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外戚的败亡与西汉王国问题解决

第三节　吕氏外戚的身败名裂与功臣及同姓诸侯王之关系

高帝在位年间，汉朝之于功臣，既优待、倚重，又猜忌、打击，是以功臣人人自危。继刘邦执掌朝政的吕后，为人刚毅，曾协助刘邦翦除异姓诸侯王，故在功臣列侯的心目之中，更是一个“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³⁹⁾的毒妇，故而“大臣尽畏之”⁽⁴⁰⁾。初，诸功臣为刘氏建国，“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⁴¹⁾，事后论功行赏，却不过封侯。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是，吕氏子弟大多并未建有尺寸之功，却凭借吕后的裙带关系封王封侯。对此，功臣侯们的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

吕氏外戚既因其受封为王，破坏了刘邦“非刘氏不王”⁽⁴²⁾的遗训，又因吕禄、吕产等人擅权用事，分割、侵害了功臣集团的利益，故而成为诸侯王和功臣集团的共同敌人，吕氏外戚们也因此始终处于恐慌与不安之中，唯恐一旦为功臣集团及刘氏诸王所害。即便是临崩之际的吕后，也对其家人的处境深表担忧，因为她清楚地意识到：诸吕虽已掌握宫廷和政府大权，但毕竟根基尚浅，何况吕产、吕禄等人又缺乏政治经验和应变能力，很难应付功臣侯们的挑战。为此，她告诫吕禄、吕产曰：“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⁴³⁾事实表明吕后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吕氏政治势力的急剧膨胀早已引起功臣集团和宗室诸王的强烈不满，并早已暗中寻找时机以诛灭之。

然则这场政变之酝酿，却颇费周折。这是因为，当时作为功臣集团的代表人物，王陵“为人少文任气”⁽⁴⁴⁾，周勃“为人木强敦厚”⁽⁴⁵⁾，陈平只知明哲保身，又与周勃、灌婴有宿怨。在这种情况下，全靠陆贾穿针引线，才最终使得功臣列侯们聚集在一起，此则《史记・陆贾列传》言之甚详：

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陆生往请，直入坐，而陈丞相方深念，不时见陆生。陆生曰：“何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陆生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亦报如之。此两人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

也正是通过陆贾的努力，功臣集团出于维护共同利益之现实需要，最终结成了反对吕氏外戚的统一战线。

与此同时，诸侯王国也在暗中策划讨灭吕氏外戚，其中尤以齐国最为活跃，这是因为在吕后当政年间，齐国相比较而言最受侵削：第一，惠帝二年（前193）齐悼惠王刘肥在入京觐见时，不但险些被吕后鸩杀，而且被迫献出城阳郡⁽⁴⁶⁾；第二，吕后二年（前186）鄜侯吕台获封为吕王时，齐国之济南郡又被分割以为吕王奉邑；第三，时至吕后七年（前181），齐国琅邪郡又被吕后剥夺，别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也因此，齐王一系对吕后及吕氏外戚恨之入骨，而且这种痛恨并未因为吕后分封刘章、刘兴居为朱虚侯、东牟侯而改变，此观《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可知：

朱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高后燕饮，高后令朱虚侯刘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饮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歌。”……太后曰：“试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而去之。”吕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因罢。自是之后，诸吕惮朱虚侯，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氏为益强。

也唯其如此，吕后甫一病死，刘章兄弟就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一则“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二则又暗中联络周勃、陈平等功臣侯为内应，以期合力谋诛吕氏，并相约事成之后拥立齐王刘襄为帝。⁽⁴⁷⁾其目的就在于利用朝中两大政治势力明争暗斗之机，联手功臣集团消灭吕氏外戚，最终确立以齐王系为中心的新的皇权政治。

齐哀王刘襄闻讯之后，即刻杀死党附于吕氏的齐相召平，发兵“西攻吕国之济南”，同时又发布告诸侯王书。⁽⁴⁸⁾《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其词曰：

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王齐。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为齐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又比杀三赵王，灭梁、燕、赵以王诸吕，分齐国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弗听。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而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

这篇檄文的重心在于列举诸吕的两大罪状：第一，肆意变更高帝已定的成制，擅自称王；第二，迫害刘氏宗王，危及宗庙社稷。但在这篇檄文发布之后，参与讨伐吕氏外戚的同姓诸侯王国仍只有齐、琅邪、楚，而且其中的琅邪国，还是因为刘襄“诈夺琅邪王兵”而被迫从行的，至于其他十一个同姓诸侯王国，皆未见有任何行动。

史称齐哀王刘襄举兵造反后，“相国吕产等遣大将军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⁴⁹⁾但当灌婴率军行至荥阳，却风云突变。对于其时形势之逆转，《史记・吕太后本纪》略有载述：

灌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权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乃留屯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还兵西界待约。

