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同姓分封原因过程及原则

第一节　同姓分封的原因、过程及其原则

高帝六年（前200）正月，封刘贾为荆王、刘交为楚王、刘喜为代王、刘肥为齐王，从而拉开了分封同姓王的序幕。同姓王的分封是汉初分封制的一次重大转变，它改变了秦末以来逐渐形成的“以功封王”的分封原则，开始了以“亲亲之意”为封王标准的新时期。

一、分封同姓诸侯王的原因

诚如管东贵先生所论，刘邦在诛除异姓诸侯王之后，就如同当年的秦始皇，“有绝对的权威改行郡县制”⁽¹⁾，然而，他却何以要继续采用局部分封制，推行同姓分封呢？历代以来，绝大多数史家倾向于认为，这是刘邦总结秦朝速亡教训的产物。譬如《汉书・诸侯王表序》云：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自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转，度河、济，渐于海，为齐、赵。榖、泗以往，奄有龟、蒙，为梁、楚。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北界淮濒，略庐、衡，为淮南。波汉之阳，亘九嶷，为长沙。诸侯（北）［比］境，周（市）［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

然而，诸如此类的探讨虽不无道理，却仍不足以全面解释之。笔者以为，应该从当时的历史现实中去寻找原因。⁽²⁾

（一）宗法制是分封同姓王的温床

尽管秦在灭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社会风气并未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而宗法制依然被大量保存下来。宗法制把宗族组织和政治组织，也即政权与族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最高统治者对国家、家族和家庭的全面统治，是维护大一统时代皇帝“家天下”的有力武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非子断言：“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³⁾宗法制有两个主要内涵：一个是嫡长子继承制，这显然是有利于“家天下”的无限继续；另一个是庶子分土封侯，这同样有利于“家天下”的继续。刘邦分封同姓王，正体现了宗法制中“庶子分土封侯”的精神。在“家天下”观念根深蒂固的当时，这一措施迎合了上下一致的心理，是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加强中央集权的。故司马迁在谈到分封时断言：

古人有言曰“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故王者疆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来久矣。⁽⁴⁾

显而易见的是，司马迁注意到了“疆土建国”能达成“形势强而王室安”。既然“大封同姓”就能“镇万民之心”，这充分说明在宗法制下推行分封制，确也符合当时的社会心理。

（二）政治形势的需要

在夺得韩信的楚地之后，为不引起其他诸侯王的恐惧而激起兵变，刘邦没有在楚地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统治，而是仍然推行封王政策。不过，在诸侯王人选问题上，刘邦对与之共打天下的功臣们是不信任的。在楚汉战争和铲除异姓王过程中，刘邦在前线作战，萧何治理关中，全力支持刘邦，但刘邦仍对萧何怀有戒心，以至于其身械系狱。对萧何这样的文吏刘邦都不放心，那些长期在疆场征战的将领们他是更加不会信任的，他害怕消灭了一个韩信，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韩信。而后陈豨的反叛更加剧了刘邦的这种想法。同时也因为“汉帝国建立初期，严重缺乏可以委任治理各郡的训练有素的官员”⁽⁵⁾，这就使刘邦能够选择的只有他信任的家中之人了。同姓王的分封实际上是汉初分封异姓王的继续，只不过所分封的对象发生变化而已。

刘邦经过反复考虑，并在听取田肯建议后，于高帝六年（前201）十二月甲申诏曰：“齐，古之建国也，今为郡县，其复以为诸侯。将军刘贾数有大功，及择宽惠修洁者，王齐、荆地。”是年正月丙午，即从韩王信等人之奏请，“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⁶⁾。以刘贾为荆王、刘交为楚王，将原韩信之楚地一分为二，既可以二人之力监视英布、彭越这两个异姓诸侯王，同时又可使刘贾、刘交二人的势力不致过大，对中央产生威胁，刘邦在分封问题上可谓是煞费苦心。后来，英布起兵反叛时，刘贾、刘交都随刘邦平叛，刘贾甚至战死沙场，刘邦分封的目的已经达到。

从地理位置来看，齐地西界与汉直控地的东界相连，隔断了燕、赵与梁、楚、淮南、韩、长沙等诸侯国的联系；南面的“泰山之固”，又成为汉防备南部诸国的天然屏障。从军事的角度来看，齐地收归中央，实际是在关东地区为汉廷设立了一个军事据点，不仅有地利之优，还有重兵屯驻，成为汉廷对付关东诸国的主要军事力量。从经济上看，齐国“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⁷⁾，可以在物质上支持汉廷。严耕望先生就此指出：“盖齐自战国时代，于东方诸国中，经济最繁荣，势力最强大，常与秦成对峙之局；且地控南北，形势要卫，实与陕西为当时中国之东西两轴端”，以亲子刘肥为齐王，“且以直系部队中军功最高之功臣曹参为之相，统重兵，驻齐国”，就是要在战略要地安插最信任之人，为以后铲除异姓王作战略上的准备。后齐“北与高祖会定陈豨，南与高祖会定黥布”，其中击英布时，曹参将车骑十二万。由此可知，“当时实视齐为东方支柱，镇抚东土，仍与长安为东西横轴之两端。其立国形势，盖与西周封鲁相类矣”⁽⁸⁾。

