝景本纪》，第446页。

(114)《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41页。

(115)《汉书》卷38《高五王传》“赞曰”，第2002页。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王国》亦云：“国家唯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

(116)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序》，见中华书局点校本范晔《后汉书》，第3555页。

(117)《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41页。

(118)《汉书》卷14《诸侯王表序》，第395页。

(119)《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41页。

(120)《史记集解》卷118“如淳曰”引《汉仪注》，见《史记》第3095页。

(121)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王国》，见中华书局点校本范晔《后汉书》，第3627页。

(122)《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41页。

(123)《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19页。

(124)《史记》卷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第803页。

(125)《史记》卷59《五宗世家》“太史公曰”，第2104页。

(126)《汉书》卷4《文帝纪》，第123页。张晏曰：“传，信也，若今过所也。”如淳曰：“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也。”

(127)《汉书》卷5《景帝纪》及注引“应劭曰”，第143页。

(128)《汉书》卷5《景帝纪》，第147页。

(129)《新书》卷3《壹通》，刘晓东校点本，第22页。

(130)见中华书局点校本范晔《后汉书》，第3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