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的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分配论体系

李嘉图以功利主义为出发点，建立起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他指出，决定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有活劳动，还有投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

李嘉图谈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只是为了说明价值规律的例外，即工资率影响价格的各种情况。

他的糊涂观念从一开始就轻率地显现出来：

“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这种差别，和这两种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的这种多样性。”

试问，这两种资本又是什么呢？回答是：

“维持劳动的资本和投在工具、机器和建筑物上的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也是多种多样的。”

正是这种多样性，使得柯布（美国数学家）与道格拉斯（保罗·道格拉斯，美国经济学家）能够将这两种资本进行产出的回归分析，得出现代庸俗经济学中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2]。倘若这种结合的比例只有一种可能，那么柯布和道格拉斯的回归分析就会因完全共线性而失误。值得关注的是，李嘉图肯定地认为劳动力与固定资本之间是“比例”关系，而不是现代庸俗经济学所谓的“替代”关系。

因此，固定资本=劳动资料，流动资本=投在劳动上的资本。然而，李嘉图说的“维持劳动的资本”是从亚当·斯密那里抄袭来的陈词滥调。亚当·斯密一方面将流动资本与可变资本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混为一谈；另一方面，由于对立是从流通过程产生的，于是就出现了双重错误。价值增殖过程不是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中产生，这是亚当·斯密一贯的混乱。

第一，李嘉图将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差别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组成的资本构成的差别等量齐观。但是，前一种差别在考察价值增殖过程时，只涉及生产资料的一定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方式；在考察流通过程时，只涉及所投资本的更新时期，或者从另一角度考察，只涉及资本预付的时期。而后一种差别则相反，决定着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差别。如果我们仅从已有现象出发来考察，那么，这两种差别事实上就合二为一了。当社会剩余价值在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中间进行分配时，资本的不同预付期间的差别与资本的不同的有机构成，对于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和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都发生同等重要的作用。不同预付期间的差别体现在固定资本上，表现为不同寿命；资本不同的有机构成表现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不同流通。

第二，从流通过程来看，一方面是劳动资料，即固定资本；另一方面是劳动材料和工资，即流动资本。但从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来看，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即不变资本；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即可变资本。然而，在同一价值量的不变资本中，劳动资料与劳动材料的多或少，对资本的有机构成而言，是毫无影响的。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与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的比例。反之，从流通过程来看，也就是从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来看，一定价值量的流动资本是按怎样的比例分为劳动材料和工资，也同样毫无影响。从这样一个观点看，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归在同一范畴，是与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相对立的；从另一个观点看，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和投在劳动材料上的资本归在一起，则与投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相对立。

李嘉图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最初是交易所的证券经纪人，后受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的影响，对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其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货币和价格，并对税收问题也有一定的研究。

这样，在李嘉图那里，投在劳动材料（包括原料和辅助材料）上的资本价值并未出现在任何一方。这就是说，它完全消失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它不适于放在固定资本中，因为在流通方式上，它与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它也不适于放在流动资本中，因为如此一来，从亚当·斯密那里继承下来并被毫无声息地保留着的那种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对立等同起来的做法，就讲不通了。李嘉图具有丰富的逻辑本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在他那里，这部分资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里必须指出，资本家投在工资上的资本，以政治经济学的语言表达就是一种预付，其期限是依资本家支付一次工资的时间而定。例如每周、每月，或是每三个月。然而，实际情况却相反。预付是工人按一周、一个月或三个月，将自身的劳动预付给资本家，并且还要看他是否是每周、每月，还是每三个月得到一次工资而定。如果资本家是购买劳动力，而不是事后支付劳动力的报酬，也就是说，如果他是按每日、每周、每月或每三个月给工人预支工资，那才谈得上按这个期限进行了预付。既然他是在劳动已经持续数日、数周、数月之后才支付，就不是购买劳动，不是按劳动要持续的时间支付。工人以劳动形式对资本家的预付，竟然变为资本家以货币形式对工人的预付，所以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颠倒。至于资本家根据制造产品与产品流通所需时间的长短，需要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才能够从流通中实现产品本身的价值或收回它的价值（加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那丝毫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然而，事实却相反，我们通常所见的是：资本家已经得到了商品的预付款，也就是说，他们已预先实现了产品本身的价值，其中自然包含着他赚到的剩余价值，但他依然要等工人完成产品一段时间之后才支付相应的工资；甚至，有时已将产品卖出，并收到货币，还要拖延很久才支付工人的工资。商品的买者想怎样处置商品，这与卖者毫无关系。我们看到，资本家在购买机器时，不会因为一次性全部预付它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逐渐从流通中流回，就能使资本家廉价地得到机器。同样，资本家购买棉花时，也不会因为它的价值会全部加入由它制成的产品的价值，从而由一次产品的出售全部得到补偿，就对棉花支付较高的价钱。

