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国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第一节　帝王亲疏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

自从文帝采取“以亲制疏”政策以来，血缘关系的亲疏逐渐成为决定政治关系远近的几乎唯一的标准。在景帝统治年间，帝王亲疏关系的变化，对七国之乱的爆发及战后政治格局的调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景帝即位之初的形势

景帝即位时，汉朝经过40多年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人口增加，国家的综合实力处于不断增强之中，经济上初现繁荣之景象。在政治方面，经过文帝的苦心经营，汉廷对诸侯王国的控制也有所加强，但“尾大不掉”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多大改观，诸侯王国的潜在威胁仍然存在而且日益严重。文帝时期，诸侯王国虽然已被分成17国，但从血缘关系来看，在诸同姓王国中除代王、梁王为景帝之弟外，其余诸王与景帝的血缘关系都已疏远，其中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7国诸侯王都是齐悼惠王刘肥的后裔，淮南、衡山、庐江三国诸侯王皆为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楚王刘郢客乃楚元王刘交之子，吴王刘濞则是郃阳侯刘仲之子，赵王刘遂为赵幽王刘友之子，燕王刘嘉是燕敬王刘泽之子，此外，异姓之长沙王吴著乃吴芮之子。从文帝朝开始，与皇帝的亲疏远近业已成为衡量诸侯王国是否可靠的标准，故而梁孝王刘武得以受封40余城，不但其势“足以捍齐、赵”，⁽²⁾同时还可监视吴、楚，这无疑是文帝推行“以亲制疏”政策的具体实例。

随着王位一代又一代的更替，诸侯王与皇帝的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他们与皇帝的亲缘关系也逐渐淡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分封制不仅不能发挥分封初期的藩辅作用，反而逐渐变成了弱化皇权的消极力量。经过文帝时期的经济发展，诸侯王国的势力不断加强，他们已经具备与中央分庭抗争的实力，并且中央力量的发展尤其是在人口增长方面已经有滞后于王国的趋向，在汉廷实力尚且占优之时，就已经发生多起诸侯王国挑战汉廷权威的事件，一旦其实力超越汉廷，即使其无凌驾汉廷的企图，而中央无力控制地方，中央政令无法在地方推行也将成为不争的事实，这对于建立在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的皇权政治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也有违刘邦实行同姓分封的初衷，同时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故中央与王国的关系注定要以某种方式解决，这种局面是不能也不可能长久存在的。

以文帝外柔内刚之性格，出于对当时形势的考虑，他没有对王国采取过激的行动，而是充分利用有利时机，采取“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亲制疏”的政策，着眼于削弱、分散诸侯王国的实力，其结果则是使得诸侯王国的威胁稍稍有所缓解。而景帝之性格与其父截然不同，其性格中之“刚”的一面比较突出，在做太子时就因下棋这样的小事杀掉了吴国的王太子，他的这种做法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吴太子在下棋时所表现出来的“不恭”⁽³⁾，而是景帝对吴国势力越来越大，对中央已经产生威胁的一种愤恨心情的体现，等到他做了皇帝以后，是绝对不能容忍“干强枝弱”局面继续维持的，铲除同姓王势力已成当务之急，关键是采取何种方式。

经过文帝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中央的实力已大为加强。虽然功臣集团在朝廷上仍旧有很大势力，控制着政府的权力机关——丞相府，但当时丞相的权力已远不如高祖、惠吕和文帝初期时那么大了，尤其是文帝实行列侯就国政策之后，罢免了功勋卓著、最有实力的周勃的相权，这是对功臣集团的一次沉重打击。尔后文帝又以太尉灌婴继任丞相，废其原有的太尉官职，将军权控制在皇帝手中。此后，虽然功臣集团中的张苍、申屠嘉相继为相，但两人在文帝时期未见有何作为，实际上皇权已凌驾于政府权力之上了。

