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国问题及解决方案

第二节　刚柔相济：文帝元年至十五年的王国政策

文帝以外藩入主中央，而当时之中央政权实由功臣集团所控制。当功臣集团发动宫廷政变成功后，诸大臣准备迎立代王为帝时，曾在代国群臣中引起激烈的争论。郎中令张武等人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称疾毋往，以观其变。”⁽²⁸⁾张武之言，也是代国大多数臣子的意见，在此，其对汉朝功臣集团的猜疑之心表露得非常明显，同时也说明地方诸侯王国对功臣集团的畏惧。于此之际，唯中尉宋昌认为：

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方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²⁹⁾

宋昌的分析抓住了当时形势的关键，他对诸侯王国力量的分析尤为重要。正是诸多刘氏子弟在外为王，才使功臣集团心有顾忌，而刘氏统治天下的观念在民众心中业已根深蒂固，他的分析推动了文帝作出入主长安的决策。当然，张武等人的担忧也不无道理，驾驭汉初局面确实需要高帝、吕后之威，只不过最难对付的不是汉之大臣们，而是众多的诸侯王国。文帝在入主朝廷仅两三年的时间，就基本上将中央政权掌握在手中，这是自秦以来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曾为磐石之宗的诸侯王立刻成为对其统治的主要威胁，而且这种威胁也是分封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如前所云，文帝入主朝廷并非理所当然，因为他既不是法定继承人，又不得宠于高帝和吕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也无多大实力，且在消灭诸吕之役中没有任何贡献，他之所以能够继承大统，完全是朝中功臣集团之私心所成就，而其他同姓诸王尤其是齐王和淮南王也均有机会，他们之所以放弃皇位的争夺而臣服于文帝，主要是其实力不能与功臣集团相抗衡，所以文帝即位以后，对于曾对他即皇帝位有着突出贡献的诸侯王国就不能不采取安抚的“柔”性政策，不然，可能面临内外受敌的不利局面。也正是他在即位之初对诸侯王的“柔”性政策，保证了其外部局面的暂时安定，使他能够腾出手来专心对付朝中的功臣势力。

一、恢复原封国的领地

文帝即位之初，由于吕后所立诸王或被杀或被废，空出了许多王国，如何处理这些王国，是关系到文帝能否得到诸侯王国支持的关键。因此，文帝即位后，随即着手修正吕后扩大封王至吕氏之政策，遵循非刘氏不王之原则，全面恢复了汉与诸侯王国之旧日形势。

恢复同姓诸侯王国之旧时形势，始于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十二月，此则《汉书・文帝纪》言之甚明：“十二月，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徙琅邪王泽为燕王。吕氏所夺齐楚地皆归之。”吕后末年之赵王为吕禄，诛，改立故赵王刘友子刘遂。吕后时由赵分出的常山国，王刘朝被杀，国废，其地归还赵，赵国恢复旧有之领土。琅邪王刘泽在征讨诸吕时，其兵被齐王所劫，其国当已归齐，故文帝将其徙为燕王，将琅邪郡归还齐国；废刘太之济川国，将济南归还齐；原献给鲁元公主为汤沐邑的城阳郡在文帝元年也归还齐国，齐国恢复其初封之旧境。废张偃之鲁国，将薛郡归还楚国，楚国恢复其旧境。梁国与淮阳国无后，废为汉郡。汉之封王政策，再次确认为只限于刘氏皇族。这样，时至文帝前元元年（前179），汉之诸侯王国有楚、齐、赵、淮南、长沙、代、燕、吴八国，其中代国为文帝领有。此时之诸侯王国共有33郡，汉廷直辖诸郡，较诸高祖末年，由15郡增至20郡。

二、文帝对诸侯王国的初步调整（前179至前174）

有关文帝对于同姓诸侯王国的调整时间，《史记》、《汉书》皆系之于前元二年（前178）三月，如《史记・孝文本纪》载曰：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上曰：“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太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强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乃立赵幽王少子辟强为河间王，以齐剧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立东牟侯为济北王，皇子武为代王，子参为太原王，子揖为梁王。

