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国问题的解决策略

第一节　分封异姓诸侯王的历史动因

自汉高帝二年（前205）十一月始封韩王信，至五年（前202）封卢绾为燕王，刘邦生前总共分封了七国九王（详参表2-1）。这些异姓诸侯王多系刘邦夺取政权时的支持者或同盟军，除后封的卢绾外，其余则在楚汉相争期间皆已形成一定势力，是名副其实的一方诸侯。从这个角度来说，刘邦的分封异姓诸侯王，实际上仅仅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¹⁾不过，即便仅仅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其间也必然隐藏着值得探究的原因。约而言之，大抵有如下数端。

表2-1　刘邦所封的异姓诸侯王

一、客观形势之使然

秦始皇在“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²⁾之后，通过采取种种方式和策略，最终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正如王超先生所论，一种政体是否中央集权，关键就看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³⁾秦始皇所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其具体表现，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在地方行政制度上推行郡县制。

倘若追本溯源的话，郡县制无疑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央集权体制不断增强的产物。在这一历史阶段，由于兼并战争异常频繁而且极其残酷，各国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于是纷纷集权于中央；郡县制的出现，即是此期军事斗争之惨烈在政治上的反映。也因此，推行郡县制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较诸西周以来的分封世袭制无疑是一大进步。对此，唐人柳宗元正确地指出：“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⁴⁾而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曾断言：“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郡县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灭者（七）［六］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⁵⁾但是，秦帝国的二世而亡，又给世人留下了一个遐想的空间，好像秦之灭亡与其废分封、行郡县、外无藩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关系。譬如班固，就认为导致秦代速亡的原因在于“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⁶⁾；而贾谊亦云：

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帑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赈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⁷⁾

此外，英国学者鲁惟一也曾撰文指出：“秦帝国组成了称之为郡并受中央控制的行政单位，而不对皇帝的亲属进行分封，这可能是公元前210年的危机中力量虚弱的一个根源。”⁽⁸⁾不过，诸如此类的分析尽管不无道理，却未免过于夸大其词。唐人柳宗元所谓“秦之失在于政而不在于制”⁽⁹⁾，即说明进步的政治制度并不必定有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和安定，要想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要政治清明。秦帝国所推行的郡县制不但未能使天下宁息，反而成为征发海内、竭天下人力物力以奉一人欲壑的强力工具，使天下共苦更甚于六国时代的战斗不休。⁽¹⁰⁾

正因如此，分封制又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后，一时间各地起义风起云涌，一些强力集团的首领纷纷占地称王，被秦所灭之六国亦相继复国，分封制再次风靡中华大地。在各路诸侯的联合打击下，秦王朝的统治顷刻间土崩瓦解，建立仅仅14年的秦帝国就这样被封建势力推翻了。秦亡后，项羽以各路诸侯首领的身份分封十八王，将分封制推向了高潮，汉帝国的建立者刘邦也在这次分封中被封为汉王。不过，杂乱纷繁的分封并没有成为天下安定的治世良方，反而成为社会再次动荡的催化剂。不满项羽分封的各地强势力量互相攻击，企图重新分割天下。刘邦也趁此机会，出巴蜀，定关中，与项羽争夺天下。在楚汉之战中，他再次挥舞分封大旗，经过四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帝国。帝国虽然建立，但同时还有七个与其共定天下的异姓王，从当时情势来看，实与项羽灭秦后的政治形势并无任何不同，故分封诸王并承认其合法地位，亦是顺理成章之事。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指出：“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观上文所述秦末汉初之分封，尤可见其意。