与此同时，文帝在三公九卿的人选上，也改变了高祖、惠吕时期大多由功臣集团成员担任的局面，大量的文臣因此得以就任三公九卿之职。据不完全统计，文帝时期之文吏在三公九卿中所占的比例，已由高祖、惠吕时期的0%上升到大约29%，这表明文帝已经有意识地在朝廷上以文吏的力量来牵制、削弱功臣集团。文吏的大量涌现，本身就是皇权加强的一种表现，因为他们是依靠皇权得以生存的，不存在功臣集团成员那样与皇权相抗争的情况，固然文帝时期仍旧遵守由功臣集团成员担任丞相的惯例，特别是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张苍以老免相后，文帝虽然有意让皇后之弟窦广国继任，但在犹豫很久之后，还是选择了军功不甚出众的申屠嘉为相，这实是出于稳定朝廷，以功臣集团的力量来对付日益壮大的诸侯王国的考虑，而绝不是像李开元先生所论述的那样，仅仅是为了“不破坏宫廷和政府、皇室和汉初军功受益阶层间的权力分野和政治平衡”。⁽⁴⁾文帝对中央力量的加强，为景帝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文帝削弱功臣集团的另一项措施，就是加强对诸侯王国相和郡守的控制。高祖、惠吕时期，出身于功臣集团的王国相、郡守占总数的比例分别高达96%和81%，而在文帝时期，这一比例已下降到大约50%，其余皆为文吏、宗亲或新崛起的军人所替代，借此，文帝就将地方的权力也逐渐收归中央，实际上也就是将之由皇帝控制。据《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文帝前元二年（前178）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⁵⁾应劭注：“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索隐》注引《汉旧仪》：“铜虎符发兵，长六寸。竹使符出入征发。”这其实也是加强对地方控制的一种手段。考在汉初即有虎符发兵之制，譬如齐王刘襄发兵讨伐诸吕时，其中尉魏勃就曾对齐相召平说：“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⁶⁾文帝二年重申这一制度，即是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时之所以将虎符定为铜制，张晏的解释是：“铜取其同心也。”⁽⁷⁾也就是说，文帝希望以此时刻提醒地方官员与中央保持一致。

文帝除了加强对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控制之外，还增强了皇权对军事的控制。为此，后元六年（前158）冬，就在已有的南北军之外，增设了由中央直接掌控的霸上营、棘门营和细柳营⁽⁸⁾，既用以防备匈奴，也借此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对军队的控制。又经过汉初以来尤其是惠吕、文帝时期的发展，中央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人口逐渐增多，这就为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保障。

为了防止诸侯王们可能的反叛，文帝在弥留之际特意关照景帝：“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⁹⁾他显然已经预见到景帝可能会与诸侯王们产生激烈的冲突，故而特地嘱咐之。对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曾指出：“文帝且崩，戒景帝曰：‘即有缓急，周亚夫可任将兵。’则文帝未尝须臾忘制吴也。故几杖之赐，欲以销其雄心而待其自敝，非玩也。中有所恃，则可静以待动，而不为祸先，无已，则固有以胜之矣。柔而不陷于弱，本立焉耳。”⁽¹⁰⁾综上所述，景帝即位之初，诸侯王国与中央的矛盾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从中央的角度来说，景帝时期已经具备了和诸侯王摊牌的条件，诸侯王问题已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二、景帝前元元年至七国乱前王国政策的变动

景帝即位之初，根据“以亲制疏”的原则同日分封六子为王，其时汉朝的分封王国政策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变动的迹象，并突出地表现为王国封域较诸此前大为缩小。尔后在坚持此一原则的前提下，景帝开始对那些血缘关系业已疏远的诸侯王国，采取了削夺封域以弱化其实力的政策。在此期间，汉廷的王国政策颇受颍川人晁错的影响。故而特此重点考述晁错的建策及其对景帝之影响。

（一）继续采用“以亲制疏”的策略

景帝前元二年（前155）三月甲寅，分封六子为王，即河间王刘德、广川王刘彭祖、临江王刘阏、淮阳王刘馀、汝南王刘非、长沙王刘发。这六个新受封的诸侯王国，除了临江国乃由原汉郡改置之外，其余诸王国皆因无嗣被废之旧王国而立，并未侵夺诸侯王国的领地，汉初以来的汉朝与诸侯王国间之领土分野并无大的改变。此前，河间哀王刘福死于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¹¹⁾，因无后国除，长沙靖王吴著死于文帝后元七年（前157）⁽¹²⁾，亦因无后国除，现复国立新王。临江国由汉朝直属之南郡分置，汝南国由故淮阳国分出之汝南郡置，广川国由故河间国领土分置。至此，诸侯王国总数已由文帝前元十五年的17个增至22个（详参表6-1）。景帝分封诸子之意，完全出于“以亲制疏”之考虑，目的在于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政治控制，同时为进一步削藩做战略上的准备。(www.xing528.com)