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在诛讨诸吕之役中立有大功，“大臣许尽以赵地王章，尽以梁地王兴居”。但是，文帝即位后，“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只是“益封朱虚侯、东牟侯各二千户，黄金千斤”而已⁽³⁰⁾。过了一年的时间，为立亲子为王，才割齐之城阳郡立章为城阳王，割济北郡立兴居为济北王。

文帝之所以能够在即位仅两年时间，并在中央正在与功臣集团作激烈斗争之时，敢于触动诸侯王国的势力，并且顺利地割齐地以封二王，主要是因为文帝不愿齐王一系势力过大，另外，在文帝元年，齐哀王刘襄死，使文帝得以抓住机会，从齐分出城阳、济北以封刘章和刘兴居。在封刘章、刘兴居为王时，又割赵之河间郡封给刘辟强。《汉书・文帝纪》称刘辟强与刘章、刘兴居因有功而王，刘章和刘兴居的功劳是在诛诸吕和文帝入住未央宫时立下的，而辟强之功何来，无论《史记》还是《汉书》均未曾记载，很可能刘辟强也参加了针对吕氏外戚的宫廷政变，但因缺乏史料之佐证，暂且存疑。同时，文帝将自己领有的代国分为代和太原二国，封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恢复梁国，以皇子刘揖为王。这样，一方面文帝以有利于皇权的方式，对诸侯王国进行了初步的调整；另一方面，继承了惠吕时期以亲制疏的分封原则，以亲子为王，并将之制度化，此亦为以后历代皇帝所承袭。(www.xing528.com)

文帝前元三年（前177），不满文帝处置的济北王刘兴居“意以为失职夺功”，“闻帝之代欲自击匈奴”，遂起反叛，于是，文帝乃“诏罢丞相兵，以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³¹⁾。刘兴居的反叛很快就被平定，兴居被虏，自杀，国废为郡。从刘兴居的反叛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刘兴居的反叛，缘自对文帝相关处置方式的不满，故徐克范认为济北王反叛完全是“由（文）帝一念之私所召致也”⁽³²⁾；第二，济北王反叛的规模也很小，且不旋踵而败，说明中央的力量对诸侯王国力量来说占有很大的优势，只要诸侯王国不联合起来，对付他们是非常容易的；第三，一般来说，在中央不侵害诸侯王利益的情况下，诸侯王是不会反叛的。在刘兴居反叛时，与之有血缘之亲的齐王与城阳王⁽³³⁾并没有随之反叛，更不用说其他诸侯王了。也就是说，只要皇帝小心地处理诸侯王的事宜，不采取过激的行动，使诸王没有反叛的理由，他们是不会轻易地反对汉中央政权的。文帝一直遵守这一原则，只是利用高超的政治手段，寻找恰当的时机来处理诸侯王国的问题，这也使文帝一朝中央和地方关系没有出现大的变乱。

文帝利用刘兴居造反被诛废国之契机，对王国又稍作调整。文帝前元四年（前176），恢复淮阳国，徙代王刘武为淮阳王。太原国与代国合并为代国，以太原王刘参为代王。至此，汉之王国数由8国变为12国。此后直到文帝十五年（前166），没有再对诸侯王国作过任何调整。

在中央政权逐步稳定，皇权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诸侯王国对中央的威胁，是摆在文帝面前的一道难题。尤其是随着诸侯王年龄的增长，原来汉之傅相掌握王国政事的局面已经改变，王国内之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大权都逐渐转到诸侯王手中。面对诸侯王国势力的膨胀，文帝必须设法削弱王国，强化皇权。文帝要削弱王国，最好的办法是收夺诸王的置吏权，并要求王国“用汉法”，收夺王国的领地并将之置为汉郡。前两项措施的实行，等于剥夺了诸侯王在王国内的生杀大权，诸侯王的自治权将被掏空，王国与郡便没有本质的区别了，王国对中央的威胁自会大大减弱乃至消失⁽³⁴⁾。后一项措施的实行，将直接导致王国势力的下降，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但也是最难执行的。