可变资本的特征是：一个一定的、既定的资本部分，一个既定的价值额与一个会自行增殖、会创造价值的力即劳动力相交换。前者是工资，其本身是不变的，所以是既定的；后者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不仅再生产自身的由资本家支付的价值，而且同时生产剩余价值，即原本不存在的、并非以等价物买来的价值。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的这个具有特征的属性，使这部分资本作为可变资本而和不变资本完全不同。这样，如果只是从流通过程来考察，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就作为流动资本而与投在劳动资料上的固定资本相对立，那么，这一属性就会消失。

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投在工资上的资本，这时就会在流动资本项目内与不变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投在劳动材料上的部分）合在一起，而与不变资本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部分）相对立。在这里，剩余价值，也就是那个使所投价值额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就会完全被忽视。同样，下列事实也被忽视了：由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加进产品的那部分价值是新生产的，也是实际再生产的；而由原料加进产品的那部分价值却不是新生产的，不是实际再生产的，只是维持、保存在产品价值中，因而只是作为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再现出来。

“酒桶”雕刻

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各自使用的全部资本，合起来形成社会总资本，它们都是由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组成。图中的这个保存于柯尼希施泰因的18世纪的巨大“酒桶”雕刻，既是消费资本，又是不变资本。

现在，从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观点看，区别就在于：一方面，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价值只是部分地加入商品价值，从而也只是部分地由商品的出售得到补偿；另一方面，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劳动力和劳动对象（原料等）的价值却全部加入商品价值，从而也全部由商品的出售得到补偿。就这点而言，从流通过程看，资本的一部分表现为固定资本，另一部分则表现为流动资本。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都是一定量预付价值向产品的转移以及这个价值由产品的出售得到的再补偿。那么，现在的区别只是在于：价值转移，从而价值补偿，是部分地、逐渐地进行呢，还是一次性进行？如此一来，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间决定性的区别就被抹杀了，剩余价值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即一定的价值与体现这些价值的物品借以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也同样被抹杀了。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就只余下流通方式的区别，而商品流通当然只与已有的、既定的价值相关；而投在工资上的资本与投在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上的资本则共有一种特别的流通方式。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能地坚持亚当·斯密的做法，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范畴相混同，并且不加批判地在一个世纪中一代代沿用下去。流动资产除了投在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外，还包含非生产资本的流通资本，如货币与已经生产出来还未售出的产品及一些债权等，但并不包括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投在工资上的资本，与投在原料上的资本是毫无区别的，我们仅在形式上看它是部分地、还是全部一次性地通过产品而流通。因此，当我们理解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的基础，也就进一步理解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运动的基础。

对李嘉图而言，不加批判地接受亚当·斯密的这种混同，不仅给以后的辩论者带来困扰，对亚当·斯密造成很大的困扰，也给他自己带来了更大的困扰，因为他与亚当·斯密相比，更合乎逻辑地、鲜明地阐述了价值与剩余价值。事实上，他只是维护了亚当·斯密的内在部分，而反对他的外在部分。

重农学派是没有这种混同的。“年预付”和“原预付”的区别，只是关系到资本不同组成部分的不同再生产时期；而且资本又是专指农业资本。至于关于剩余价值生产所持的见解，则是他们理论中一个与这种区分无关的部分，并且是他们作为自己理论的要点提出的。他们并非从资本本身来说明剩余价值的形成，而是认为只有在资本的一定生产领域，即农业中才形成剩余价值。

在可变资本的定义中，本质的东西是：资本家用一个一定的、既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变的价值量与创造价值的生产力相交换；用一个价值量与价值的生产、自行增殖相交换，从而将定义扩大到对任何一个价值额转化为资本的范围。资本家无论是用货币还是生活资料支付工人工资，都不会影响这个本质的规定。因为，这样只是改变资本家所预付价值的存在方式：在某一场合，这个价值以货币形式存在，工人用这些货币到市场上购买生活资料；在另一场合，它以生活资料的形式存在，供工人直接消费。事实上，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货币支付工人报酬为前提，就如它总是以用流通过程作为媒介的生产过程为前提，从而以货币经济为前提一样。但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致使预付价值额的资本化，既不是产生于工资的或投在购买劳动力上的资本的货币形式，也并非产生于它的实物形式。而是产生于价值与创造价值的力的交换和一个不变量到一个可变量的转化。

