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和大工业：机械力取代人力，水力和飞轮的应用

资本家使用机器时，首先打着让妇女和儿童参加劳动的旗号。这样一来，大量的女工和童工进入生产领域，使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发生了极大变化，资本家也随之扩大了剥削范围。

资本家使用机器的目的，与使用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和目的一样，都是为了缩短工人为自己消耗的工作日时间，以便相对延长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劳动时间。穆勒（约翰·穆勒，1806～1873，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工作辛劳。”机器的本质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又一种手段。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分工为起点，在大工业中则是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因此，首先应该研究劳动资料怎样从工具转化为机器，或者说，机器同手工工具有什么区别。

一些数学家和力学家说，工具就是简单机器，而机器就是复杂的工具。部分英国经济学家也重复着这种说法，他们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因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没有丝毫意义。

所有发达的机器都是由发动机、传动机、工具机或工作机这三个具有本质区别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为整个机器输送动力，并且可以自己产生动力，如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等，也可以接受某种现成的自然力的推动，如水车受落差水推动，风磨受风推动等；传动机调节或在必要时改变机器运动的方式，将动力传送到工具机上。这两个部分都是为了把动力传送到工具机上，使工具机抓住劳动对象，并按一定的目的进行改造。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向机器生产过渡时，仍然以工具机为起点。

珍妮纺纱机

18世纪中期，英国商品越来越多地销往海外，手工工场的生产已供应不足。为了提高产量，人们想方设法改进生产技术。18世纪60年代，织布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一种名为“珍妮机”的手摇纺纱机。“珍妮机”一次可以纺出许多根棉线，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图为一名女工正在使用珍妮机纺纱。

纺织厂内景

18～19世纪，经过工业革命后，机器在生产中广泛应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凭借机器化大生产，最终战胜封建经济和小商品经济，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图为19世纪一家采用机器生产的纺织厂内景。

工具机或真正的工作机大体还是以前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虽然它们在形式上有了很大变化。但是，现在工具机已不再是人的工具，而是机械工具。工具机是这样一种机器，它通过适合的运动，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一系列操作。至于动力的来源，不管是来自于人还是其他机器，都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人能够同时使用的工具数量会受到他自身器官数量的限制。例如，在德国曾经有人试图让一个纺纱工人脚踏两架纺车，但要一个人双手双脚同时劳动太困难了，因此未能成功。尽管后来有人发明了脚踏的双锭纺车，但能够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能手几乎没有。后来，当工具机问世后，同一工具机同时使用工具的数量从一开始就摆脱了人的器官限制。例如，有一种叫珍妮机的工具机，它在工作时可以使用12～18个纱锭，而织袜机可以同时使用几千枚织针。

作为单纯动力的人和作为真正操作工人的人之间的区别，在许多手工工具上表现得相当明显。如脚在纺车上只起动力的作用，而在纱锭上则从事着纺纱操作。

17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明的蒸汽机，一直使用到18世纪80年代初，其间并未引发工业革命。而工具机的出现，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一个机器代替只能使用一种工具的工人，这个机器同时使用多种工具作业，由一个单纯的动力来推动，而这个动力的具体形式并不重要。

在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人的作用除了从事用眼看管机器或用手纠正机器的差错劳动外，还发挥着纯机械的动力作用。而那些原本只是被人当作简单动力的工具，如推磨、抽水、拉风箱、捣臼（舂米的器具）等，却最早采用了以牲畜、水、风作为动力。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甚至更早，这些工具中的一部分就已经发展成为机器，但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新。例如，19世纪初荷兰人用来抽干哈勒姆湖[6]水的水泵，就是按普通唧筒的原理设计的，不同的是，它的活塞是用巨大的蒸汽机来推动而不是用人手。在英国，现在还有人通过把铁匠用的那种普通风箱的把手与蒸汽机相连，使之变成机械风箱。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把工具作为动力并作用于工具机时，那种完全用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十分罕见了，比如风、水、蒸汽等就可以代替人力。当然，这种变更往往会使原本单纯以人为动力的机械在设计上发生重大的技术变化。