文帝收夺诸侯王权力的做法，首先遭到恃亲骄蹇的淮南厉王刘长的挑战。刘长乃刘邦少子，自幼随吕后长大，是历经吕后迫害而幸存下来的五个同姓诸侯王之一，在吕氏集团覆灭后，他也有机会做皇帝，只因大臣们“以为少，母家又恶”⁽³⁵⁾而不得。但在他内心深处对刘恒做皇帝很不服气，这从他的言行之中即可看出，《汉书・淮南王传》载曰：

及孝文初即位，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上宽赦之。三年入朝，甚横。从上入苑猎，与上同辇，常谓上“大兄”。……当是时，自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厉王以此归国益恣，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数上书不逊顺。

其所作所为最令文帝不满的是他“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³⁶⁾，为此，“文帝重自切责之”。但刘长毫不畏惧地加以抵制，“欲属国为布衣，守冢真定”，意即宁愿放弃王位也不愿向文帝屈服。于是，文帝令帝舅将军薄昭“予厉王书谏数之”。文中指出：“汉法，二千石缺，辄言汉补，大王逐汉所置，而请自置相、二千石。”⁽³⁷⁾我们知道，在惠吕时期，为加强对王国的控制，王国二千石官吏的任免权业已被收归中央，而此时刘长竟逐汉所任二千石官吏自置，是对汉朝法律制度的践踏，使汉完全失去了对他的控制，这显然是文帝无法容忍的。于是，文帝于前元六年（前174）以谋反为由，将之召至长安治罪。

姑且不论刘长之谋反是否属实，从丞相张苍、行御史大夫事的典客冯敬与宗正、廷尉上奏之语中可以看出，他们所列举的刘长的“罪行”，除谋反外，大多为其“擅为法令，不用汉法”之事，除前述自置二千石官吏外，主要还有：“身自贼杀无罪者一人；令吏论杀无罪者六人；为亡名弃市罪诈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无告劾，系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赐人爵关内侯以下九十四人。”⁽³⁸⁾刘长实际上已将淮南国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对于以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为政体的汉帝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刘长的这种做法蔓延到其他诸侯王国，中央就有被架空的危险，进而皇权也将受到威胁。所以刘长的行为已经触犯了皇权政治的禁忌，必然会遭到皇权政治的打击。

在刘长被以谋反罪名召至京师后，汉朝大臣们提出的处置意见相当严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文帝不愿背负杀弟的恶名，不听爰盎的劝告，将其迁往蜀地，在迁徙途中，刚烈的刘长绝食而亡。⁽³⁹⁾从表面上看，废迁刘长而不加杀戮乃文帝顾念手足之情而对他的宽容行为，但爰盎一语却道破天机：“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他知道以刘长的性格是不会受此大辱的，其结局必定是以死告终。文帝以“吾特苦之耳”⁽⁴⁰⁾为借口，拒听其谏，刘长之死也是他最希望得到的结果，因为有什么比死人更令人放心的呢？！

另一个挑战文帝政策者，乃吴王刘濞。刘濞之所以与文帝产生龌龊，缘自其太子被杀之故。《汉书・吴王濞传》载其事曰：

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吴王愠……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礼，称疾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吴王恐，所谋滋甚。及使人为秋请，上复责问吴使者。使者曰：“察见渊中鱼，不祥。今吴王始诈疾，（反）［及］觉，见责急，愈益闭，恐上诛之，计乃无聊。唯上与更始。”于是天子皆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释，其谋亦益解。

仅仅因为下棋，身为皇太子的刘启竟杀掉吴国太子，这不能仅归结于吴太子之“不恭”，实是皇权对诸侯王国的怨恨所致。其后，当刘濞诈病不朝，文帝又“辄系责治”吴国使者，逼得吴王刘濞几乎造反。文帝最后的让步，虽然避免了朝廷与吴国之间的相疑之势，使得一触即发的战争得以消弭，却也使之收夺诸侯王权力的努力打了折扣。

借刘长“谋反”之机，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将淮南国废为汉郡。至此，诸侯王国仅存齐、楚、城阳、赵、河间、梁、代、燕、淮阳、吴、长沙等11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