李嘉图认为，劳动资料固定程度的大小，取决于它的耐用程度，也就是取决于一种物理属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资料损耗的快慢，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的时间的长短，要根据劳动资料的耐用程度而定。然而，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绝不仅仅由这种耐用的物理属性决定。如，金属工厂中的原料和用来进行生产的机器一样耐用，甚至比这种机器上的某些由皮革、木头等构成的部分更为耐用。但是，用作原料的金属仍然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而用同一金属制成的执行职能的劳动资料可能正是固定资本的一部分。因此，同一种金属在一个场合归入固定资本项目内，在另一场合归入流动资本项目内，并不是因为物质的物理性质或金属损坏的快慢程度不同，而是由金属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决定的：在一个场合它是劳动对象，在另一个场合则是劳动资料。

作坊工人

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也属于流动资本。它由劳动力创造，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价值，并随着产品的出售转化为货币。如果要使生产过程连续不断地进行，这些货币就必须作为可变资本用来继续购买劳动力，从而完成它的一次周转。图为16世纪西西里一家用甘蔗制糖的小作坊，工人们正在辛勤地工作着，他们为资本家创造了再次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

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划分

固定资本是指以厂房、机器设备等劳动资料存在的那部分生产资本；流动资本是指以原材料、燃料等劳动对象形式存在的和以形式劳动力存在的那部分生产资本。前者是为了考察资本运动速度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后者是揭露剩余价值的来源。二者的划分如上表所示。

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料的职能，平均地说，总是要求劳动资料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在不断创新和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物质的耐用程度是由它的职能所规定的。但是，由它制成的物质的耐用性本身，却无法使它成为固定资本。同一种物质，若是原料，就只能成为流动资本；而在那些将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区别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混同起来的经济学家眼中，同一种物质、同一台机器，作为产品是流动资本，作为劳动资料则是固定资本。

虽然使劳动资料成为固定资本的因素，不是用耐用的物质制成的，但它作为劳动资料所起的作用，则要求它应该由比较耐用的材料制成。这样，材料的耐用性是它执行劳动资料职能的一个条件，从而也是使它成为固定资本的流通方式的物质基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作为劳动资料的物质，其损坏的快慢程度不同，使它具有的固定性的大小程度也不同。因此，劳动资料与它作为固定资本的性质就这样非常密切地联系到了一起。

既然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仅仅是从流动资本的观点来加以考察，也就是与固定资本对立起来加以考察的，继而又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混同起来。那么，自然就像劳动资料的物质现实性是它的固定资本性质的重要基础一样，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的物质现实性得出它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的性质，然后再由可变资本的物质现实性规定为流动资本。

现在，很清楚，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的现实物质是劳动本身，是发挥作用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力，是活的劳动。资本家用死的、物化的劳动即工资来与它交换，将其并入资本。只有这样，他手中的价值才会转化为一个自行增殖的价值。但是，资本家并不出卖这种自行增殖的力。对资本家而言，这种力与他的劳动资料一样，始终只是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而绝非他所出售的成品那样，是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如此一来，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料就被当做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作为固定资本与劳动力相对立。

同样，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也不是作为流动资本与劳动力相一致。从劳动过程的观点看，二者都是作为物的因素与作为人的因素的劳动力相对立；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看，二者则是作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相对立的。或者，如果在这里指的是那种影响流通过程的物质差别，那么，这种差别只在于：从价值的性质和从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性质中得出，劳动力在它执行职能期间不断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劳动力方面，它表现为运动，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东西；在劳动力的产品方面和静止的形式上，它又表现为已经创造的价值。当劳动力发生作用之后，资本就不再是一方面由劳动力、另一方面由生产资料构成了。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此时已经加到了产品中的价值。为了使过程反复进行，产品必须出售，由此得到的货币又要不断地重新购买劳动力，并将它并入生产资本中。于是，这就使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与投在劳动材料等上的资本一样，取得了与仍然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的性质。

相反，如果将流动资本的这个次要的、为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与一部分不变资本（原料和辅助材料）所共有的规定，错误地看作是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的本质规定，或是不变资本的本质规定，看作是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全部转移到由于消费了劳动力而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去，而并非如固定资本那样部分地逐渐转移到产品中去，因而必须全部以产品的出售才能获得补偿，那么，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在物质上也就必然不会由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构成，而是由工人用工资购买的各种物质要素构成，也就是由进入工人消费的社会商品资本构成，即由生活资料构成。若是这样，就必然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固定资本是由损坏得较慢，因而可以补偿得较慢的劳动资料构成，而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则是由必须补偿得较快的生活资料构成。