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代替一个个单独使用工具的工人，它使用许多同样或同种的工具一起工作，并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何种形式。工作机规模的扩大和工具数量的增加，还需要较大的发动机。而这个机构要克服它自身的限制，就必须要有比人力更强大的动力，因为人力是产生一致运动与连续运动的不完善工具。假定人只是充当简单的动力，而工具机已经代替了工具，那么，现在自然力也可以作为动力代替人。在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所有动力中，马力是最糟的一种，一方面是因为它有自己的头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价格十分昂贵，并且在工厂内使用的范围有限。但在机器大工业的初期，马经常被使用，直到今日，仍然有人用马力来代替机械力。而风作为动力，很不稳定，又难以控制。此外，在机器大工业的发源地英国，早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水力就已经得到普遍的应用。17世纪，有人试图用一架水车来推动两套磨，但当时，传动机规模的扩大与水力不足发生了冲突，这也是促使人们更精确地去研究摩擦规律的原因之一。同样，靠磨杆一推一拉来推动的磨，其动力的作用也是不均匀的，由此又引出了飞轮的理论和应用。飞轮在以后的机器大工业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机器大工业最初的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就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发展起来的。阿克莱的环锭精纺机最初便是以水为动力，但水力作为主要动力有许多局限。水不能随意增高，缺乏时也不能及时补充，有时甚至完全枯竭。更主要的是，水完全受地方限制。直到瓦特发明第二种蒸汽机即双向蒸汽机后，才找到了一种原动机，这种原动机消耗煤和水而自然产生动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既可以移动，又可以作为动力推动的一种手段，还可以在城市广泛使用，不像水车只能在农村使用。1784年4月，伟大的发明家瓦特在他所取得的专利说明书中，并没有把他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只说它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他在说明书中指出的蒸汽机的用途例如蒸汽锤等，是过了半个多世纪才被采用的。当时，瓦特曾怀疑蒸汽机能否应用到航海上。1851年，瓦特的后继者博耳顿-瓦特公司在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专门用于远洋轮船的最大蒸汽机。

发明家和工业革命的先驱——瓦特

瓦特是英国著名的发明家，工业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他于1776年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之后又经过一系列的重大改进，使之成为“万能的原动机”，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他开辟了人类利用能源的新时代。

在工具由人的肌体变为机械装置即工具机以后，发动机才摆脱了人力的限制并取得了完全独立的形式，于是，我们所考察的单个工具机，就成为机器生产的一个简单要素。现在，一台发动机可以同时带动多台工作机，随着被同时带动的工作机数量的增加，发动机也在增大，而传动机也随之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装置。

用机器制造机器最重要的生产条件，是要有能提供充沛的动力并完全受人控制的发动机。而蒸汽机就是这样的机器。劳动资料要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形式，必须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运用科学技术来代替经验中得到的成规。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部分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它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不管是在简单协作中，还是在因分工而产生的专业协作中，社会化的工人排挤单个工人的现在，依然存在着偶然性，而机器只有通过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会起作用。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已经成为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

我们知道，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是不须耗费资本的；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也不会耗费分文。但正如人呼吸需要肺一样，若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手的创造”。比如说，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需要蒸汽机。利用自然力是这样，科学研究也是如此。

机器大工业时期，工具并没有被机器排挤掉，只是它由人的机体发展成为由人创造的机器。现在，资本家已经不需要工人用手工工具去做工，而是要他们用会自行操纵工具的机器做工。机器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从而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以这种方式提高生产力并不是通过增加劳动消耗换来的。作为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机器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当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上时，机器的价值便得以体现。机器不是使产品的价值变大，而是按照它自身的价值使产品增殖。显然，作为大工业时期特有的劳动资料的机器，其价值要比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时期的劳动资料大得多。

虽然机器总是全部进入劳动过程，但只有部分能进入产品的价值增殖过程。它附加于产品中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因为磨损而平均丧失的价值。因此，机器的价值和机器定期转移到产品中的那一部分价值，有着很大差别。同一种机器在同一劳动中反复使用的时间越长，这种差别就越大。我们已然知晓，所有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资料或生产工具，虽然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但始终是根据它每天的平均损耗而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使用和磨损这两种差别，在机器上比在工具上大得多，因为机器是由比较坚固的材料制成的，寿命较长。同时，在使用机器时必须严格遵照科学规律，能够更多地节约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减少消费资料的消耗。另外，机器的生产范围比工具的生产范围更加广阔，如果我们不计算机器和工具每天的平均费用，即不计算它们每天的平均损耗和因机油、煤炭等辅助材料的消费而附加到产品上的那些价值，那么，机器和工具的使用是不需要花费代价的，这和使用未经人类加工就已然存在的自然力完全相同。机器的生产作用越是大于工具，它无偿服务的范围就越广。只是在机器大工业时期，人们才学会使自己已经过去的、物化的劳动产品大规模地、像自然力那样无偿地发生作用。

