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有罪，盖宽饶、诸葛丰的命运说明了正是中兴之主汉宣帝及其儿子汉元帝，埋下了西汉覆灭的祸根。汉宣帝在位期间的一些弊政，尤其是任用宦官、外戚，让朝中邪恶势力逐渐抬头。汉元帝之后，再无强势君主，一代不如一代。朝中贪腐之风如洪水般泛滥，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掀起一阵阵贪污狂潮。
汉元帝时期的安定五官掾张辅，“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下狱之后，获其赃款百余万。汉成帝的国舅爷王立，勾结南郡太守李尚，侵夺垦草田数百顷，私吞公款超过一亿，创下西汉朝贪污款额的纪录。凿壁偷光、苦读成才的丞相匡衡竟然也是个大贪官，“专地盗土”四百余顷，收取田租谷千余石，值十金以上。
贪腐横行，使得帝国从上到下，散发出一股腐烂的臭味。吏治彻底崩溃，政府完全失去公信力，民心思变。结果外戚王莽趁火打劫，篡国改政，怪胎王朝——“新”哇哇坠地。
新朝更是一个不堪一提的荒谬皇朝，吏治就像被一阵飓风卷过，极端混乱，短短十五年，从头到尾与贪腐为伍。农民暴动此起彼伏，绵绵不绝，终于将处处藏污纳垢的新朝埋葬在历史的最深处。
经过战火和热血的洗涤，东汉帝国在一片废墟上崛起了。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恢复衰敝的社会经济，故而实行仁政，释放奴婢，省刑薄敛，黜奢崇俭等等。特别是公元39至40年间（建武十五、十六年）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度田”“检籍”——土地登记和人口普查，打击不法的地方势力，掀起了一次反腐浪潮。
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本。土地问题永远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问题。从战国时期商鞅“废井田，开阡陌”被五马分尸，到李闯王杀入北京城时高喊“均田免赋”，到洪教主信誓旦旦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再到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最后到农民翻身得解放的土改运动，数千年来压在亿万人民心头最沉重的巨石块这才坠落消失。
新朝皇帝王莽篡政之后，曾经天真地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土地问题，宣布恢复井田制。这一复古逆流严重损害了既得利益者，遭到无数人的重拳打脸，结果王莽头颅高悬城墙头上，连舌头也被切成碎片，做了下酒菜。王莽的教训告诫后来的当权者，土地问题非儿戏，万万碰不得。
东汉建立初期，土地问题也成为光武帝最头大的难题。地方豪强不但没有在如火如荼的农民暴动中被打倒，反而坐收渔利，大肆兼并土地。大量失去耕田的农民变成流民，不得不像一条忠实的哈巴狗，依附在主人身旁。如此一来，耕田和劳动力都集中在地方豪强手中，朝廷要征收赋税，结果上缴的寥寥可数；皇帝要征兵打仗，结果抓不到几个壮丁。
为了扭转困局，公元39年，光武帝诏令“度田、检籍”——下达红头文件，核实各地的垦田面积和户口清查。光武帝目的只有一个，全面摸清家底，掌握国情国力。
但是“度田、检籍”诏书一下到地方，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地方领导——各郡的刺史、太守根本就不买中央政府的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借着“度田”的名义，把老百姓都赶到田里去，还将房屋、村落都当做耕地来丈量，卑鄙地嫁祸于人。老百姓走投无路，只好在大道上搭起帐篷，如丧考妣般的哭哭啼啼、呼天抢地，甚至围殴前来清查的官员。
各地派人进京汇报工作时，光武帝看到陈留郡的文书上有一句话，“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意思是颍川、弘农两郡可以“度田”，河南郡、南阳郡就不行。
光武帝越瞧越糊涂，问陈留郡的官员，文书谁给的？
死鸭子嘴硬！光武帝龙颜震怒，要把他宰了。此时汉明帝刘庄才十二岁，他躲在幕后冷不防冒出一句话：这是陈留郡守教给他一个清查垦田的原则。
光武帝还是稀里糊涂，那为啥说河南、南阳就不行？