至此，功臣集团与刘氏宗王实际上已经公开联手，从而使得吕氏外戚面临着“内惮绛侯、朱虚等，外畏齐、楚兵，又恐灌婴畔之”⁽⁵⁰⁾的不利局面。

与此同时，在京城的周勃、陈平等功臣侯也加紧行动，首先阴谋夺取了北军的控制权，《资治通鉴》卷13《汉纪五》“高后八年”条载其事曰：

九月，庚申旦，平阳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见相国（吕）产计事。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欲诛诸吕告产，且趣产急入宫。平阳侯颇闻其语，驰告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太尉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纪通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太尉北军。太尉复令郦寄与典客刘揭先说吕禄曰：“帝使太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以为郦况不欺己，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军，吕禄已去。……太尉遂将北军。

不过，由于当时吕产尚控有南军，周勃“恐不胜诸吕，未敢公言诛之”。当此之际，朱虚侯刘章毛遂自荐，身率千余人攻入未央宫，将吕产杀死在“郎中府吏厕中”。吕产一死，吕氏大势已去，于是周勃“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须，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⁵¹⁾。顷刻之间，吕氏外戚竟成过眼云烟。

对于吕氏事件，太史公据官方档案之记载，将之定性为“欲为乱”而未遂，譬如《史记・吕太后本纪》云：“当是时，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畏高帝故大臣绛、灌等，未敢发。”此外，同书卷52《齐悼惠王世家》及卷57《绛侯周勃世家》也有类似说法，或云“聚兵以威大臣，欲为乱”⁽⁵²⁾，或称“秉汉权，欲危刘氏”⁽⁵³⁾，然则诸如此类的记载，显然并非实录之词。首先，从当时吕氏外戚的实力来看，明显不足与功臣集团、刘氏诸侯王相抗衡。当初，他们全凭吕后的眷顾方才得以封王称侯、掌握政权，假如有意在吕后已死、失去政治靠山之时举兵为乱，岂非授人以柄？其次，诸吕也根本没有“欲为乱”的思想准备，此观《史记・吕太后本纪》可知：

太尉绛侯（周）勃不得入军中主兵。曲周侯郦商老病，其子寄与吕禄善。绛侯乃与丞相陈平谋，使人劫郦商，令其子寄往绐说吕禄曰：“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⁵⁴⁾，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藩，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足下何不归将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信然其计，欲归将印，以兵属太尉。使人报吕产及诸吕老人，或以为便，或曰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太尉复令郦寄与典客刘揭先说吕禄曰：“帝使太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以为郦兄不欺己，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得入，徘回往来。

试想，假如吕禄果有据兵作乱之意，岂会听信郦寄之言而交出北军指挥权？假如诸吕果真蓄意谋反，还会“计犹豫未有所决”吗？由此可见，王夫之所谓吕禄、吕产“据兵卫宫以遂其狂逞，而刘氏几移于吕”⁽⁵⁵⁾之推论，纯属无稽之谈。事实上，诸吕不但没有“欲为乱”的打算，而且未曾提防他人的暗算。吕思勉先生就此论曰：“吕氏之败，正由其本无翦灭宗室、功臣之计，临事徒思据军以为固；既无心腹爪牙之任；齐兵卒起又无腹心可使，而仍任灌婴；遂至内外交困，不得已，欲听郦寄之计。使其早有危刘氏之计，何至是乎？乃诬以产、禄欲为乱关中。产、禄果有反谋，安得吕禄去军，而不以报吕产？吕产又徒手入未央宫，欲何为乎？故知汉世所传吕后事，悉非实录也。”⁽⁵⁶⁾吕先生此说诚为的论。

其实，在所谓的“诸吕之乱”中，觊觎皇位者并非他人，正是口口声声讨伐吕氏外戚的齐哀王刘襄，此则史有明文，如《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云：

其明年，高后崩。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吕王产为相国，皆居长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为乱。朱虚侯章以吕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朱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齐王既闻此计，乃与其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兵。……于是齐王以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悉发国中兵。

又如同书《吕太后本纪》载曰：“当是时，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朱虚侯妇，吕禄女，阴知其谋。恐见诛，乃阴令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诛诸吕而立。朱虚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应。齐王欲发兵，其相弗听。八月丙午，齐王欲使人诛相，相召平乃反，举兵欲围王，王因杀其相，遂发兵东，诈夺琅邪王兵，并将之而西。”齐王三兄弟之所以内外勾结、阴谋起兵，其目的正在于夺取帝位。总而言之，所谓“诸吕之乱”实乃功臣集团、宗室和外戚之间的争权夺利。在这场宫廷政变中，吕氏外戚因为事先没有消灭功臣的打算，结果遭到功臣与刘氏宗室的暗算而遭灭门之灾。冠之于诸吕头上的罪名固然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