在考察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我们发现，共同消费某些生产条件比单个工人分散消费的生产条件要节约，因而能使产品更便宜。在机器生产中，不仅一个工作机的许多工具可以共同消费一个工作机，而且许多工作机可以共同消费同一个发动机和一部分传动机。

如果机器的价值和机器转移给每日产品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固定不变，那么，这个价值部分使产品变贵的程度，就取决于产品的数量。

如果工作机的作用范围固定不变，也就是说，工作机的工具数量已定或工具的规模已定，产品的数量便取决于工作机工作的速度。

如果机器转移给产品的价值比率已定，这个价值的大小就取决于机器本身价值的大小——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越少，它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也就越小。它转移的价值越小，生产效率也就越高，其服务也就越接近自然力的服务。如果用机器生产机器，会使机器的价值相对其规模和作用而言有所降低。

比较一下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价格，普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机器大工业中，产品由劳动资料转移而来的价值组成部分的相对量增大了，但绝对量减少了。就是说，如果生产一台机器所费的劳动，与使用该机器所节省的劳动相等，那么，生产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总量并没有减少，或者说，劳动生产力并没有得到提高，这只是一种劳动形式的变换而已。但是，机器所耗费的劳动与它所节省的劳动之间的差额，或机器生产率的高低，并不是由机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工具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来决定的。只要机器所耗费的劳动即机器附加在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小于工人用自己的工具追加到劳动对象上的价值，那么，这种差额就会一直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

机器制衣

作为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机器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当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上时，其价值便得以体现。如果工人使用缝纫机生产衣服，那衣服的价值就包含了机器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

例如，用蒸汽机推动的450个自动走锭精纺机纱锭及其附属设备，需要用两个半工人，一个自动走锭精纺机[7]纱锭在10小时的工作日里可纺出13盎司棉纱，那么，两个半工人用一周时间可以纺出大约366磅棉纱。就是说，366磅棉花在变为棉纱时，只需150个劳动小时，或15个10小时工作日。如果不用机器而是用手工纺车，那么，一个手工纺工用60小时只能纺13盎司棉纱，即366磅棉花在变为棉纱时，要用2 700个10小时工作日，或27 000个劳动小时。又比如，过去印制花布采用的是木板印花或手工印花，现在采用机器印花后，一个成年男工或少年工就可看管一台机器，机器印花在一小时印制的四色花布的数量，相当于过去用手工印花时200个成年工人印制的总和。1793年，在伊莱·惠特尼（1765～1825，美国人，轧棉机的发明者）发明轧棉机以前，轧除一磅棉花的棉籽平均要耗费一个工作日。但自轧棉机出现后，一位妇女只需一天时间就可以轧100磅棉花。随着轧棉机的不断改进，效率也在不断提高。虽然原来每磅50分钱的棉纤维现在只卖10分钱，但利润却提高了，由此可见，其中包含的无酬劳动更多了。在印度，纺织工人在让棉纤维与棉籽分离时，原来使用的是一种半机器式的工具——手工轧棉机，使用这种工具，一个男工和一个女工一天只能轧28磅棉花。但自福尔布斯博士发明了轧棉机后，一个成年男工和一个少年工一天就可以轧250磅棉花。在可以用牛、蒸汽或水作为动力的那些地方，只需几个少年男女充当添料工，16台这样的机器，用牛来拉，一天的工作量相当于以前750个人一天的工作量。我们曾提到过，装在蒸汽犁上的蒸汽机在一小时内花费1/4先令所完成的工作，等于66个人在一小时内花费15先令所完成的工作。但是，这15先令绝不是这66个人在一小时内增加劳动的表现。假定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为100%，那么，这66个工人在一小时内就可以生产30先令的价值，虽然其中只有33小时表现为他们自己的等价物，即表现为15先令的工资。假如一台机器的价值等于它所取代的150个工人一年的工资，比如3 000镑，那么，这3 000镑绝不是这150个工人所提供的劳动在劳动对象上的货币表现，而是他们的年劳动中表现为他们工资的那部分劳动的货币表现。相反，机器的货币价值3 000镑则是生产机器时所耗费的全部劳动的表现，无论这一劳动是按什么比例形成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即使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相等，物化在机器中的劳动，也会比它所代替的活劳动要少。

