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

二、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基础上，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直接导火线则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1919年1月，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在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占的山东主权。和会拒绝讨论前两项要求。在讨论山东问题时，日本代表无理地提出，日本应无条件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列强出于各自的利益，牺牲了中国。英、美、法在“最高会议”上通过了对德和约中的山东条款，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和特权无代价地让与日本；德国在胶州领土内的所有动产及不动产归日本所有；德国在胶州领土内的民政、军政、财政、司法等项档案文件移交日本。

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使中国人民异常愤怒。1919年5月3日，北京学界、商界、军界、政界分别集会。北京大学等校学生在北大法科礼堂集会决定：联合各界力争中国权益；通电巴黎专使，拒绝和约签字；通电全国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5月4日在天安门举行北京学界大示威。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汇集天安门，手持“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小旗，发表演说，宣读宣言。会后，学生们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一路散发传单，不少市民也加入游行队伍。队伍在东交民巷受到外国巡捕阻拦，转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家。盛怒之下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宅。北洋政府派大批军警赶来镇压，抓走32人。

从5月19日到6月5日，数千名北京学生再次举行总罢课，上街演讲，宣传反帝爱国的意义，宣传抵制日货、使用国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发行《五七日刊》，组织护鲁义勇队等。北洋政府诬蔑学生的爱国行动“越轨”，逮捕了近千名学生。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同情。天津、上海、长沙、南京、武汉、成都、广州、杭州、苏州、安徽、江西、山西、河南、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社会各界纷纷发出通电，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强烈要求北洋政府迅速释放被捕学生。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团也积极进行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www.xing528.com)

学生们的爱国热忱唤醒了各阶层民众。6月5日，上海日资棉纱厂工人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印刷工人举行罢工，上海商界宣布总罢市，5天之内，上海便有50多个工厂的工人参加了罢工，人数达六七万人，行业包括纺织、造船、机器制造、卷烟、造纸、海员和铁路等，整个上海陷于瘫痪。在上海工人的带动下，罢工浪潮迅速席卷全国。京奉铁路唐山工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九江、天津、南京、济南、长沙、武汉、杭州以及一些中小城市的工人和各界民众也相继举行各种形式的反帝爱国活动。这样，五四运动便发展成有爱国学生、广大工人、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

全国人民的斗争，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严重威胁到北洋军阀的统治。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

但是，斗争并未结束。6月17日，北洋政府电令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拒签和约成为五四运动又一个主要目标。20日，山东各界请愿团到京，先后在总统府和国务院前请愿，表达了山东人民拒签和约的强烈要求。山东人民的请愿活动得到了全国各界的热烈响应和支持。27日，天津、山东、北京、陕西等地代表在京联合请愿，同日，全国学联和上海各界人士召开拒签和约的万人大会。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接到7000份拒签和约通电，警告中国代表团，“如违民意，当与曹、章、陆同论”。28日，旅居法国的华侨和留学生包围了中国代表团住所。中国代表只得声明“山东不保留，和约不签字”。至此，五四运动实现了它的直接斗争目标，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爱国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首先，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发生在十月革命后，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五四运动的指导者所依据的理论武器已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因此，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革命已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标已不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其次，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加入斗争行列，起了决定性作用。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是一支极其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从五四运动开始，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自觉地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三，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