二、裂地封王的社会思潮之影响

诚如钱穆先生所论：“盖自秦人一统，中国历史已走入一新局，为往古所未有，而一时昧者不之知。故群情怀古，仍不免恋恋于封建之旧统。”⁽¹¹⁾也唯其如此，在秦帝国建立之初，帝国君臣围绕着应该采用何种地方行政体制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虽然是秦始皇赞同李斯的看法，尽罢诸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单一的由中央直接控制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却未能根除沉淀于时人思想深处的分封观念，故而时至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淳于越旧话重提，敦请分封皇族子弟功臣。从中可以看出，虽然秦帝国的建立已历时八年，却仍不时有人提出分封问题，这说明时人对分封制的留恋并未因为郡县制的推行而减弱或消失。对此，英国学者鲁惟一先生早就指出：秦虽然统一了全国，“但在旧王族的遗老遗少、他们的官员和随从、也许还有他们的臣民中，很可能仍然存在对旧王室的忠诚和对地区割据的怀旧心理”⁽¹²⁾。

事实上，这在此后的一连串事件中得到了反映。譬如韩国公子张良，虽“未宦事韩”，却“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因而“悉以家财求刺秦王，为韩报仇”⁽¹³⁾，后当“秦皇帝东游，至博狼沙中”，遂“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¹⁴⁾。又如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09），东郡落下一块陨石，黔首遂借天意诅咒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刻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¹⁵⁾这些都是在秦暴虐统治下，渴望恢复六国的特殊表现方式。陈胜、吴广起义后，这种愿望表现得更明显、更充分。当陈胜率军攻下陈县欲自立为王时，张耳、陈馀对陈胜说：“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¹⁶⁾但陈胜不从其计，这也是他最终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因此，范增在游说项梁时，就将陈胜的失败归结为其不立六国后裔之故，《汉书・项籍列传》载其词云：

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亡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南公称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

项梁从其言，在民间找到了为人牧羊的楚怀王之孙心，遂“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¹⁷⁾。直到楚汉战争之际，郦食其尚劝刘邦“复立六国后世”⁽¹⁸⁾。这股潮流的广泛性和持久性，也由此可以概见。⁽¹⁹⁾

同时，复国思想在秦末表现得也非常强烈。譬如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齐国王族孑遗田儋，杀狄令，招集狄之豪吏子弟云：“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儋，田氏，当王。”⁽²⁰⁾遂自立为齐王。田儋自立为王，是认为其作为田氏后代，拥有当然的继承古齐国王政的世袭权。又如受陈胜指派外出徇地的周市，在攻占魏地后，魏人即要拥立他做魏王，却遭到周市的拒绝，其理由非常明确：“天下昏乱，忠臣乃见。今天下共畔秦，其义必立魏王后乃可。”⁽²¹⁾尔后，楚怀王心、韩王韩成、赵王赵歇先后得立，复国思潮至此臻于顶点。时当项羽进入咸阳分封诸侯，尽管分封原则有变，但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分封建国思想仍深深地影响着他。以项羽当时的力量虽不足以控制全国，但要想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也并非不可能，关键在于项羽本无经营天下之心，当秦王朝已经灭亡，为楚复仇的目的已经达到时，如何在摒弃秦的政治制度的同时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这是以项羽为首的诸侯们不可能完成的，故而顺手采用陈胜以来的分封制度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而刘邦在楚汉战争后的分封，实与项羽之分封同出一辙，只不过刘邦在政治上表现得比项羽更成熟一点罢了。也主要因此之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指出汉初之分封，“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遽而易之也”。

自从陈胜等人在大泽乡揭竿而起，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日开始，“裂地封王”之理念已成为不可遏止的时代潮流。陈胜本人在攻下陈县之后，就曾迫不及待地自立为王⁽²²⁾，受其指派前往赵地拓展势力范围的武臣，一到赵地，也曾对当地豪杰说：“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²³⁾可以说，“裂地而封”代表了一大批反秦人士的心愿。后来，武臣自立为赵王，韩广自立为燕王，田儋自立为齐王，就是这种观念的实践。刘邦之所以不顾一切、急急忙忙地进入关中，也是想早日得到关中王的头衔。当项羽站在被烧毁的秦王宫旁，对麾下诸将说：“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其提议随即得到了诸将的响应，于是“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²⁴⁾，从而将“裂地而封”推进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刘邦准备与项羽争夺天下而拜韩信为大将时，韩信亦有“以天下城邑封功臣”⁽²⁵⁾而后可得天下的劝说，他的这番话道出了日夜望咫尺之地的诸汉将的心声。在楚汉战争最困难的时候，陈平为刘邦分析得天下之策时，曾说刘邦“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顿耆利无耻者亦多归汉”⁽²⁶⁾。陈平所言，与韩信之策如出一辙。当刘邦意气风发地坐在皇帝的宝座上，问诸臣其何以得天下时，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²⁷⁾此与韩、陈二人之意亦完全一致，可以说是当时绝大多数部将的切实想法。刘邦在夺取天下后封王封侯，其意就在于满足诸将“裂地而封”的心愿。