如果仅仅把机器当作降低产品价格的手段，那么资本家使用机器的前提就是生产机器所耗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对资本而言，由于它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劳动，而是劳动的价值，所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价值之间存在着差额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机器。因为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或者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生产部门是不同的；又因为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时在劳动力价值之下，有时又在其之上，所以，即使生产机器所必需的劳动量和机器所代替的劳动总量之间的差额保持不变，机器的价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格之间的差额也可能会有很大变动。

机器生产使肌肉力成为多余，它成了一种雇佣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但四肢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资本家使用机器生产的第一个口号则是让妇女和儿童参加劳动。这样一来，工人家庭不分男女老少都受到资本的直接统治，致使雇佣工人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而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剥夺了儿童的游戏时间，还剥夺了家庭本身所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时间。

劳动力的价值不仅取决于维持成年工人个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还取决于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在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后，家庭中男性劳动力的价值也分摊到全家人身上，男性劳动力因为机器的使用而贬值。例如，现在购买一个家庭中的四个劳动力，也许比以前只购买这个家庭的一个家长劳动力要花费得更多，但现在四个工作日代替了原来的一个工作日，而现在的剩余劳动肯定超过原来的剩余劳动，因此劳动力的价格也随之下降。现在，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四口人不仅要给资本家提供必要劳动，还要为他们提供剩余劳动。由此可见，机器在扩大资本剥削范围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

机器还从根本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表现——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革命。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第一个前提是资本家和商人作为自由人和独立的商品所有者相对立：一方是货币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一方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在资本家购买未成年劳动力后，工人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还出卖妻子儿女的劳动力。

如果说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手段，那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作为资本的承担者，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为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越一切自然界限的强有力的手段。一方面，机器创造了新的条件，让资本任意发展自己的一贯倾向——尽可能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机器增强了资本家的欲望，成为他们新的动机。

劳动资料在机器上的运动和活动是离开工人而独立的。劳动资料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其自然界限的限制，它就会连续不断地进行生产，成为工业上的一种永动机。因此，劳动资料作为资本，具有这样一种欲望：试图把有反抗性但又有伸缩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压到最低限度。而且，由于在机器上的劳动操作相对简单，妇女和儿童又比较温顺，这种反抗的可能无疑就更小了。

机器的生产率同机器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大小成反比。机器运行的期限越长，生产的产品——机器加进价值量的承担品越多，机器转移到单个商品上的价值也就越小。而机器的使用寿命，是由工作日的长度或每天劳动过程的长度乘以劳动过程反复进行的天数决定的。

机器的损耗包括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有形损耗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使用而磨损，另一种是由于搁置不用而产生的磨损，如生锈。前者与机器的使用频率成正比，后者与机器的使用频率成反正。无形损耗是指，只要结构相同的机器能够再生产出来，而且价格更便宜，或是生产出更好的机器，那么原有机器的交换价值就会降低。在这两种情况下，即使原有的机器还有很长的使用期限，它的价值也不再由物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是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时间或更好的机器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所以，它的贬值是必然的。当某个部分采用新机器生产以后，那些让机器更廉价地生产出来的新方法，或涉及机器整个结构改良的新工艺便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因此，在资本家采用新机器生产的前期，延长工作日的动机会显得格外强烈。

棉纺女童工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之后，机器的大规模使用改变了生产结构和劳动力需求状况，为资本家使用童工提供了可能。为了减少成本，童工逐渐成了一个社会性问题。图为在美国一家棉纺工厂内，一个女童工正在工作的情景。

在工作日已定及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要实现对工人的双倍剥削，就必须把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不变资本与投在原料、辅助材料上的不变资本增加一倍。随着工作日的延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而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不变资本却保持不变，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剩余价值，还使榨取剩余价值所必需的支出相对减少。机器生产的发展使资本中越来越多的组成部分固定在一种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一方面可以不断地增殖，另一方面资本随着与活劳动接触的中断而丧失价值和使用价值。

机器之所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不仅因为它的使用直接造成劳动力贬值，让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格下降，致使劳动力的价格也随之下降，还因为它在最初偶尔被采用时，会把工人的劳动变成高效率的劳动，把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它的个别价值之上，使资本家用日产品中较小的价值部分就可以补偿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当机器生产还处于垄断的过渡时期时，产品的利润特别高，为了彻底利用这段黄金时期，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地延长工作日，高额的利润激起了他们更大的贪欲。