表6-1　景帝前元二年的诸侯王国

景帝即位之时年已三十一，诸皇子中颇有长大成人者，不过，其年龄在《史记》、《汉书》中有明确记载者只有武帝刘彻和汝南王刘非二人而已。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吴楚七国作乱时，汝南王刘非年十五，其初封时即为十四岁，其余诸子年龄也当大致与之相仿，个别诸侯王譬如刘德、刘彭祖、刘馀等应比他岁数还大，他们无疑已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景帝将他们分封到各地为王，就是要以他们的力量牵制原有诸侯王。特别是景帝将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淮阳地区再次分割为淮阳、汝南二国，使之与北边的梁国共同构成对吴、楚的防御，而以“有材力”⁽¹³⁾的刘非为汝南王之举，更能说明这一点。此外，从临江、长沙两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也显然构成了对淮南、衡山、庐江三国的监控。故此可以断言，在景帝初年分封诸子为王的举措中，相当明显地体现了其“以亲制疏”之旨趣。

同时据表6-1可知，景帝在分封诸子为王时，显然已经意识到不能使其疆域过大，故而景帝前元二年所分封的诸侯王国皆仅领有一郡之地，这可能是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策的自觉或自发的运用。总之，自从高帝六年（前201）以来的同姓王国分封政策，在景帝即位初年确实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晁错的建策及对景帝的影响

晁错“为人峭直刻深”，曾“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以文学为太常掌故”。文帝之世，“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¹⁴⁾晁错还后，历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博士、太子家令等职。在任职太子家令期间，“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¹⁵⁾这就为他在景帝即位初年的仕途腾达奠定了基础。

在贾谊身后，认识到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并提出具体解决方案者，唯有晁错。《汉书・晁错传》载曰：“错又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孝文虽不尽听，然奇其材。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爰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汉书・吴王濞传》亦云：“（朝）［晁］错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数从容言吴过可削。数上书说之，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王日益横。”从这两则史料来看，晁错建策的中心思想就是直接削夺诸侯王的领地，此则较诸贾谊之策显然更直接，当然也更易引致激变。故此，文帝并未采纳他的这个建议。不过，时为太子的景帝却非常赞赏晁错的主张，因而在即位之后，随即“以错为内史”。⁽¹⁶⁾内史秩二千石，因为掌治帝王所居、宗庙所在的京畿地区，⁽¹⁷⁾因而地位特别重要，一般由帝王身边亲信之人担任。晁错之为内史，可以说是进入到中枢决策层。

景帝对于晁错可谓言听计从，《史记・晁错列传》的下列记载即可证成之：

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伤。内史府居太上庙壖中，门东出，不便，错乃穿两门南出，凿庙壖垣。丞相嘉闻，大怒，欲因此过为奏请诛错。错闻之，即夜请间，具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错擅凿庙垣为门，请下廷尉诛。上曰：“此非庙垣，乃壖中垣，不致于法。”丞相谢，罢朝，怒谓长史曰：“吾当先斩以闻，乃先请，为儿所卖，固误。”丞相遂发病死。错以此愈贵。

在申屠嘉死后，第一代功臣已无健在者，继任申屠嘉为丞相者乃功臣集团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开封侯陶青，其影响显然远不如第一代，所以为景帝所赏识和信任的晁错，也就成为当时庙堂上最有影响者，大约在陶青由御史大夫升任丞相的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八月⁽¹⁸⁾，迁为御史大夫。

晁错在继任御史大夫之后不久，就正式向景帝提出了“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¹⁹⁾的建策，《汉书・吴王濞传》载其事其言曰：

及景帝即位，错为御史大夫，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景帝原本就有意削藩，至此遂借晁错之建议，从前元三年（前154）冬开始，断然采取措施侵削诸侯王的领地。

最早被削封地的诸侯王国，乃刘戊治理下的楚国，事详《史记・吴王濞列传》：“（景帝前元）三年冬，楚王朝，晁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罚削东海郡。”⁽²⁰⁾尔后，赵王刘遂的常山郡、刘卬胶西国中的六个县也相继被削，其借口分别是“前二年，赵王有罪”、“胶西王卬以卖爵事有奸”。大约同时被削的，尚有吴国的豫章、会稽两郡⁽²¹⁾。至此，自从高帝六年（前201）同姓诸侯王受封以来相对稳定的王国封域发生了急剧变更，从而引起了诸侯王们的极大恐惧。当景帝与晁错“方议削吴”之时，“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²²⁾。“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皆反，发兵西。”⁽²³⁾国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由此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