从陈胜称王到项羽封王，分封理念一直在向前发展，到项羽分封时达到最高峰。这就像物理学上的惯性运动一样，分封并没有因新政权的建立而骤然停止，在其初期仍继续向前滑行，故有刘邦的剖符行封。从《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来看，刘邦对于分封不但从无异议，甚至比较亲近，这在他求封关中时就表现得很明显。当然，其分封观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近来，有学者将刘邦分封观念的形成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求富、求贵，此一阶段始于其就任亭长，下迄秦二世元年（前209）秋九月被立为沛公，其分封思想即萌芽于此；（2）求封，从被立为沛公至汉元年（前206）接受项羽分封为止，期间他“只是被动地接受人家的分封，谈不上对分封思想继承和发展”；（3）在从楚汉战争伊始到建汉为止的形成阶段，刘邦的分封思想上升到理论层次；（4）以刑白马而盟为标志，刘邦的分封思想已经成熟和趋向定型，具体表现在从分封异姓王转而分封同姓王的过渡。⁽²⁸⁾

然而，这种理解很难说符合实情。笔者倾向于认定：刘邦分封观念的形成，大抵在楚汉相争初期，韩信、张良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高帝元年（前206）七月，刘邦既拜韩信为大将，遂问计于韩信，答曰：“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布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²⁹⁾至于张良的作用，则体现为力陈复立六国后裔之“八不可”，从而使得刘邦明确了分封的对象。⁽³⁰⁾当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刘邦的分封观念何时定型，而在于他的分封观念究竟从何而来。根据上面的考述，可以确定的是：刘邦的分封观念，来源于对他那个时代的分封思潮的选择性接受。

三、打败项羽的现实需要

汉高帝二年（前206），刘邦出巴、蜀、汉中，击灭雍王章邯，降塞王欣、翟王翳，占领关中全境，尔后又攻占洛阳，遂以项羽杀义帝为名，劫五诸侯兵五六十万人东向，开始与项羽争夺天下。但是彭城一战，项羽以三万军队，在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把刘邦的五六十万大军杀得落花流水，投入睢水而死者，即有十余万之众，睢水为之不流，刘邦仅以身免，父母妻子皆为项羽所掳，而与其并肩作战的诸侯盟友，也纷纷抛弃刘邦，“皆亡去”⁽³¹⁾。刘邦由此深刻认识到单凭一己之力无法与项羽抗衡，必须利用、团结一切反对项羽的力量，达到消灭项羽的目的。故而在彭城之战后，刘邦就对张良说：“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³²⁾也就是说，刘邦已经认识到，欲打败项羽，必须用巨大的现实利益来吸引反项力量。而在时人的眼中，最大的诱惑莫过于“裂地封王”，故刘邦“欲捐关以东等弃之”，实际上是想把战火引向项羽控制的地区。(www.xing528.com)

在刘邦所封诸王中，既有主动分封的，也有被动分封的。英布、臧荼、吴芮、张耳、张敖、韩王信是刘邦主动分封的，而韩信和彭越则是刘邦迫于情势而不得不封的。但不管出于什么心情，刘邦分封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尽快打败项羽。