当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得到普及应用时，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会降到个别价值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代替的劳动力，而是来源于资本家所雇佣的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剩余价值仅仅取决于资本的可变部分，而剩余价值量则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和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在工作日已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则取决于资本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之间的比例。显然，机器生产想要提高劳动生产力或靠减少必要劳动扩大剩余劳动，必须以减少一定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为前提。机器生产使以前的可变资本中的一部分，也就是曾作为活劳动力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机器，即转化为不生产剩余价值的不变资本。如，在2个工人身上无论怎样也榨不出与24个工人同样多的剩余价值，24个工人只要在一天12小时的工作日中，每人提供1小时的剩余劳动，就可以提供总数为24小时的剩余劳动，而2个工人一天的全部劳动也只有24小时。因此，利用机器生产剩余价值包含着一个内在矛盾：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剩余价值率和雇佣工人人数中，机器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必须减少雇佣工人人数。一旦机器生产的商品价值随着机器的普及而成为所有同类商品起调节作用的社会价值时，这个内在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资本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矛盾正拼命推动资本延长工作日，以达到相对剩余劳动和绝对剩余劳动的增加，并以此来弥补被剥削工人相对减少的损失。

向资本家抗议的工人

机器的广泛应用，一方面使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因为机器生产能把工人的劳动变成高效率的劳动）；一方面使大量的劳动力被机器排挤，失去了工作，而没有被淘汰的劳动力则对资本家制定的苛刻规定更加唯命是从，对延长工作日的要求更是不敢有任何反抗。图为机器大生产时代的工人，他们因失业而向资本家提出抗议。事实上，他们既是失去工作的不幸者，也是逃脱被资本家剥削的“幸运儿”。(www.xing528.com)

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无期限延长工作日的强烈动机，并且使劳动方式本身和社会劳动体的性质发生变革，以打破对延长工作日这种趋势的任何抵抗；另一方面使过去资本家无法控制的那些工人阶层受他们的支配，并由于机器的排挤而失业，从而造成了大量过剩劳动力，致使他们不得不对资本家强加的规律唯命是从，从而产生了近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机器消除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并且在经济上也产生了一种反常现象：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效手段，竟然成为资本家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变为他们使资本价值增殖的最可靠手段。

资本家手中的机器所造成的工作日的无限度延长，使社会的生命根源受到威胁，随之引起社会的反应，从而产生了受法律限制的正常工作日。在正常工作日的基础上，劳动强化现象便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

显然，随着机器的改良和操作机器的工人经验的不断积累，无论是劳动的速度还是劳动的强度都会有所提高。但是，如果一种劳动是有规律地、日复一日地进行，那么一定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相互抵触，以致要延长工作日就必须降低劳动强度，而要提高强度就必须缩短工作日。自从依靠延长工作日来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做法开始变得困难后，资本家就全力以赴、想方设法地发展机器生产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通常，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让工人在相同的时间内以相同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同样的劳动时间加在总产品上的价值，仍然和以前一样多，因此造成单个产品的价值下降。

强制缩短工作日，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节约了生产条件，另一方面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即劳动凝缩到只有在已缩短的工作日中才能达到的紧张程度。现在，计算劳动时间的指标，除了“外延量[8]”以外，还有“劳动密度[9]”。一个10小时工作日中较紧张的1小时，同一个12小时工作日中较放松的1.2小时相比，会包含相同或更多的劳动消耗。因此，较紧张的1小时生产的产品和较放松的1.2小时生产的产品，会具有相同或更多的价值。

劳动强化是如何产生的呢？

工作日缩短的第一个结果，是由劳动力和活动能力同它的活动时间成反比这一明显的规律所产生的。所以，在一定的限度内，如果在力的作用时间上受到损失，就可以通过提高力的作用程度来弥补。

缩短工作日，创造了使工人劳动凝缩的主观条件，也就是让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付出更多的劳动，它一旦由法律来强制实行，资本家手中的机器就成为一种客观的、系统的、在同一时间榨取更多劳动的手段。而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提高机器的运转速度和扩大同一个工人看管的机器的数量，也就是扩大工人的劳动范围。

毫无疑问，当法律强制不能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家就想方设法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由此带来的剩余价值损失，并且抓住每一次改进机器的机会，把它当成是加紧吮吸劳动力的手段。而这种趋势很快就会到达一个转折点，致使劳动时间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缩短。

资本关系的产生，同时也激发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场斗争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工人反对劳动资料本身——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是在资本家使用机器之后。