在分封刘贾、刘交稍后的高帝六年正月壬子，刘邦又“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⁹⁾。其立刘喜为代王之战略意图也非常明显，一是防备匈奴的入侵，二是以代地监视赵、燕二国。可惜刘喜自己不争气，时当高帝七年（前200）十二月，匈奴入侵时临阵脱逃，因而被废为合阳侯，也因此，刘邦不得不以年仅八岁的幼子刘如意为代王⁽¹⁰⁾，同时以张苍为王国相，辅助刘如意治理代国。

随着异姓王的被逐个翦除，刘邦诸子相继封王。高帝九年（前198），刘邦废赵王张敖为侯，立即将刘如意由代地迁往赵地，代张敖为赵王。高帝十一年（前196），刘邦子刘恒、刘友、刘建、兄刘喜子刘濞相继被封为代王、燕王、淮阳王、吴王，十二年（前195）刘恢被封为梁王。是时，燕、代边境与匈奴接壤，以亲子为王，可以在最大限度上防止出现北方诸侯与匈奴勾结的局面，而以爱子刘如意为赵王，居燕、代两国之间，仍有监控燕、代之意。在刘邦分封刘濞为吴王的这一事件中，其“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¹¹⁾的战略意图表现得最为明显。《汉书・吴王濞传》载其事云：

黥布反，高祖自将往诛之。濞年二十，以骑将从破布军。荆王刘贾为布杀，无后。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状有反相。”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

但刘邦仍然放心不下，遂于高帝十一年三月，以己子刘友、刘恢分别为淮阳王、梁王，用以牵制吴王刘濞。

（三）地区性差异之使然

地区性差异是刘邦推行同姓分封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参数。所谓地区性差异，首先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此，《史记・货殖列传》就曾提到：“汉兴，海内为一……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热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www.xing528.com)

其次则是区域文化风貌和习俗的不同，这种不同，相当典型地反映在“十三分野之说”上。此正如孙家洲先生所论：“汉人的十三分野之说，虽带有浓厚的神秘文化色彩，但它所划定的地理单位，大体是沿用战国政治地理系统。这不仅表明了汉代对战国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更可以说明文化的统一，并未随着秦的军事征服、行政统一而宣告完成，列国文化的独立性，以分野风俗的形态，而长期得以保存和延续。”⁽¹²⁾也部分因为地区性差异的顽强存在及其短期内的无法消除，故而有必要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并根据地区性差异划分不同的行政单位加以统治。

二、分封同姓诸侯王的过程

汉之分封同姓诸侯王，其事发端于田肯之建策。汉高帝六年（前201）十二月，刘邦执韩信于陈后，田肯上表贺曰：

甚善，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¹³⁾

刘邦对此表示赞同，随即在该年正月丙午，“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尔后于同月壬子，又“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¹⁴⁾。

高帝七年（前200）十二月，代王刘仲在匈奴的攻击下，弃国逃归洛阳，被废为合阳侯，遂由刘如意取而代之。九年正月，在赵王张敖被废为宣平侯之后，刘如意又改封赵王。十一年，刘恒、刘友、刘建、刘濞被分别立为代王、燕王、淮阳王、吴王，十二年刘恢被封为梁王。⁽¹⁵⁾

在高帝六年以后，刘邦所分封的诸侯王国共十国，皆为同姓。在上述十国中，荆（吴）、楚、淮南三国旧属楚国，赵、代旧属赵国，淮阳旧属韩国，梁旧属魏国，齐、燕始终变化最小。汉之分封同姓诸侯王是与汉之废灭异姓诸侯王同时进行的。刘贾之荆、刘交之楚乃分韩信之楚而立；刘肥之齐，为徙齐王韩信王楚后所立，代为陈馀之旧国；如意之赵乃是废赵王张敖后所立；燕王刘建是废燕王卢绾后所立；淮阳王刘友是徙韩王信于太原后所立；梁王刘恢是诛梁王彭越后所立；淮南王刘长是灭淮南王英布后所立。至高帝十二年刘邦死，同姓诸侯王国为九国九王，加上唯一幸存的异姓诸侯王国长沙国，共计十国十王（详参表3-1）。