刘邦首立之王是韩王信。韩王信原是汉王刘邦手下将领，以韩将身份随从刘邦入汉中。时当刘邦“还定三秦”，“乃许王信，先拜为韩太尉，将兵略韩地”。从地理位置来看，韩地是出入关中的门户，对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刘邦以韩信略韩地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他以韩襄王孽孙的身份来号召当地人民起来反楚，同时稳定韩地的形势，为汉建立一个稳固的桥头堡。“汉二年，信略定韩地十余城”，汉“乃立信为韩王，常将兵从”。后韩王信在守荥阳时，“楚拔之，信降楚”。由于楚不会给他韩王的身份，后又“亡归汉，汉复以为韩王，竟从击破楚”。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于“五年春，与信剖符，王颍川”⁽³³⁾。

常山王张耳为陈馀所败后，只身投奔刘邦，因“高祖为布衣时，尝从耳游”，与其有私交，故归汉后刘邦“厚遇之”。在韩信略定赵地后，汉高帝四年（前203）夏，刘邦“立耳为赵王”⁽³⁴⁾。立张耳为赵王，是由于其原为赵地豪杰，对平定、镇抚赵地有一定的作用。

英布原是项羽手下一名英勇善战的猛将，后与项羽发生矛盾，刘邦遂利用此机，派遣随何前去策反，许以归汉后封为淮南王，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用英布所部牵制项羽兵力，为他夺取江山赢得宝贵的时间。随何用计离间楚使者与英布的关系，迫使英布起兵攻楚，结果大败，只得“间行与随何俱归汉”。英布归汉时已无任何实力，只剩下孤家寡人了。后派使者到九江，得众数千人，而汉亦“益分布兵而与俱北”。汉高帝四年（前203）秋七月，刘邦“立布为淮南王，与击项籍”。次年，英布与刘贾入九江，诱楚大司马周殷反楚，定九江，并“举九江兵与汉击楚，破垓下”。楚汉战争结束后，“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焉”。⁽³⁵⁾

刘邦即帝位后，以衡山王吴芮将梅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³⁶⁾。燕王臧荼在楚汉战争后期，亦“致枭骑助汉”⁽³⁷⁾，其王位得到汉的承认。燕国北临匈奴，吴芮在南方有很大的影响力，固土守边是刘邦对他们王位承认的最好的理由。

而楚王韩信和梁王彭越的封王情况，就与他们不同了。当韩信攻破齐国之后，就派人对刘邦说：“齐夸诈多变，反覆之国，南边（荒）［楚］，不为假王以填之，其势不定。今权轻，不足以安之，臣请自立为假王。”⁽³⁸⁾《汉书・韩信传》载其时情势云：

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而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伏后蹑汉王足，因附耳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寤……遣张良立信为齐王。

高帝五年（前202）冬十月，“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当此之际，刘邦问张良：“诸侯不从，奈何？”⁽³⁹⁾张良答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⁴⁰⁾也正是在韩信、彭越等的支持下，刘邦才取得了楚汉战争最后的胜利。韩信、彭越之封王，完全是由于凭借其实力而致。其中韩信功最大实力最强，平齐，定赵、魏，抚燕，皆为其功，在楚汉战争最关键时刻，其与汉则楚灭，与楚则汉亡，实力已与汉、楚相当，故有蒯通说韩信三分天下。彭越在楚汉战争中，在楚的后方展开游击战，使楚的后方片刻不能安宁，吸引了项羽的力量，使其不能全力与汉作战。可以说韩信、彭越二人是汉夺取政权最大的功臣，也最具有实力，故刘邦不得不封。但刘邦分封二人时，将彭越分封在梁地，而改封齐王韩信为楚王，有使二人互相牵制之意。