17世纪，整个欧洲爆发了一场反对使用一种织带子和花边的机器的工人暴动。17世纪30年代，一个荷兰人在伦敦附近开办的风力锯木场被工人暴动摧毁。1758年，埃弗雷特制成了第一台水力剪毛机，但很快被10万名失业者烧毁。由此看来，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以学会把自己的攻击目标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其社会使用形式上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经验。

机器一作为劳动资料出现，便立刻成为了工人的竞争对象。资本通过机器来进行的自行增殖，与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数量成正比。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力以商品形式出售，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基础。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一旦工具由机器操纵，那么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便会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而此时，工人的劳动力就会像已经停止流通的货币一样，无人问津。甚至一部分会成为过剩劳动力，不再为资本增殖所需要，他们中的一部分在与机器生产的斗争中被毁灭，一部分则涌向所有比较容易进去的生产部门。工人阶级充斥着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的价格明显低于其价值。

随着机器的出现，劳动资料对工人进行了扼杀。工人对劳动资料也发生了首次的粗暴反抗。这种直接的对立，在新采用的机器化生产和传统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发生竞争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失业工人的小孩

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每一次新技术的变革，都使从事旧技术的工人面临着失业的悲惨命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可变资本投入的相对减少，必然加剧工人的失业。图中，两名小孩举着牌子，其中一个牌子上面写着：“why can't you give my dad a job（为什么你不能给我爸爸一份工作）？”

机器不仅是一个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因“过剩”而失业，它还被当作是一种敌对工人的力量被资本家公开地利用，从而成为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的最强有力的武器。

资本家使用机器，一方面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动机，并且由于劳动方式的改变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而削弱了对这种趋势的反抗；另一方面，机器排挤工人，造成大量工人失业，从而迫使工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家强加于他们的法则。这样，机器就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机器本是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手段，但在此时，却成了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的最可靠手段。

在政治经济学上，凡是头脑正常的代表人物都承认，采用新的机器，将对那些首先成为机器竞争对象的旧有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的工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也曾为工人沦为工厂奴隶地位而叹息，但他们最终却未采取任何措施，以致在对机器使用和发展的恐怖时期过去之后，劳动奴隶最终是增加而不是减少。是的，政治经济学正陶醉在一个令人厌恶的定理中，这是一个就连资产阶级“慈善家”都感到厌恶的定理：即使已经建立了大机器生产的工厂，在经过一段发展时期和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后，工人进厂所受的苦也远远超过他当初被抛向街头的时候。英国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纺织厂的事例表明，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工厂极度扩张的同时，工厂的人数不仅会相对地减少，还可能会绝对地减少。1860年，根据议会的命令，调查委员会对英国所有的工厂进行过一次专门调查，在郎卡郡、柴郡和约克郡地区，属于工厂视察员罗·贝克管辖的工厂区中，共有652家工厂，其中570家工厂一共拥有蒸汽织机85 622台、纱锭6 819 146个、蒸汽机27 439马力、水车1 390马力和雇佣工人94 119人。但在5年后，这些工厂却拥有织机95 163台、纱锭7 025 031个、蒸汽机28 925马力、水车1 445马力和雇佣工人88 913人。就是说，从1860年到1865年，这些工厂的蒸汽织机增加了11%、纱锭增加了3%、蒸汽马力增加了5%，雇佣工人却减少了5.5%。从1856年到1862年，英国的毛纺织业有了显著发展，然而工厂雇佣的工人人数却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新采用的机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代了以前各时期的劳动。

根据已经验证的事实，工厂工人就业人数的增加大多都是表面现象，就是说，这种增加并不是因为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厂扩大了，而是因为工厂的附属部门被逐渐合并。工厂扩大而工人并没有相应增加，是由于过去用人力推动的织毯机、织带机、织麻布机等，现在采用了以蒸汽机为动力。另外，除金属工厂外，许多工厂的工人都是18岁以下的少年、妇女和儿童。因此，这些工厂工人数量的增加反而表明了就业工人总数的减少。