表3-1　刘邦所立之同姓诸侯王

三、分封同姓诸侯王之原则

从秦末到汉初，封王原则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从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称王到次年十二月陈涉遇害，在此期间，秦所灭之六国，除韩国外皆先后复国。其中楚、赵、燕三国政权为陈涉及其部将武臣、韩广所建，齐、魏两国之王为旧王族之田儋、魏咎，“功德为王”是这一时期称王之理由。

在陈胜败死之后，秦二世二年一月，楚将秦嘉立楚国旧贵族景驹为楚王，同月，张耳、陈馀立赵国旧王族赵歇为赵王，项梁接受范增的建议，从民间求得楚旧王族心和旧韩王族韩成，并立为楚怀王及韩王，于是，除僻远的燕国外，原战国时期之楚、齐、韩、赵、魏全部复国，这一时期称王的原则是旧王族的复立。

汉高帝元年（前206）二月，率领各国联军进入关中的项羽，在秦都咸阳称霸主盟，分割天下，重新分封建国，分封的原则已变为军功封王。项羽所封的十九王中，旧贵族出身有六人，即代王赵歇、西魏王魏豹、韩王韩成、胶东王田市、济北王田安、临淄王田都，其余十三王皆为非王族出身之有功将领，其中，明确出身旧贵族者，唯项羽一人。其余十二人的出身，尽管有些不是很清楚，但不是王族和贵族出身，似乎可以肯定。这是在否定旧的血缘世袭原则的基础上申明新的因功理念，即军功封王的原则。

汉高帝二年（前205）三月，刘邦出关中与项羽争霸天下，继承了项羽“因功封王”的原则，先后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但是，刘邦此举仍是秦末封王的继续，只不过继承楚的封王原则多一些罢了。

亲疏远近关系，是刘邦分封同姓王的主要原则，同姓王与刘邦之间关系的亲疏程度，决定了他所分封之地的优与劣、重与轻。在首封的四位同姓王中，刘贾是刘邦的“从父兄”，从高帝元年开始就追随刘邦参加对楚战争，在刘邦废楚王韩信之后，广大的楚地成为真空地带，急需择人治理。《史记・荆燕世家》载当时情势云：

汉六年春，会诸侯于陈，废楚王信，囚之，分其地为二国。当是时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贤，欲王同姓以镇天下，乃诏曰：“将军刘贾有功，及择子弟可以为王者。”群臣皆曰：“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高祖弟交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

刘贾之所以能受封为荆王，一则因为他曾经立有军功，但最重要的是刘邦此时之直系亲属大多不足以担当此等重任，其诸子除齐王稍长外，其余皆年少；而刘邦兄弟四人，长兄刘伯早卒，次兄刘仲（刘喜）在刘邦起兵反秦直至称帝，一直“留侍太上皇”，只有弟刘交始终追随刘邦左右，深得刘邦喜爱，“常侍上，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¹⁶⁾。所以，当刘邦想以同姓为王时，一时间竟然没有足够的合适的人选，故而年长且立有战功的刘贾得以首封，王东阳郡、鄣郡、吴郡53县，“先有功”并深得刘邦喜爱的刘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36县，而无战功又无能力的刘仲为代王，王云中、雁门、代郡53县，最重要的齐地则封给外妇所生之亲子刘肥，王胶东、胶西、临淄、博阳、济北、城阳郡73县⁽¹⁷⁾，并将“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¹⁸⁾，同时以功臣中军功第一之曹参为相，辅助刘肥治理齐国。观此四王之分封，尚不能完全体现刘邦的分封原则，他们的首先获封，实乃刘邦在当时情势下的权宜之计。

在同姓王分封过程中，刘如意之封王最能体现刘邦的封王原则。如意初封为代王时，年仅八岁，当刘喜弃国而归后，刘邦立即以如意为代王。⁽¹⁹⁾如意之所以在幼子中首先封王，是由于其母戚姬是刘邦最喜爱的妃子，若不是如意年幼，其应是诸子中最早封王者。在刘邦在世最后二年，他甚至有以如意替代刘盈为太子的念头，可见他对如意的喜爱。如意先为代王时并不至国，刘邦以张苍为相代其管理，如意为赵王后，方到赵国上任。如意徙为赵王，仍兼有代地，直到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封刘恒为代王。为了保护如意，刘邦不惜将御史大夫周昌降职使用，任命他为赵王相去辅助与保护如意。赵国是北方大国，如意封赵，由此可以见知刘邦因亲封王的原则。

代地从地理位置看处于中国北部，约为今陕西北部、山西一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又北靠汉之强敌匈奴，是汉抵抗匈奴入侵的前沿阵地，在代地为王最为艰苦，所以刘邦并没有让如意至国。高帝十一年（前196）封子刘恒为代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母不为刘邦宠爱，故以恶地封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刘邦分封同姓诸侯王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