前往工厂的资本家

固定资本有着不同的寿命。马作为活的劳动工具，它的损耗是以丧失使用价值的平均程度进行的，它有一定的平均寿命，它为这段时间实行全部预付，一旦丧失劳动力，它的主人就会用一匹新马来替换它。图中，衣着华丽的资本家正乘坐私人马车前往工厂。(www.xing528.com)

然而，损坏快慢之间并没有清楚的界限。

“工人消费的食物和衣服，他在其中从事劳动的建筑物，以及劳动时使用的工具，都是会损坏的。但，这些不同资本的耐用时间却有极大差别，如，蒸汽机比船耐久，船比工人的衣服耐久，工人的衣服又比他所消费的食物耐久。”

在这里，李嘉图遗漏了工人居住的房屋、家具以及消费工具如刀叉器皿等等，这些都具有与劳动资料同样的耐久性。但是，同一类物品，在这里表现为消费资料，在那里却表现为劳动资料。

李嘉图在谈到区别时说：

“有的资本损耗得快，必须经常再生产，有的资本消费得慢，根据这种情况，就有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之分。”

他还加了一个注解：

“这种区分不是本质的区分，不能划出明确的界限。”

如此一来，我们又幸运地回到了重农学派那里。在他们看来，“年预付”和“原预付”的区别就是消费时间上的区别，因而，也就是所使用资本的再生产时间上的区别。不同的是：在他们那里成为社会生产上的重要现象，并且在《经济表》[3]中与流通过程相联系的事情，在李嘉图这里却成了一种主观上的区别，如他自己所言，成了一种多余的区别。

既然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与投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的区别，只在于它的再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既然前一部分由生活资料构成，后一部分由劳动资料构成，那么，前者区别于后者的就只是损坏得快，而且前者本身在损坏的快慢上也是不同的，所以，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与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之间的任何独特的区别，就自然而然地被抹杀了。

李嘉图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的耐用程度区别论，与他自身的价值学说完全矛盾，也同他的实际上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利润理论完全矛盾。这是因为：他考察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一般只是限于说明：同量资本投在不同生产部门时将会分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而这两种资本的不同比例对价值规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而由这种情况引起的工资涨落，又会对价格发生多大变化。我们看到，即使在这种有限的研究中，由于他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混同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也犯下了极大的错误。实际上，他的研究是从完全错误的基础上出发：

第一，既然他将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列入流动资本项目内，那么对流动资本本身的规定，就作了错误的阐述。特别是对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这就是他将其列入这个项目内作为条件的原因。

第二，他将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是可变资本这一规定，同它是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的那一规定混同了。

事情本来很清楚，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是流动资本这一规定，但在这个规定中，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独特区别被抹杀了。因为根据这个规定，一方面，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与投在原料等上的资本具有同等意义；它使一部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合二为一的这个项目，完全忽视了那种与不变资本相对立的可变资本的独特的区别。另一方面，投在劳动力上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这两部分资本虽然已经互相对立起来，但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它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参加价值的生产，而是它们仅仅在不同的时间内将它们既定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

人性的异化

下图为著名演员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的剧照。资本家的贪婪、工人意识的不自觉使得那个时代的管理环境没有关怀、没有休养生息，也没有对人的尊重，有的只是资本家对利润无休止的追逐，导致工人长期劳累与精神紧张。卓别林塑造的这个因无间歇的劳作而疯狂的舞台形象正是这一时代的写照。

所有这样的场合中，问题都是：投入商品生产过程的既定的价值，不管它是工资、原料的价格，还是劳动资料的价格，关键是它们是怎样转移到产品中去，并通过产品而流通的，又是怎样通过产品的出售回到它的起点，即得到补偿的。问题的实质就在于这个“怎样”才是它们唯一的区别说，在于李嘉图未曾发现的这个价值转移、从而流通的特殊方式。

在这里，我们还发现：预先由契约规定的劳动力价格，无论是用货币支付，还是生活资料支付，在任何一种场合，它都是一个既定的价格，性质也不会改变。只是，当工资用货币支付时，货币本身不会以生产资料的方式进入生产过程。也就是，不会如生产资料那样，使价值与物质都进入生产过程。但是，倘若将工人用工资购买的生活资料直接作为流动资本的物质形式和原料等一起列入项目内，并与劳动资料相对立。那么，事情就会出现另一种情形：一些物品即生产资料的价值在劳动过程中转移到产品中，另一些物品即生活资料的价值则在将其消费掉的劳动力中再现，并通过劳动力的作用同样转移到产品中去。然而，无论哪种场合，都是生产中预付的价值在产品中的单纯再现。我们看到，重农学派正是信守这一点，才否认工业劳动会创造剩余价值。而现代庸俗经济学则以为，长期利润为零。例如，威兰德在我们曾经引用过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一段话中说道：