月光下的运煤船

资本家使用机器，一方面创造了延长工作日的新动机，另一方面造成大量工人失业，致使工人不得不遵从资本家强加的法则。图中，运煤工人正披星戴月地工作。

我们知道，尽管机器生产排挤了大量的工人，但随着工厂数量的增多和现有工厂规模的扩大，工厂中就业工人的人数最终将比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人数多。假定在每周使用的500镑资本中，若采用旧的生产方式，不变部分将占2/5，可变部分占3/5，也就是说，500镑资本中，有200镑用于生产资料，300镑用于劳动力，即每镑雇1个工人。现在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总资本的构成就会发生变化。假定这500镑资本可分为4/5不变部分和1/5可变部分，那么，用于劳动力的只有100镑。如果这样，过去雇佣的工人中有2/3即200个工人将被解雇。如果工厂的生产规模扩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资本由500镑增加到1 500镑，那么，现在就需要雇佣工人300人。如果资本增加到2 000镑，就需要雇佣工人400人，这比采用旧的生产方式要多1/3。在人数上，工人绝对地增加了100人，但同预付总资本相比，却减少了800人，因为在旧的生产方式下，2 000镑资本可以雇佣1 200个工人，而不是400个工人。由此可见，就业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是并行不悖的。

以上假定，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资本的构成保持不变，因为生产条件没有发生变化。但我们知道，随着机器体系的不断进步，由机器、原料等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会不断增加，而用于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则不断减少，同时我们还知道，在任何生产方式下，改良都不可能经常进行，因而总资本的构成也不可能经常变化。即使有这种经常的变化，也常常会被间歇时期和在既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量的扩大所中断，于是，就业工人的人数也就增加了。例如在1835年，英国的棉、毛、精梳毛、亚麻、丝等纺织厂的工人总数只有354 684人，到了1861年，光是蒸汽织机占用的织工就有230 654人。当然，如果把1838年不列颠的手工织布工人和他们一起工作的80万家属考虑在内，这种增幅也就不算大了。而且，这里还没有把那些在亚洲和欧洲大陆上被排挤掉的手工织布工人计算在内。

失去工作的矿工

马克思指出，失业是资本积累或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虽然逐渐减少，但劳动力对资本的供给却在迅速增加，这就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图中，一群失业的矿工在矿厂周围等待工作机会。

另外，需要说明一下，我们在进行理论叙述的时候并未涉及那些纯粹事实方面的情况。在工业部门中，只需牺牲旧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的方式来发展机器生产，就一定会取得成功，这就像用针发枪[10]装备的军队一定能战胜用弓箭装备的军队一样。机器生产的初创时期，因借助机器生产而获取的高额利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利润不仅成为加速积累的源泉，还把很大部分新生的、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社会追加资本吸引到有利的生产领域。初创时期的这种特殊利益，不断地在采用大机器生产的工厂重现。然而，一旦大机器生产制度趋于完善，特别是在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煤、铁的采掘技术以及金属加工技术和交通运输业发生革命时，或者与机器大工业相适应的社会生产条件形成之后，这种生产方式就会获得一种弹力，获得一种突然的跳跃式的扩张能力，此时它只受原料和销售市场的限制。这是因为，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轧棉机使棉花产量增长；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发达为夺取国外市场提供了有力武器。机器产品摧毁了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那些市场变成了机器产品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英国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蓝等。

工业大国中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形成外国殖民地化，被殖民地化的国家许多都变成了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于是一种与大机器生产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应运而生，它使地球的一部分地区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区域，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的地区。

工厂制度跳跃式的巨大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从而导致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生产又出现瘫痪状态。整个生产过程按照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的顺序不断转换。这种周期变换，使工人在就业和生活上遭遇的无保障和不稳定状态，成为一种常见现象。

除繁荣时期外，资本家之间总是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斗争，他们不断争夺各自在市场上的地位。这种地位同产品的廉价程度成正比。竞争造成他们竞相改良机器以代替劳动力，每当出现这样的局面：为了追求商品价格的便宜，资本家总是强制地将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可见，工人人数的增加是以投入工厂的总资本在比例上迅速增加为条件的。但是，这个过程只在机器生产的高潮和低谷之间实现，即使如此，它还时常被技术进步所打断，这种进步时而潜在地代替工人，时而实际地排挤工人。机器生产中这种质的变化，不断地把工人逐出工厂，同时也将新生的劳动力拒之门外。然而，工厂量的扩大不仅把被驱逐的工人又吸收了回来，还将新生的劳动力也吸收了回来。随着工人不断地被排斥、吸收，他们在性别、年龄和熟练程度上也不断变化着。