刘庄解释说，河南郡是京城所在地，那儿住着天子近臣。南阳郡是皇帝的老家，那儿住着皇亲国戚。他们广占耕田、宅邸豪华，大大超标，谁敢去惹他们？(www.xing528.com)
光武帝二话没说，马上派出纪检人员，到各地去突击检查。重点查处在“度田、检籍”中弄虚作假、作奸犯科的二千石以上官员（省部级以上高官）。这一场雷厉风行的反腐斗争战果赫赫，挖出了一大批超级蛀虫。
公元39年（建武十五年）十一月，查出大司徒（国土部长）欧阳歙在担任汝南太守时贪污千余万，光武帝立即将他打入大牢。此人博学多才，门生遍及于世，是个名动天下的大儒学家。一听说欧阳歙被抓起来了，儒生们群起激昂，门徒一千余人全部集合在皇宫门外静坐示威，有人甚至断发抗议。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此的热血男儿，不禁令人想起绝食断指反日的韩国义士。
更有一个十七岁的愤青叫礼震，从山东平原风尘仆仆跑到洛阳去，自绑双手，上书光武帝，痛陈一旦杀了欧阳歙，后果不堪设想，“上令陛下获杀贤之讥，下使学者丧师资之益。”要替欧阳歙殉身。
天下儒生誓死捍卫欧阳歙的生命，大有欧阳歙不存，地球就有停止运转之势。光武帝却不为所动，眼皮眨也不眨，抓大老虎，越是名人越应该狠打。结果欧阳歙命丧监狱中。
第二年九月（建武十六年），又查出河南尹张伋、东平相王元等地方郡守十余人，在“度田”中隐瞒垦田数额。光武帝铁青着脸，张伋、王元等全都下狱论死。一次就干掉十来个郡守，如此狠心任性的反腐行动，还真是史上罕见。
除了处以极刑的张伋、王元等外，还有大批因度田不实的地方高官遭到召回或免职处分。如东海相鲍永和琅邪太守李章被召回洛阳、河内太守牟长被免职等等。搞得那些豪族大姓、兵长风声鹤唳，唯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遂铤而走险，煽动依附的农奴发动叛乱，准备用枪杆子维护自己的剥削本钱和既得利益。
由“度田、检籍”引起的反贪风暴，终于触发了一场激烈的武装斗争。叛乱者不但凶残，到处烧杀抢掠、捣毁官府、戕害长吏（秩四百石至二百石的县级官员）；而且狡猾，平叛部队一到，乱军就化整为零，平叛部队一走，乱军又化零为整，继续为非作歹，祸害世间。
因土地问题而反腐，因反腐而导致叛乱，可见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差异和冲突已到了无法调解的地步，反腐成败攸关政权的生死存亡。
不度田、不检籍，就无法解决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不反贪不反腐，就无法严格执行“度田、检籍”。不平定武装叛乱，就无法彻底地反贪反腐。
光武帝反应迅速，一听到叛乱的消息，立即制定出剿抚并用的平叛方案。十月，派人到叛乱最严重的地方去，宣布两条法令。
第一条，“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借以瓦解分化叛军。
第二条，“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擒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曾经对叛军回避、纵容、相互推诿的官员概不追究，今后只看他消灭多少叛军。但那些包庇、藏匿叛军的一律严惩不贷。
法令一下，叛军内讧不断。各级官员争先恐后奔赴战场，不到一个月，叛乱平息。光武帝把那些叛军头目——大姓、兵长都转移到其他郡去，给田给地，让他们安居乐业。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度田、检籍”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大乱之后有大治。经过这次平叛，那些不法的地方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吏治上“勤约之风，行于上下”，勤政廉政蔚然成风。由于实施“度田、检籍”，户口增加，经济得以繁荣，终于有“光武中兴”，再次验证了反腐倡廉国必昌盛这条千古颠扑不破的真理。光武帝也被誉为历史上能够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唯一君主（南怀谨如是云）。
光武帝的儿子汉明帝刘庄、孙子汉章帝刘炟继承光武帝的衣钵，不停地挥舞着反腐大棒，朝政清明、经济繁荣，国势蒸蒸日上，史称“明章之治”，东汉帝国进入全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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