“资本以怎样的形式再现是无关紧要的……人们生存和安乐所必需的各种食物、衣服和住房同样会发生变化。它们时时被消费掉，而它们的价值……被再现出来。”

于是，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形式预付到生产中去的资本价值，在这里都同样再现于产品的价值中。如此一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就变成一个难以解释的东西，而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起源，也完全被掩盖了起来。

到这里，资产阶级经济学特有的拜物教也就完成了。这种拜物教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获得的社会经济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出来的性质。例如，劳动资料是固定资本这一定义，是一个引起矛盾与混乱的经院式定义。我们在第一卷论述劳动过程时已经指出，各种物质组成部分究竟是充当劳动资料、劳动材料还是产品，完全取决于它们在一定劳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职能。

同样，劳动资料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成为固定资本：第一，生产过程一般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因而生产资料即是资本；劳动资料才具有资本的经济规定性即社会性。第二，劳动资料以一种特殊方式将其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否则，它们仍是劳动资料，而非固定资本。同样，肥料之类的辅助材料虽然不是劳动资料，但是如果它按照与大部分劳动资料相同的特殊方式来转移价值，也会成为固定资本。可见，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将各种物品加以归类的定义，而是在于表现为一定范畴的一定职能。

在一切情况下，如果认为生活资料本身都具有成为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的属性，那么，“维持劳动”也就成为了这种“流动”资本的性质。于是，就会认为如果生活资料不是“资本”，就无法维持劳动力。其实，生活资料的资本性质，恰好使生活资料具有这样一种属性，即通过他人的劳动来维持资本。

如果生活资料本身是流动资本，就会进一步得到结论：在流动资本转化为工资后，工资的多少取决于工人的人数和一定量的流动资本的比例。而这正是经济学家常用的论点。事实上：工人从市场上获取的生活资料量与资本家占有的供自身消费的生活资料量，取决于剩余价值和劳动价格的比例。

伦敦贵族的生活

英属北美殖民地刺激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殖民扩张必须与运输业、造船业联系起来。贩奴、走私或正常合法的进出口交易，都依赖于航海交通。造船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缩短了劳动期间。所以，殖民地的各种产品，如咖啡、茶和巧克力等，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人们时尚的饮食日用品。图为18世纪的伦敦贵族安然享受咖啡的情景。

李嘉图的理论中总是将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关系，混同于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的关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混同使他对利润率的研究走上了怎样的歧途。

不仅如此，李嘉图还将在周转中由其他原因产生的区别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相等同：

“还必须指出，流动资本流通或流回到它的使用者手中的时间可以极不相等。租地农场主买来做种子的小麦，与面包业主买来做面包的小麦相比，是固定资本。前者将小麦播在地里，要等一年后才能收回；后者将小麦磨成面粉，制成面包卖给顾客，一周之内就能自由地用他的资本重新开始同一事业或开始其他事业。”

在这里，小麦具有的特征是：虽然它作为谷种充当的是原料而不是生活资料，但是：①由于它本身是生活资料，因此属于流动资本；②由于它流回的时间要经过一年，因此，又属于固定资本。可见，使一种生产资料成为固定资本的，不只是流回的快慢，还有价值转移到产品中的一定方式。

由亚当·斯密造成的混乱，引起了如下结果：

第一，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被混同于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区别。例如，同一台机器，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时，是流动资本，一旦进入生产过程，就成为固定资本。在这里，你根本无法理解一种资本为什么会比另一种资本更为固定或更为流动。

第二，一切流动资本，都与投在工资上的或将要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等同起来。约翰·斯·穆勒等人就是如此。

第三，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区别已经同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的区别相混同，致使最后完全归结为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的区别。而这些，在巴顿、李嘉图等人那里早已混同，后来到拉姆赛那里就更是如此。在拉姆赛看来，一切生产资料、原料等都与劳动资料相同，属于固定资本，只有投在工资上的资本才是流动资本。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归结，致使我们再也无法分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真正区别了。

第四，最近一些英国经济学家，特别是苏格兰的经济学家，他们用银行伙计难以形容的偏见来看待一切事物，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变成了“随时可以提取的存款”和“预先通知才可以提取的存款”的区别。麦克劳德、帕特森等人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