只要粗略地看一下英国棉纺织业的命运，就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工人的命运。

从1770年到1815年，英国棉纺织业有5年时间一直处于一种不振或停滞状态。在最初的45年中，英国工厂主几乎垄断了整个世界市场。1815年到1821年，英国棉纺织业处于不振状态；1822年到1823年，进入繁荣阶段；1824年废除《禁止结社法》[11]后，工厂普遍大扩展；1825年又处于危机状态；1826年，棉纺织业工人因极端贫困而发生暴动；1827年情况开始好转；1828年，蒸汽织机大量涌现，棉纺织产品的输出量大增；1829年，棉纺织产品的输出量特别是向印度的输出超过历年总和。但1830年，随着生产过剩而出现市场商品充斥，境况艰难；1831年到1833年，不振状态持续三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1834年，英国棉纺织业再次进入活跃、繁荣阶段，工厂和机器大增，工人严重不足。资产阶级颁布《新济贫法》[12]，促进农业工人向工厂区流动，农业各郡的儿童被劫掠一空；1835年，棉纺织业出现大繁荣，与此同时，手工织布工人却艰难度日；1836年，英国棉纺织业依然处于大繁荣，但在1837年和1838年，又处于危机和不振状态；1839年，英国棉纺织业开始复苏；1840年，又出现严重萧条，工人发生暴动，政府出动军队干涉；1841年和1842年，大量工人穷困潦倒；1842年，为迫使政府废除《谷物法》[13]，工厂主将大批的工人解雇，导致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向街头抗议，被政府军队镇压。

[1]劳动力价值：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由于劳动力只能作为活着的劳动者的能力而存在，而劳动力的生产要以劳动者的生存为前提，劳动者的生存和维持，则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而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便成为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就由维持劳动力所有者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构成。

[2]《国富论》：全书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是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大著作之一。其作者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3]此特殊生产力是指劳动者在有计划地与他人的分工协作中，摆脱个人局限，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

[4]氏族公社：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血缘纽带和血统世系相联结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曾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原始社会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

[5]行会：它是在封建社会，随着城市的兴起和手工业生产的繁荣，为了保护同行手工业者的利益不受外人的侵犯，为了阻止外来手工业者的竞争和限制本地同行业的手工业者之间的竞争，城市手工业者建立起的一种组织。行会发展到后来，其代表还可以通过选举进入市政会。

[6]哈勒姆湖：荷兰语作Haarlemmermeer。荷兰北荷兰省一湖垦区。面积18 486公顷。1531年时为数个湖泊。因涨水，至1830年连成一片。该湖常洪水泛滥，威胁着哈勒姆和阿姆斯特丹。

[7]自动走锭精纺机：1779年由塞缪尔·克隆普顿（童工出身）发明。它结合了“珍妮机”和水力纺纱机的优点，又称“骡机”。这种机器纺出的棉纱柔软、精细又结实，很快得到广泛应用。到1800年，英国已有六百家“骡机”纺纱厂。

[8]外延量：马克思把工作日的延长称为劳动的外延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者的经验积累，劳动的外延量可以转化为劳动的内含量。

[9]劳动密度：在正常的人体劳动能量消耗范围内，除去无效活动的成分，其中劳动成分占所有活动的比重称为劳动密度。

[10]针发枪：用击针击发子弹的步枪。扣动扳机后，枪机上的长杆形击针刺破子弹壳，撞击底火，引燃发射药，将弹丸射出。

[11]《禁止结社法》：英国没有成文宪法，却存在自由结社的传统。在普通法体系下，社团的成立不需要经过登记程序。服务于慈善目的或文化和政治等其他目的的社团，在18世纪和19世纪开始普遍存在。但由于对工人运动的担忧，崇尚自由主义的英国，却在1799年和1800年颁布的《禁止结社法》中规定工会为非法团体，禁止工人参加工会，这一规定直到1824年才被废除。1906年，英国承认结社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公民有组织宗教、文化、劳工、政治等团体的权利。

[12]《新济贫法》：1834年，英国政府出台了《济贫法修正案》，史称《新济贫法》。《新济贫法》克服了《旧济贫法》中的一些流弊，如滥施救济、管理不善等。它废除了“院外救济”，尤其是流行一时的斯皮纳姆兰制。贫民只有在进入“济贫院”后，方可获得食物救济。

[13]《谷物法》：英国1815年制定的限制谷物进口的法律。它规定，当国内市场小麦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谷物进口。目的是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该法实施后，谷物价格骤贵，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国外市场也提高了英国工业品进口税，从而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1846年，该法被废除。