从吕氏集团覆灭的过程来看，首先发难的是齐王一系，最后完成铲除吕氏外戚任务的，主要是以陈平、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对此，吕思勉《秦汉史》早就指出：“吕氏之败，盖全出于诸功臣之阴谋，观平阳侯、郦寄、纪通，无不合为一党，即审食其亦为之用可知。”不过，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功臣集团固然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诸侯王国的作用却也不容低估，毕竟首先发难及最终杀死吕氏外戚关键人物者，都是刘氏宗王，也唯其如此，班固在《汉书・诸侯王表序》中断言：“虽然，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

客观地说，班固之语并非平情之论。如果齐哀王没有刘章等人在朝中作内应，告之以朝中之政治形势，假如他不曾觊觎皇帝之位，他是否敢于公开向吕氏把持的朝廷挑战尚未为可知。对于齐哀王来说，帝位对他来说最有吸引力，因为在推翻吕氏外戚之后，由吕氏所拥立的皇帝失去了可以凭仗的政治力量，其帝位的合法性也随之失去了任何保障。齐王刘襄是刘邦的长孙，继承王位的可能性最大，在巨大的政治利益的驱使下，他第一个举起了反对吕氏外戚的大旗，而其他诸侯王由于没有齐哀王的这种政治热情，因而参加者很少。所以我们说，在消灭诸吕的斗争中，功臣集团的功劳是第一位的，王国的力量起了推动作用，这充分说明功臣集团的力量在当时是最大的，故在吕氏势力被消灭后，在拥立新帝的过程中，功臣集团发挥了主导作用。此后，在琅邪王刘泽的建议下，“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为王者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尊立文帝”⁽⁵⁷⁾。于是，代王刘恒在功臣集团的拥立下登基，是为文帝，西汉皇朝由此转入新的历史阶段。

【注释】

(1)《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第395页。

(2)《廿二史劄记校证（订补本）》卷2“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第36页。

(3)《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第78页。

(4)《汉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第527页。应劭曰：“封爵之誓，国家欲使功臣传祚无穷也。带，衣带也。厉，砥厉石也。河当何时如衣带，山当何时如厉石，言如带厉，国犹永存，以及后世之子孙也。”

(5)《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第78页。

(6)《汉书》卷40《王陵传》，第2047页。

(7)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194页。

(8)《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第79页。

(9)《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第396页。

(10)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第58页。

(11)《汉书》卷97上《外戚传上》，第3937页。

(12)《汉书》卷97上《外戚传上》，第3937页。

(13)《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第395页。

(14)《史记》卷96《张丞相列传》，第2677页。

(15)《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27页。

(16)《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28页。(www.xing528.com)

(17)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200页。

(18)《汉书》卷40《陈平传》，第2048页。

(19)《汉书》卷19下《百官公卿表下》，第750—751页。

(20)《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第405—406页。

(21)《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吕后兄悼武王身佐高祖定天下，吕氏佐高祖治天下，天下大安，封武王少子产为郊侯。”

(22)《汉书》卷97上《外戚传上》，第3937—3938页。

(23)陈玉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60页。

(24)《史记》卷93《韩信列传》，第2633页。

(25)《汉书》卷36《楚元王传》，第1921页。

(26)《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第399页。

(27)《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第400页。

(28)考淮阳国已在惠帝元年除为汉郡，此时虽得重立，但所领唯有陈郡，而原淮阳国所辖之颍川郡仍属汉。

(29)常山国乃割赵国之常山郡而立。

(30)即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开、松兹侯徐厉、滕侯吕更始、醴陵侯越。

(31)陈玉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62页。

(32)《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第2000页。

(33)《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第2001页。

(34)又，《汉书・韦贤传》亦称：“初，高祖时，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

(35)《汉书》卷2《惠帝纪》，第88页。颜师古注曰：“诸郡及诸侯王国皆立庙也。”

(36)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50页。

(37)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第91—92页。

(38)《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第2828页。

(39)《史记》卷93《卢绾列传》，第2638页。

(40)《史记》卷95《樊哙列传》，第2659页。

(41)《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第2015页。

(42)《汉书》卷18《外戚恩泽侯表序》，第678页。

(43)《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第406页。

(44)《汉书》卷40《王陵传》，第2047页。

(45)《史记》卷57《绛侯周勃世家》，第2071页。

(46)《汉书》卷38《高五王传》，第1987—1988页。

(47)《汉书》卷38《高五王传》，第1992页。

(48)《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第2001、2002页。

(49)《汉书》卷38《高五王传》，第1994页。

(50)《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第407页。

(51)《资治通鉴》卷13《汉纪五》“高后八年”条，第434—435页。

(52)《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第2001页。

(53)《史记》卷57《绛侯周勃世家》，第2072页。

(54)《史记索隐》曰：“吴，楚，齐，淮南，琅邪，代，常山王朝，淮阳王武，济川王太，是九也。梁王产、赵王禄、赵王通也。”

(55)《读通鉴论》卷2《惠帝》之二，第23页。

(56)吕思勉：《秦汉史》第四章第四节《汉初功臣外戚相诛》，第74页。

(57)《汉书》卷3《高后纪》，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