卢绾是刘邦所分封的最后一位异姓诸侯王，据《史记・卢绾列传》记载，他与刘邦既是同县同乡同里人，也碰巧同年同月同日生，而且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一直不曾离开刘邦身边。刘邦被封为汉王后，卢绾与刘邦同父异母弟刘交共同充当联系汉王和大臣之内廷枢要，在功臣元老中最为刘邦所亲近。在汉高帝五年（前202）燕王臧荼被铲除后，究竟如何处置燕国，是摆在刘邦面前的一道难题：是收归中央，设置郡县直接加以统治，还是仍使之以王国的形式存在？刘邦虽然最终决定继续保留燕国，以避免引起其他诸侯王的疑忌，但他没有从军功卓著的将领中物色人选，而是选择了卢绾。对此，《汉书・卢绾传》详载其事曰：

项籍死，使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还，从击燕王臧荼，皆破平。时诸侯非刘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绾，为群臣觖望。及虏臧荼，乃下诏，诏诸将相列侯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绾，皆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绾为燕王。

以卢绾为燕王，继续维持燕国现状，这就极大地安抚了其他异姓诸侯王。与此同时，以亲信之人王燕，既可以燕监视赵、韩两国，又可以燕国来抵挡匈奴的入侵，保证北方边境的安全，可谓一举三得。而且事实上，从卢绾封王开始，刘邦改变了以军功封王的政策，以亲封王成为分封诸侯王的主导政策，这是一次重大的策略调整，为以后分封同姓王打下了基础。

无论刘邦封立异姓诸侯王是主动还是被动，其大多是“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⁴¹⁾。在八个异姓王中，除吴芮外，其余七王均以军功封王；除卢绾外，其余诸王在刘邦剖符分封之前都已拥兵占地，成割据之势，刘邦分封只是加以确认而已。此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论：“这种封拜，不过是对于同盟军的占领，予以承认而已。实际上，上述诸人，封亦王，不封亦王也。”⁽⁴²⁾

楚汉战争结束后，诸侯王们各据其手定之地，占有广大领土，拥有重兵，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刘邦不承认他们的既得利益，七王联合起来反抗，这对刘邦来说显然是非常危险的，故此，继续采取分封制度对于当时的刘邦来说不失为明智之举。也正如严耕望先生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所论：“秦末群雄逐鹿，天下本呈分崩之势。汉以一国之地，消灭楚项，荡平列强，实有赖于其统治下之将领力战建功。故开始时，不得不以广土厚地，封王建国，以收安抚之效。”

四、自然条件和经济水平及民风习俗之制约

在楚汉战争结束之后马上在关东地区设置郡县，由汉廷直接统治，这在当时显然是很不现实的。首先，从客观的自然条件来看，当时全国疆域，东西、南北纵横几千里，如此广大的范围，在交通条件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各地之间的联系既非常不便，中央的各项政令传达并落实到全国各地以达到同步和统一，更是困难异常。其次，全国各地不但因为自然条件的阻隔和交通的不发达，而处于相对隔绝状态之中，而且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对此，《史记・货殖列传》颇有述及：

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热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正如唐德荣先生所论：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客观上要求统一的政治实践必须尊重各地经济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要求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地方经济主体的适当分权”⁽⁴³⁾。

再者，各地之间的民风习俗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秦统一后，虽然实行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以吏为师等措施，但是，政治高压手段并未彻底消除由长期分裂割据而形成的各地民众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和对立。故此，在“东西文化尚未充分融合、战国时代的文化布局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刘邦建立汉家帝业，一方面必须承秦，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之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之俗。这是历史对刘邦的苛刻要求，也是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的深层背景”⁽⁴⁴⁾。

综上所述，可见刘邦之分封异姓诸王，实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与现实要求。简言之，乃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为建立和巩固新兴的汉政权而采取的临时性的政策。这其中，或是因为迫于战争之需要而分封，如封韩信、彭越；或是格于信义而分封，如封英布、臧荼、韩王信、吴芮；或是出于私情而分封，如封张敖、卢绾。⁽⁴⁵⁾吕思勉先生曾经指出：“天下事有一时之用，有恒久之用……一时之用，则蘧庐一宿而已。其物本为刍狗，用已即可弃，不能以其为时之短，而讥其无用也。”⁽⁴⁶⁾此观汉初刘邦之分封异姓诸侯王，可以见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